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社会发展指数：帮助我们看清历史的基本轮廓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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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指数作为连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发现的桥梁，是本书的重点。社会发展指数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西方能够统治世界，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历史的基本轮廓。在本书中，我详细介绍了社会发展指数。如有读者对书中的方法和详尽的证据感兴趣，可登录相关网站查看或阅读《文明的度量》[1]。本附录仅对主要的术语和基本的结论做出简要总结。

<b>社会发展指数的四大异议</b>

关于社会发展指数，主要有四大异议。

第一，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并且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做出比较，忽略了人类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该利用社会发展指数。

第二，对不同的社会进行量化和比较是合理的，但是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是不正确的。

第三，书中所定义的社会发展能够有效地将东西方进行对比，但是作者用来测量社会发展的四大因素（即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适宜。

第四，这四大因素能够很好地测量社会发展，但是作者所列举的事实有误，因此测量并不准确。

我在第三章中已对第一个异议做出解释。对于很多历史学和人类学问题来说，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和比较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为什么由西方统治全球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比较和定量的问题。要对此做出回答，我们必须量化社会发展并做出比较。

在第三章中，我也对第二个异议做出过一些回答。或许有比社会发展更为有效的方式，但我还未想出。这个问题就留给其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吧。

至于第三个异议，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我们可以在四大因素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因素；二是，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测量因素；三是，我们应当减少所使用的因素。在我撰写本书时，我确实还考虑了一些其他因素（例如，最大的政治单位面积、生活标准、交通速度或者最大遗址的面积），但是，所有的这些因素要么缺乏事实依据，要么缺乏相互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因素在整个历史中都不断反复出现。对这些因素进行任何可信的组合都将得出极其相似的结果。

对于这个反复出现的规律而言，主要有两大特例。我们将一个特例称为“反常的游牧民”，即大草原社会通常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上得分较低，但是在战争能力方面的得分却很高。这种反常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游牧民族能够打败其他帝国，却不善于管理帝国[2]。虽然这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但是它并不会直接影响本书中对东西方核心之间的比较。

关于第三个异议的另一个说法则是只需要考虑能量获取，而不考虑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原因是这三者都只是利用能源的不同方式而已。图附-1显示如果只考虑能量指数，历史看起来将会如何。该图与图3-3有所区别，但是差异并不大。在只有能量指数的这个图中，在90%的历史时期，西方仍然领先于东方，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之间，东方还是赶超了西方；在公元100～1100年之间，一个瓶颈依旧阻碍了社会发展（人均每天获取30000千卡能量），后工业革命依然使得早期时期相形见绌，并且在2000年还是由西方统治世界。

如果我们只考虑能量，那么相比四个因素而言，确实更加简便，但是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二个特例：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大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线性。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在整个20世纪，城市的面积增加了3倍，战争能力增加了4倍，信息技术增加了7倍，而人均能量获取仅仅增长了1倍。假如我们仅仅分析能量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了，而且也扭曲了历史。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5950.jpg" /> <h5>图附-1 仅有能量指数：如果我们只从人均能量获取方面来看，东西方之间的对比是怎样的</h5>

第四个异议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要判断我是否误解了事实或者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检验我用来计算东西方分值的所有信息来源。要在这个附录中对此进行检验显然不太可能，这只会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冗长，所以我已将相关信息放到网站上或《文明的度量》中。有时间和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证。

接下来我将总结数据，阐述自己是如何计算出这些分值的，并对误差做出解释。

<b>能量获取</b>

我将首先阐述能量获取，因为这是四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回溯足够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以及信息技术这三大因素的分值均为零，这是因为那时人类活动的规模非常小，因此它们产生的价值指数还不到0.01。相反，能量获取的分值却从未降到零，这是因为人类如果没有能量获取的话，就将面临死亡。为了生存，每人平均每天就要消耗约2000千卡。现代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约为228000千卡（=250分），因此在理论上，最低的分值应为2.19。在实际中，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能量获取的分值一直在4分以上，这是因为人类使用的大部分能源是不可食用的（例如衣服、房子、工艺品和石油等）。直到工业革命前，能量获取分值大约占了社会发展指数的75%～90%。在2000年，能量获取在东西方分值中依然分别占据20%和28%。

有关能量获取的依据既有来自现代统计，也有来自文学作品中关于农业、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记载，还有来自考古学中关于饮食、工艺和生活品质的发现。如何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和其他作者一样，我也借鉴了先前研究者的成果。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释的那样，厄尔·库克在1971年关于能量流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基点，能够用来检验其他的估计。所有的这些汇集起来就形成了西方核心地区的当代水平，即每人每天获取23万千卡。库克将此大致分成了四类：食物（提供给人类和动物）、家庭/商业，农业/工业和交通。

瓦茨拉夫·斯米尔有效地将非食物消耗分解为生物质和化石燃料，并将它们在西方核心地区的发展用图表表示出来。要将他的数据转换为能量获取分值，需要几个步骤，得出的数据是在19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93000千卡；在1800年时，人均每天获取38000千卡，正好将库克的估计（即工业化后的欧洲将在1860年人均每天获取77000千卡）包含其中（见表附-1）。

假如我们回溯到1800年以前，回顾的年代越久远，越难以得到官方数据。但是经济越依赖生物燃料，我们就越可能用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得出的对比信息代替官方文件。1700年，西方核心地区人均每天获取30000～35000千卡。我们得到的关于西方社会的数据清楚地显示，我们回顾的历史越久远，数字下降得越多[3]。对比数据显示，西方人均每天获取的能量从未低于30000千卡。虽然这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不过我认为，即使是在公元8世纪，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也从未降到25000千卡以下。我将在后面给出解释，不过我认为这些猜测与实际的差距不超过5%～10%。

罗马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和遗址、遇难船只的数量、生产货物的总量、冰芯的工业污染程度以及聚居地惊人的动物骨骼数量，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公元1世纪西方的能量获取高于其在公元8世纪甚至13世纪时的水平，但是具体高多少呢？经济史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公元300年时，西方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可与18世纪欧洲南部人们的实际工资相比；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则认为，罗马时期人们的工资比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要高；杰夫·克朗（Geof Kron）、尼古拉·克普克（Nikola Koepke）和约尔格·巴滕（Joerg Baten）收集的数据显示，公元1世纪和18世纪的水平几乎没什么变化；克普克指出，古代房屋比18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房屋都要结实。我估计公元1世纪人均每日获取能量31000千卡，在公元500年前缓慢下降，之后加速发展，一直到公元700年。

<h5>表附-1 能量获取（单位：1000千卡）</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52Q.jpg" />

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能量获取不仅低于罗马时期的水平，甚至低于其在公元8世纪的水平。公元前300年后，能量获取剧增，这是因为地中海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政治单位，以及罗马暖期增加了产出，不过大量的考古数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00年，能量获取就已经加速发展。我认为，公元前1000年，能量获取可能为人均每天20000千卡，与公元前2000年相比略有下降，但是高于公元前3000年的水平。

史前早期的分值更低。在新仙女木事件末期，采集者大约人均每日获取能量5000千卡，但是随着气候变暖，人均每日获取能量剧增（相比之前的水平而言）。人们通过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来获得食物，同时还利用动物进行劳作。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侧翼丘陵区建立村庄的人们从衣服、燃料、农场动物、房屋、日常用品和遗址中获取的能量为人均每日12000千卡，虽然他们的饮食相比4000年前并没有多大改善。

计算东方的分值难度更大，部分原因是诸如库克和斯米尔这样的学者只关注世界上能量获取最多的地区，并没有将地区之间进行对比。不过，我们可以从联合国2006年的一份统计入手。联合国统计，在2000年，日本人均每日获取能量104000千卡（还不到西方水平的一半）。在1900年，东方的大部分核心地区还是以农业为主，其中日本的石油利用和以煤为动力的产业才刚刚起步。日本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49000千卡（依旧不到西方的一半）。在之前的5个世纪，煤炭利用和农业产出稳步增长。在1600年，长江三角洲的产量比西方任何地方的产量都要高，但是到了1750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迎头赶上，并且东方的实际工资只能与南欧相比，而不能与富裕的北欧相提并论。我估计在1400年和1800年，东方核心地区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分别为29000千卡和36000千卡，这个数字在18世纪的时候迅速增长。

关于1200年后的危机给中国的能源使用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人们看法不一，不过很可能自宋朝鼎盛时期后，能源使用有所下降，当时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很有可能超过30000千卡。

在西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能量获取下降，但下降了多少，我们难以给出答案。我在第五章中提出，汉朝的能量获取比东方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要高，但是低于同时代的罗马或者之后的宋朝；我认为公元1世纪的人均每日能量获取为27000千卡，之后略有下降，在公元700年时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相比西方而言，东方的能量获取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稳步增长，约在公元前500年后加速发展，并且由于运河的开通、贸易的发展以及金属工具的传播，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00年后发展更为迅速。公元前1000年，人均每日能量获取约为17000千卡；到了秦朝，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了26000千卡。

在史前时期，东方的能量获取似乎和西方经历了同样的门槛，但是之后的发展却落后了西方一两千年。

<b>社会组织</b>

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中，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始终是第二大重要因素。我在第三章对这个因素做了详细介绍，解释了我选择最大的城市面积作为社会组织代表的理由。引用的数据有很多歧义，专家也对各个时期的城市规模见解不一，因此定义也就相对灵活。我在网站上和《文明的度量》中对我的选择做出了解释。在表附-2中，我总结了我的一些主要计算。

<h5>表附-2 东西方核心地区最大聚居地的人口数量（单位：千人）</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6392.jpg" /> <h5>续表</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EH.jpg" />

<b>战争能力</b>

自有文字以来，人们就开始记载战争，并且自史前早期开始，人们就常常将武器作为陪葬品。因此我们能够了解到大量的甚至是现代以前的战事。在给战争能力打分时，最主要的挑战不在于经验，而在于概念，即我们如何对比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体系，而且这些战争体系与以前的体系也无法进行对比。最著名的是，1906年当英国制造出“无畏”号战舰时，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它有着令人惊讶的枪支弹药，无论多少数量的19世纪90年代的船只加起来都比不上一艘1906年后的战舰。

不过，实际情况是，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在恰当的环境中，简易爆炸装置能够给高科技军队重重一击。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同一指数分值分配给完全不同的军事系统，虽然专家可能对这些分值看法不一。

在2000年，西方军事力量前所未有地达到了250分，显然比东方高了许多。东方的一些军队也很庞大，但是武器系统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的数字。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开销比例为10∶1；在航空母舰和核弹头数量方面，中美之间的比例分别为1∶11和1∶26；中国落后的体系与美国的M1主战坦克和精确武器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东西方的比例应在1∶10到1∶50之间。我选择了1∶20，即在2000年，西方达到250分的时候，东方仅有12.5分。

将2000年的分值与早期的分值相比，难度更大。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军队规模、移动速度、后勤能力、攻击能力、装甲和防御工事等方面的变化，我们就能做出估计。据估计，大炮的火力从1900～2000年增加了20倍；考虑到20世纪其他的变化，我认为，1900～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即1900年时，西方的分值为5分，而2000年时，其分值为250分。

1900年时，西方的军事力量远远高于东方，虽然差距没有2000年时大。1902年，英国海军的吨位几乎是日本海军的6倍，而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军队规模都比日本大；我将1900年东西方的比例设为1∶5，即1900年，东方分数仅为1分（1900年西方的得分为5分；2000年，东方的得分为12.5分）。

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主观性的计算。但是，这里的重点是，2000年，西方的军事力量如此强大，显得其他分值（包括1900年西方的分值，甚至2000年东方的分值）都无足轻重。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估计中的错误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把19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分值全都翻倍或者减去一半，却不会对总体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