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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年末已经过去，2003年的轮子轰轰烈烈地碾过来。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离开四川去上海的最后一天了，这个寒假匆忙地就过去了，好像我就是昨天才回到家， 然后睡了一个冗长的觉，第二天就提着行李又起程。

2002年已经过去，而我依然匍匐在时光中，等待心里一直等待的东西，尽管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又要到很久之后，在某一个清晨，在某一个陌生的街道，回首又见它。

扬 花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从老师家补课回来。一路上灯火辉煌，满城的物质生活在我眼前飞扬不息，如同这个春天漫天漫地的扬花。

一瞬间我想起杜拉斯的物质生活，然后低头笑一笑继续往前走。

路上经过一个广场，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在那里滑滑板，我听到轮子在水泥地面摩擦时真实的声音，其中一个孩子高声哼唱着一段诡异的旋律，我知道那是病医生《夜上浓妆》里的歌曲，那张唱片的封面上有句让我很崇拜的话，“仅以此张专辑以传世”。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小a，也许是因为那些年轻孩子的身影太像我们原来的时候，整夜整夜在外面玩，然后在天亮的时候愉快地回家。

只是现在小a在日本念大学，而我，在中国念高三，念得几乎要绝望了。

我发现自己在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我开始把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称为年轻的孩子，好像我自己已经年华早逝的样子。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由得俯下身来，我想看看地面上有没有我成长的痕迹，看看那条痕迹是不是悄悄地向前蔓延了很多。因为，我仅仅十八岁而已。我还是该称自己为孩子。

小a从日本不断地打电话回来，国际长途，信号出奇地差，我可以从电话里隐约地听到那些低声的日语在他的身旁弥漫开来。他说你过得怎样？我说还好。他说还好就行，我怕你不开心。

放下电话，我才慢慢地说，其实我很累，可是，对你说有什么用。

然后我看到飞进住宅区的天空中的扬花，它们无声地落满了我的肩头。它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带来一些我无法听懂但可以感受的暗示。

开学已经半个月了，我的生活平静地向前奔流，如同一条安静的河，而且日复一日地继续。

我现在住在一个老师家里，有自己的房间，有我所能想见的现阶段的最大的自由。按照道理说我应该很快乐，我也真的很快乐。可是在每个笑容的背后，我却有着只有自己才能感 受到的疲惫，如同用很薄很薄的刀片在皮肤上划出很浅很浅的伤痕，那种隐约但细腻持久的疼痛，有时候会被忽略，有时候却排山倒海地奔涌到我的面前，哗一哗一哗，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以及天空海鸟的破鸣。

我的窗外是一排立在春风中树叶越来越密的树木，高大，挺拔，阳光从枝叶间穿透下来的时候，成为一块一块很小的碎片，纷乱地掉落在我的窗前。就像那些散落在我窗前的吉他声音一样。

卓越每天中午总是在窗户外面练习吉他，一大段一大段的练习曲。有次我看到了他的手，长出一个一个晶亮的茧。我总是羡慕他有花不完的时间，而且，他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的自 由。而我所谓的自由，必须要放弃另一段自由之后才可以得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笑话。

这个春天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也夺走了我太多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究竟哪些是水中的幻象，哪些才是手中的真实。

我去上海的七日再次成为我的一个梦，一个我不愿意醒来的梦境。梦境中有清和，有一草，有颜歌，有爆破，有我们凌晨在宽敞的马路上游荡的身影，和我们如扬花般漫天飞翔的笑声。

在上海的第四天，清和在地铁站门口笑眯眯地对我和颜歌说，今天立春。

然后我迅速地仰望了一下天空，我想知道，我的城市里，有没有四处飞满扬花。

在我呆在上海的日子里，我，颜歌，清和，我们三个总是每天有走不完的路乘不完的地铁，在上海的地上地下频繁出没。在我的记忆里，那七天抽象为一幅明亮的油画，用色绚丽，光线明朗，一句话，直指人心的纯粹的快乐。我似乎是一直在笑，尽管我的脸上没有很多表情，可是我知道我内心的愉悦。为颜歌的纯真，为清和的真诚，为一草的热情。现在我还仍然记得清和从飞机场的厕所里走出来拿着手机用十分不敢确定的眼神看着我的样子，还有颜歌在人民广场用800度近视却不带眼镜的目光看着我对我说hi的时候的样子。一切的一切，让我快乐。

比如我和清和走过市三女中门口看见居然有人去抱着那块写着“欢迎第四届新概念参赛选手”的牌子照相，我们同时深为绝倒。比如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坐在宾馆走廊的地毯上，偶尔有人从我们身旁走过，我们三个都几乎没有说话，偶尔说一些，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天大家就要离开。

在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清和给我的留言，她说，那天晚上，她看着长长的走廊，觉得几乎没有尽头。

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我打电话给清和，想和她说再见，可是她已经关机。然后我登机，坐在座位上，拿出cd机，找到爆破送给我的cd，然后闭上眼睛听音乐。可是几秒钟之后，我突然坐直身子，因为我听到耳机里传来的摇滚的声音。我像是重新回到以前和颜叙一起整夜整夜听摇滚的日子，那些在黑暗中散发灼灼光芒的岁月。我旁边一个男人在翻着一本很无聊的航空杂志，空中小姐提醒我系好安全带，然后在飞机起飞的轰鸣声中，在耳里歇斯底里破裂而华美的摇滚旋律中，我离开了上海，将我的忧伤带上9000米的高空。

在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楼下的邮差在喊我的名字，然后我下去，那个人说有我的信。我从他手里接过信封，然后看见上面爆破的地址，湖南邵阳。当我上楼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电脑已经转到屏幕保护，大片大片的白色樱花不断飘逝。然后我拆开爆破的信。

爆破是我在上海比赛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很喜欢他。在比赛结束的那天晚上，我们和很多人在我们的房间505聊天，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我很少说话，爆破也是，我蜷身坐在房间一角的沙发上，爆破则躺在我对角线的角落的那张床里。当所有人散去之后，我站在窗户前看楼下对面那个通宵灯火通明却不营业的家具店，然后感叹真是奢靡。然后我听见爆破在我背后说，你想睡吗?要不我们出去走走，然后我就笑了，我说正合我意。

那天我们一点多出门，然后在空旷且有点冷清的街道上一直荡到了5点，我们聊音乐，聊旅游，聊他的生活和朋友，街上偶尔驶过车子，车灯从我们脸上斑斓地照耀过去。当我和爆破看到一家特奢侈的陶瓷店的时候，我们同时说将来一定要有钱。我说要是我有钱了那该多好，我可以去多远的地方旅游啊！爆破仰天憧憬，要是我有钱了，那该多好啊，我可以买一屋子的cd了。于是我想起颜叙，那个在我天花板上不断跳舞的孩子，那个摇滚乐听到死的孩子。于是我对他讲起我在《天亮说晚安》里写到的一切。在我讲述的过程中，爆破也一直在讲，当我讲完的时候，我从爆破的话中发现，其实他比颜叙更像个没有方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