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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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h3>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中国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中国河流上的船只比基督教国家所有河流上的船只还要多，运载着比欧洲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食物，这些食物精致得几乎令人无法相信。中国少女谦逊端庄，中国妻子善良美丽，杭州妓女的热情好客也让外国人念念不忘。但是，最让人惊讶的，还是中国的商业。“我可以非常老实地告诉你，”马可波罗说道，“中国的商业规模之大，若非亲眼所见，绝不会有人相信。”

于是，问题产生了。1295年，当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时，那些等着听他故事的人，事实上并不相信他的话。尽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10磅重的梨，马可·波罗大部分的描述还是和我们在图8-1中所见的一致。马可·波罗去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发展正远远领先于西方的社会发展。

虽然马可·波罗惊叹于东方世界，但是有三件大事他并不知道。首先，它的领先地位正在下降，社会发展指数从1100年的20分降至1500年的6分以下。其次，在第七章末尾预见的那个情形——东方的铁器制造商和磨坊主将开始工业革命，大量利用化石燃料——并没有发生。虽然马可·波罗对中国火炕燃烧用的煤炭感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的肥鱼以及半透明的瓷器同样感兴趣。尽管他所描述的这片土地令人惊叹，但是它还保持着传统的经济模式。最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欧洲人就要来了。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声称自己到达了中国，虽然他到达的是美洲。1513年，哥伦布的侄子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成为第一个真正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在哥伦布登陆和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过东方之间，经历了三个世纪。这一章揭示的漫长时期并不是东方时代的结束，甚至不是东方衰败的开始。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25W.jpg" /> <h5>图8-1 在日益缩小的世界里日益缩小的差距：贸易、旅游以及动荡时期再一次将东西方连接在一起</h5><h3>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欧洲</h3>

这是1127年的1月9日，地点在开封。这个城市的城墙在铁锤和炮弹的攻击下变得满目疮痍。没人知道在这场大风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城墙上的中国防御者们射出大量弓箭，不停地向黑暗中开火，试图击退向他们逼近的敌军。三千名女真族士兵最先受到攻击——有的被烧，有的被比弓箭还锋利的石头砸伤——但是进攻者踩在尸体上继续前进，重整队伍。女真族是中国北部边界的最新威胁，他们习惯了面对糟糕的情况。在城墙内，虽然有100个人倒下了，但是四处遍布的尸体并没有令防御者失去信心。但接下来军官们逃散了，谣言四处散布。没多久，传来了攻城塔的声音以及毒箭的嘶嘶声。我们不知道恐慌是如何产生的，只知道突然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尖叫着从城墙里跑出来，拼命地四处逃散。敌人攻入了城内，烧杀抢掠。宫殿里的很多女人宁可投水自尽，也不愿忍受将要发生的事，但是皇帝就这么等着被俘虏。

开封的沦陷是意料之中的。尽管在11世纪，宋朝经济繁荣发展，但是与北部边境的契丹族无休止的战争给宋朝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并且历代皇帝只是不停地寻找新的方式进行赔款而已。因此，在1115年，当“野蛮的女真族”提出帮助攻打契丹族时，宋徽宗心急地接受了。宋徽宗本该担心这些女真族在短短的20年里已经从落后地区的农民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士，但他并没有。宋徽宗精通音乐、绘画和书法，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的大臣们醉心于政治斗争，并不理会铁一般的事实。对女真族的支持，使得宋徽宗创造出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首先侵吞了契丹族，然后是宋徽宗自己。如果残余的宋朝大臣没有坐船逃窜的话，他们也会被这个怪物吃掉。直到1141年，女真族（当时控制中国北部）和一个被极度削弱了的宋朝（定都杭州）才划分了边界。

开封的沦陷以及之后南北贸易受到破坏，意味着在整个12世纪社会基本没什么发展。虽然社会停滞不前，但是并没有崩溃。开封迅速地从这场浩劫中恢复过来，甚至一度成为女真族的首都；杭州也发展成了一个大都市，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南部的煤田产量虽然没有北方煤田的产量多，但是依然非常可观。12世纪的工业家已经懂得如何在生产铁的过程中利用更加廉价、劣质的煤炭，甚至还懂得如何从铁加工过程所产生的污染副产品中提炼铜。贸易、纸币、化石燃料以及商品生产不断发展，在120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

铁木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铁木真于1162年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出生。他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人手中夺走了诃额仑，使她生下了铁木真。铁木真名字的由来是在他出生时，也速该正好俘虏了敌对部族的一位名为铁木真·兀格的勇士。按照当时蒙古人的信仰，在抓到敌对部落勇士时，如正好有婴儿出生，该勇士的勇气会转移到该婴儿身上。铁木真之名即由此而来。铁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离营地的时候，把他给忘了，直到一年后才回来找他。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儿族杀害，塔塔儿族还赶走诃额仑，偷了她的动物，使她挨饿。铁木真跑回家中，抓老鼠给诃额仑充饥。他还杀害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因为根据部落的规定，他的兄弟有权娶诃额仑为妻。之后，铁木真被贩卖为奴隶，等他逃出来之后，未婚妻已经被抢了，肚子里可能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铁木真把抢夺她的人杀了，把她夺了回来。[1]

铁木真是一个铁血铮铮的男子汉，否则的话，蒙古人也不会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无畏的领导者”——他也不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心理专家都认为，他夺权的道路（杀死自己的胞弟札木合，无视亲族要求改变战争，以及在争吵中和他的酒鬼儿子反目）与他早期的家庭经历不无关系。

在某些方面，两千年里，蒙古草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和他之前的首领一样，成吉思汗一方面害怕宋朝，一方面又觊觎它的财富。这些因素促使他突然袭击宋朝北部的女真国，并且利用战利品贿赂其他的蒙古领袖，让他们追随他。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要遵守这个历史规律，即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半个世纪以来，定居在这里的中国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在草原上建立城镇，引进了灌溉技术和犁。农民从游牧民那里获得土地，而游牧民从农民这里学会了制造武器。

很显然，在这样的交易中，游牧民占了上风。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成吉思汗——这个最了不起的游牧首领——知道如何将城里的技师和他的骑兵部队完美结合起来，使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他死之前（1227年），他已经从太平洋一路打到了伏尔加河。根据一个波斯人所见，成吉思汗就像“从纸上抹去字迹”那样轻易地扫除障碍。蒙古人所经之处“都变成了猫头鹰和乌鸦的栖息地，只听得见呼呼的风声”。

成吉思汗不需要社会发展指数来告诉他宋朝是个适合抢掠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试图偷走一切，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将宋朝北部都变成蒙古马驹的冬季牧场。1215年的时候，他摧毁了90多座城市，放火烧了中都（今北京）整整一个月。不过，在他死后，统治者开始认为让农民留在土地上并向他们征税，获得的回报更大。

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实行这个新政策。宋徽宗与女真族联盟对抗契丹族，结果使得开封沦陷，自己被俘虏。然而宋朝新的统治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在1234年的时候和蒙古族结成了类似的联盟与女真族对抗。结果更糟：蒙古人吞并了女真人的金国，并且使得宋朝军队处于崩溃的边缘。

正是蒙古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宋朝在1230年时并没有灭亡。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他的儿子窝阔台接过了大权，尊称为“大汗”。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为了继承汗位不久就开始了政治斗争。有些人担心，如果窝阔台征服宋朝的话，手中会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在汗位的继承中，对他的儿子会非常有利。因此，他们对主要的蒙古将领施加压力，让他们进行西征。1237年的时候，他们成功地令主要的蒙古部落突然改变计划，向西前进。

欧洲人完全不能理解蒙古人。英国编年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认为，这些入侵者完全是一个谜。他说：“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方法接近他们，他们也从来不暴露自己，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与其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或其人民的情况。”马修错误地将鞑靼人（对蒙古人的称谓之一）翻译成塔耳塔洛斯（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地狱深渊之神。他认为蒙古人就是“跟撒旦同属一类的、面目可憎的一个大部落”。又或者，他们是以色列人中走失的一个部落，最后又找到了回去的方向。虽然马修知道，蒙古人并不会说希伯来语，也似乎完全不知道摩西律法，但是马修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些犹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诫前，误入歧途，他们：

<blockquote>

追随奇怪的神灵，有着不为人知的习俗，所以现在有着更加了不起的行为。由于上帝的报复，他们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们的语言令人迷惑，变成了冷酷而且没有理性的禽兽。

</blockquote>

蒙古人征服了德国和匈牙利的骑士，并远征至维也纳。但是他们掉头离开了——就像他们突然放弃宋朝那样，将他们的战俘驱赶到亚洲腹地。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可汗的继任者，所以当窝阔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时候，欧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当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一个更加富裕的目标——伊斯兰中心。1258年，他们仅用两周时间就攻破了巴格达的城墙。三天里，他们没有给最后一位哈里发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后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当他拒绝这么做时，他和他的继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来，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队在加利利海岸边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但是那时蒙古人的四处征战已经使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伊斯兰的中心地带经济落后了两个世纪。不过，蒙古人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恰恰是他们没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为他们没有洗劫开罗，所以开罗仍然是西方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为他们没有入侵西欧，所以当时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伊斯兰核心地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发展仍在继续，并且到了1270年，就是马可波罗动身前往中国的那一年，欧洲的中心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这块地区是蒙古人没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驾崩之后，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最终决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弃了他们在西方的战争。这是蒙古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艰难的战争，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时间围攻襄阳。到了1279年，当忽必烈把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逼到海里的时候，中国处于工业革命边缘的经济结构正在崩溃。东方的社会发展直线下滑。

除此之外，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封从女真人的抢掠中恢复了过来，不过它经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当时黄河决堤，摧毁了供养这座城市的运河——这条运河给开封运来煤炭，运走产品。在此之前，黄河就已经泛滥过很多次，与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坏放大了自然的残酷性。在蒙古军队入侵后，1230年发生的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开封周围100万人的生命，在四川这个人数也许更多。1270年时，死亡人数更多。总的说来，13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四大天启骑士——迁徙、国家崩溃、饥荒以及疾病，人口减少了1/4左右。尽管马可·波罗对中国十分赞叹，但到了129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停滞了。事实上，东西方的差距正在缩小。

<h3>枪炮、病菌和钢铁：社会发展最强大的塑造力</h3>

在公元1～4世纪之间，东方的社会发展曾经衰退过。第一个千年中，东方社会发展迅速，有效地缩短了核心地区间的差距。一些旅行者、商人以及掠夺者建立了重叠的贸易区，他们穿过大草原，进入印度洋。这种东西方交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产生了破坏发展的因素。当西方的核心地带无法打破43分左右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时，天启骑士把东西方的核心都拖垮了。

到了公元9世纪，东方的发展已经恢复到可以开始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商人、传教士以及移民再一次穿过了大草原和印度洋，建立起交流的重叠区。在成吉思汗小时候，商人已经不仅带着诸如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还带着散装食物穿过印度洋，数量之多，令罗马人都会嫉妒；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爪哇的麻喏巴歇，国际化的商业城市正在兴起。

蒙古人对草原的征服给第二条东西干线带来了稳定，可汗窝阔台也急于把他在喀喇昆仑的新首都变为一个帝国之都。据说，他为了吸引商人到那儿，无论他们要价多少，都付给他们比要价高10%的价格。波斯学者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写道：“每天吃完饭后，他会坐在宫殿外的一张凳子上，在那儿有各种各样堆积如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除了商人，一起到来的还有牧师，这显示了蒙古人对宗教的开放态度。“就像上帝给了一只手不同的手指一样，窝阔台也给了人类不同的信仰方式。”窝阔台的继承者这么告诉一个基督徒。为了了解不同的信仰，1254年，可汗决定在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间进行一场公开辩论。这种事也只有在喀喇昆仑才会发生。

很多人围观，但是辩论进行得并不成功。根据蒙古传统，在辩论中场休息的时候，要给辩论者端上马奶酒。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们的争论偏离了重点。酒精磨钝了他们的善辩，基督徒唱起圣歌，穆斯林吟诵起了古兰经，佛教徒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后大家都醉得不能继续了。

虽然这些宗教团体没能实现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西方人不断前来。穆斯林商人将东方的货物带到克里米亚的卡法，然后卖给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但把这些货物卖到北欧，还追踪这些货物的来源。马可·波罗的叔叔于1260年离开卡法，一路来到北京，然后在1274年的时候，又进行第二次旅程，带上了小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到来了。1305年，一位刚刚到达北京的基督徒炫耀自己通过草原的这条路线比海上贸易路线更迅速、更安全。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只是在欧亚大陆之间建立起了一些简单的联系，但是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却织起了一张真正的网，使得大量人口穿过欧亚大陆，为11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带来了第一次技术迁移。这对落后的西方国家来说非常有利。一些事物如独轮手推车，在公元1世纪左右就在中国发明出来了，于1250年左右传到了欧洲，公元5世纪在中国使用的马项圈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到欧洲。

但是，那时最重要的技术迁移却是廉价的铸铁工具。这些工具于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出现，公元1世纪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常见了。11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掌握了铸铁技术，不过1380年才传到欧洲。如果你曾经试着不用铁锹挖掘泥土的话，你就知道铸铁有多重要了。我在希腊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储藏室的钥匙丢了，我们没有任何铁制工具就开始挖掘。当你像1380年前的欧洲人那样徒手挖掘时，土壤似乎变得尤其坚硬。我可以肯定地说，第二次东西方交流解放了欧洲的能源生产。

同样重要的还有信息技术。公元105年，中国工匠首次用桑树皮制成纸张，到公元700年的时候，纸张已经变得十分常见。造纸术于公元750年传入阿拉伯（因为在中亚抓住几个中国造纸师），意大利在1150年之后从阿拉伯买进纸张，直到1276年，才开始自己制作纸张。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工匠已经使用了500年的雕版印刷术和200年的活字印刷术。欧洲在1375年左右才引进或者说是改造了雕版印刷。12世纪末，中国和印度发明的船桅和船舵，经由阿拉伯传到地中海地区。

除了诸如独轮手推车这样的古代发明，西方人也学习了最新的技术。1119年，中国的书籍中首次提到指南针；1180年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而火炮传播得更早。在13世纪，蒙古军侵略宋朝时，东方的工匠已经知道如何令火药迅速氧化从而发生爆炸，而不仅仅是燃烧，接着他们将这个新技术应用到竹筒中，助推箭头。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火炮（也许要追溯到1288年）在中国东北，是一根一英尺长的铁管，能够装入铅弹。仅仅30年后，在1326年，佛罗伦萨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门铜炮，并且第二年在牛津手稿的一个插图中画出了两门做工粗糙，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火炮。阿拉伯首次使用火炮是在1331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西欧很可能是从蒙古人那里直接学到火炮技术的，然后将这个技术传给了西班牙裔的穆斯林。又过了30年（1360年），这些新武器才传到了埃及。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火炮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即使如此，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和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一样，传播的最重要物品却是病菌。“中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灾难性的瘟疫。瘟疫摧毁了国家，使人口急剧减少，”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Ibn Khaldun）写道，“它吞噬了文明的很多美好事物，使它们彻底消失。”这个瘟疫就是黑死病。

瘟疫在亚洲腹地变异，沿着丝绸之路扩散。一位阿拉伯学者（他自己就是死于瘟疫的）认为大草原约在1331年爆发瘟疫。同年，瘟疫沿着长江流域肆虐，据说每10个人中就有9个死于瘟疫。我们无法得知，在接下来的20年内是不是同样的病菌摧毁了欧亚大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1338年和1339年蒙古人的墓碑上提到的瘟疫就是这个。到了14世纪50年代，瘟疫平息了好几年，然后突然地到处都迅速爆发了瘟疫。1345年，中国东部沿岸瘟疫肆虐，第二年，一支蒙古军队将瘟疫带到了克里米亚的卡法，一个世纪前，马可·波罗的叔叔正是从这个城市离开，动身前往北京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回到原点。

1347年，商人们把鼠疫带到了地中海的每一个港口。从英国到伊拉克都出现了黑死病——“胳肢窝下或者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通常这两个地方都有肿块，”一位法国编年史家在1348年记载道，“死亡不可避免。”通过咳嗽传播的肺鼠疫，甚至更加致命。“人们身上有很多血点，身上布满了红斑，然后死亡。”大马士革的一位诗人这样写道，他本人于1363年死于瘟疫。

很多作家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墓地都无法容纳更多的尸体，牧师正念着最后的经文就突然死去，整个村庄都空了。另一位大马士革诗人写道：“人类的灵魂变得非常廉价。”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

到了1351年，已经有1/3甚至一半的西方人死于疾病，疾病从地中海地区扩散到俄国，然后又传播到中国。那一年，中国皇帝从亚洲内陆征用了“绿眼基督徒”与那些带来瘟疫的造反者作战。瘟疫杀死了一半的军队，之后中国每年都受到瘟疫的袭击，直到1360年。我们无法计算死亡人数，但这数字肯定大得惊人。

黑死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在1340年。中世纪暖期接近尾声，开始了气候学家所说的小冰期。从挪威到中国，冰川开始形成。位于格陵兰和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自1350年后定期结冰。挪威人丢弃了他们在格陵兰的定居点，北极熊穿过冰桥前往冰岛，那儿对他们来说足够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波罗的海就封冻过两次；1309～1310年，英国的泰晤士河也完全结冰。1315～1317年，欧洲西北部降雨频繁，以至于谷物都在地里腐烂了，并且——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由于土地过于泥泞，骑士无法作战。

谷物歉收，亲人死亡，人们相信上帝正发出某种信息。在中国，匪徒发起了宗教叛乱，主要就是反对蒙古入侵者。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外族皇帝的纵酒狂欢，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领导者宣称佛祖惩恶扬善，引导每一个人死后都进入天堂。到1350年的时候，这个帝国已经开始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