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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上床时，我没什么睡觉的心情，今早一觉醒来，却发现有某种平静的感觉传遍全身，仿佛从身上移走了一个重担。穿衣服的时候，我再度思考我新的处境，发现自己有些兴奋。
那天早晨的情况，如今只剩朦胧的印象。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是，我忽然有个念头，觉得自己应该以仅剩的时间，把原本计划在往后几天达成的任务，尽量加以完成；若不如此便没有职业道德了。这种态度显然有些荒谬，然而我并不觉得不妥。早餐过后，我急切地展开工作，在楼梯里匆匆忙忙地登上爬下，催促司机穿越城里拥挤的马路。到了下午刚过两点我坐下来吃午餐时，我已大略完成了自己原先预定要做的事情，尽管这一点今日对我而言已无甚意义，但我必须承认当时对此可是相当自豪。
然而与此同时，当我回顾那天发生的事时，我有个极其强烈的印象：我跟我做的事情之间有某种奇特的疏离感。当我在公共租界里穿梭，跟许多城里最有名望的人谈话时，我的一部分内心却几乎是在嘲笑这些人回答我问题时的殷殷切切，嘲笑他们一副想要帮忙的可悲模样。老实说，我在上海待得愈久，就愈鄙视这些所谓租界的领导人物。几乎我每进行一天的调查，就会多揭露一些他们这些年来的疏漏、腐败，或者更等而下之的事。打从到了上海的那天起，我从来不曾遇见过谁真诚地为自己感到羞耻，也没人承认若非那些掌权的人优柔寡断、短视近利，甚至别有居心，这里的情况根本不会走到这般风雨飘摇的地步。那天早上我去了上海俱乐部，会见三位非常杰出的“精英”。再次面对这些人的浮夸狂妄，面对他们一再拒绝承认这整件悲剧全是他们的无能所造成的，一想到自己就要把这些人从人生里甩掉，我就觉得十分愉快。确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非常确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确定这群人几乎共有的想法不仅毫无道理可言，而且根本就应该彻底唾弃——他们竟然认为，化解危机是我一人该独扛的责任。我可以想见，不久之后，这些人听到我离去的消息会有多么震惊——接下来是接踵而至的震怒与惊慌——我承认，想到这些真让我胸中的闷气一扫而空。
吃着午餐，我发现自己回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跟詹妮弗在学校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想到我们两人在那间小会客室里，各自尴尬地坐在扶手椅上，阳光在橡木墙板上舞动，从她身后的窗子还可以看见延伸到湖边的草地。她静静听我解释，我费尽唇舌告诉她为什么我非去不可，告诉她在上海等着我完成的任务有多么重大。有好几处我停了下来，期望她问我一些问题，或至少说说她的看法。不过每次她都只是认真地点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最后，我发现自己开始重复了，于是我把话打住，对她说：
“那么，詹妮弗。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不知道我想听到什么。不过她又凝视了我一会儿，脸上并无愤怒之情。她回答：
“克里斯托弗叔叔，我明白我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不过那是因为我还年轻。等我年纪再大一点，或许不用太久，我就会有办法帮你。我就可以帮你，我保证我会帮你。所以，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请一定要记得好吗？记得我在这里，在英国，你回来以后我会帮你。”
这实在很出乎我的预料，尽管人到了上海，我还是常常回想她说的这些话，我还是不太确定，她当日想传达给我的是什么讯息。她的意思是，尽管听我说了半天，她还是认为我不太可能达成我在上海的使命吗？我还是得回到英国，再耗很多年继续从事我的工作吗？同样地，这也可能只是个不知所措的孩子说的话，她在话里尽力掩藏心中的不满，我实在没有必要如此反复推敲。尽管如此，那天下午我坐在旅馆的花房里吃午餐时，我发现自己又再次陷入沉思，想着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
咖啡快喝完的时候，旅馆服务台的职员过来告诉我，有通电话急着找我。他带我到外头楼梯平台上的电话亭，接线生忙乱了一会儿之后，我听到一个不知在哪儿听过的声音。
“班克斯先生吗？班克斯先生吗？班克斯先生，我终于想起来了。”
我没说话，生怕只要我一出声音，就会危及我们的计划。不过，那个人又说了：
“班克斯先生？您听得见吗？我想起了重要的事情。有关我们无法搜查的那栋房子。”
我才知道那原来是孔探长；他的声音虽然粗而沉，听来却是精神饱满。
“探长，对不起。没想到是您。请说您想起了什么。”
“班克斯先生。有时候，您知道的，我专心抽烟斗的时候比较想得起事情。许多遗忘多年的事都会浮现在眼前。所以我就想，再试一次，我该去抽个烟斗看看。于是我想起那个嫌犯跟我们说了什么。我们无法搜查的那栋房子。就在一户房主叫叶辰的人家的正对面。”
“叶辰？那是谁？”
“我不认识。许多比较穷的人说地址都不用街名。他们用显著的地标。那栋我们不能搜查的房子，就在叶辰他家对面。”
“叶辰。您确定就是这个名字？”
“我确定。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不是个常见的名字？上海有多少人会叫这个名字？”
“幸好那个嫌犯还给了我们另一条线索。这个叶辰是个瞎子。您要找的房子，就在一个名叫叶辰的瞎子家对面。当然，他可能搬家了，也可能过世了。不过，只要能查出我们当年办案的时候，这个人住在哪里……”
“那当然，探长。您真是帮了大忙。”
“那我就开心了。我也猜您会这么觉得。”
“探长，真是感激不尽。”
我发现时间不早了，挂上电话之后，我没回去把午餐吃完，而是直接上楼回房间打包。
我正想着该带走什么，却有某种诡异的不真实感袭上心头。有一度我在床上坐下，望着窗外的天空。我蓦然感到不可思议：刚才得到的这条线索，若是早一天出现，就会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不过此时此刻，我在脑子里随意想想，却觉得这东西已经像是湮没在逝去的岁月里，如果我不愿想起就可以将它忘记。
打包完毕之后显然还有时间，因为三点半有人准时敲门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椅子上等了好一会儿了。我把门打开，外头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也许还不到二十岁，穿着长袍，帽子拿在手上。
“我是您的司机，先生，”他轻声说明，“若有行李，容我来提。”
年轻人把车驶离华懋饭店，我望着南京路上的忙碌人群走在午后的阳光里，觉得自己像是从远处眺望着他们。我在车里坐定，把什么事都交给司机去料理——尽管年纪轻轻，但他貌似十分沉稳干练。我想问他跟莎拉有什么关系，但我随即想起她提醒过，要我别说非必要的话。因此我没有开口，不久，我的心思就转向了澳门，还有多年前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澳门相片。
车子开了约十分钟，我忽然把身子靠向年轻人，说道：“嗯，对不起。这样问你不知道有没有用。不过，不知道你会不会碰巧认识一个叫做叶辰的人？”
年轻人的目光并没有从眼前的路上移开，我才要再问他一次，他就说了：
“叶辰。那个失明的演员吗？”
“没错。呃，我知道他是瞎了，却不知道他是演员。”
“他不是什么知名的演员。叶辰。他以前是演员，好多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小孩。”
“你是说……你认识他？”
“不认识。不过我知道这个人。您对叶辰有兴趣吗，先生？”
“没，没有。没什么。正好有人对我提起他。没什么要紧的。”
路上我没再说什么。我们在窄街小巷里转来转去，等他在一条静谧的后街停下车子，我已经完全不知道我们到哪里了。
年轻人把车门打开，把手提箱递给我。
“那家商店，”他说，用手一指，“有留声机的那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