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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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区之一伊拉克，我们知之甚少。那儿的蒙古统治者和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无能，不过在埃及和叙利亚，瘟疫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地位。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瘟疫只是用来惩罚异教徒这个说法（对于相信的人来说，死于瘟疫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殉道），例如，编年史学家阿瓦第（al-Wardi）就写道：“我们请求上帝原谅我们灵魂里的罪恶，瘟疫就是他对我们的惩罚之一。”那些贩卖魔法防御的商人也有了生意——但是最受欢迎的做法还是集体祈祷会，游行到圣人的墓穴前以及对醉酒和道德沦丧所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事情看起来更加严峻。因为不仅看起来上帝在惩罚他们（一位意大利人悲叹道：“当我准备写上帝对人类的神圣审判时，我感到心烦意乱。”），而且教会本身看起来也快要瓦解了。1303年，法国国王派人殴打教皇，并把他关进监狱。之后不久，教皇法庭转移到法国的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成为腐败和堕落的代名词。一个教皇甚至宣布禁止说耶稣曾是穷人。最后一些红衣主教转而支持罗马，选出了一位反对教皇的人，与阿维尼翁教皇在每件事上进行争论。1409年后的几年，实际上有三位对立的教皇，每一位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人们对教会失去信心后，开始依靠自己解决问题。1260年前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个主张极端苦行的鞭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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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过城市以及繁华小镇的十字路口和广场。他们在那儿围成圈，一面唱圣诗，一面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们认为可以借此赎罪，并且劝人悔改……必须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妇女和虔诚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样，用这种方式进行苦修，唱着圣诗穿过小镇和教堂。
</blockquote>
其他人选择更加传统的赎罪法，例如杀戮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样快（正如一位教皇于1348年指出的那样）。但是什么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围那些西方核心地区就这样迅速崩溃了。末日似乎就要来临。
<h3>不同的河流：攻陷君士坦丁堡与朱元璋起义</h3>
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演。公元1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左右。
11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也面临着同样的灾难。如果冯·丹尼肯的外星人在1350年再一次来到地球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不断面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
但是就像我所想象的所有太空人一样，他们可能也会犯错，因为另一条历史规律也在起作用。即使是天启骑士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时这些骑士所经过的核心地区与他们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所摧毁的核心地区大不一样，这意味着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结果与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结果差异巨大。
最为明显的是，1200年左右的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面积都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的地理面积大，这个面积的差异非常重要。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受到的破坏也越大：我们很难给灾难量化，但是始于13世纪的瘟疫、饥荒和迁徙确实看起来比始于公元2世纪的要严重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核心地区越大，也意味着越能承受冲击，越能迅速恢复发展。13世纪的日本、南亚、地中海盆地以及欧洲大部分，都逃脱了蒙古人的摧毁；14世纪，日本和南亚还躲过了黑死病；中国的中心地带——长江三角洲似乎也完好地度过了这些灾难。
经济地理也发生了改变。公元100年左右，西方的中心比东方的中心更加富裕和发达。但是到了1200年，则是另一种情形了：东方的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中心）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西方的任何事物与东方的商业网络相比（尤其是那些连接中国南部、亚洲东南部和印度洋的商业网络），都相形见绌。
政治地理的变化巩固了经济。还在公元100年的时候，每个核心地区的大部分贸易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而到了1200年，贸易已经跨越了国界。政治上，东西方的核心都比以前要混乱得多。并且，即使在黑死病之后，大国再一次巩固了原先的中心地带，政治关系还是变得非常不一样。每一个大国都必须和周围的一些小国打交道。在东方，这种关系主要是商业和外交上的；在西方，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暴力上的。
把以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考虑，这些变化意味着，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这些核心地区比第一次东西方交流时恢复得要快，恢复的方式也不相同。
14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奥斯曼人在原先的中心地带迅速重建了一个帝国。蒙古人摧毁了原先的伊斯兰王国后，土耳其部落于1300年左右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只是其中的部落之一。但是在发生黑死病的几年后，他们已经比对手更占上风了，并建立起了一座欧洲桥头堡。到了13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开始欺凌拜占庭帝国的幸存者；到了1396年，他们令基督教世界十分恐惧，以至于原先针锋相对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皇达成统一意见，联合起来，派遣十字军讨伐他们。
这是一个灾难，但是当帖木儿（一位蒙古首领，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新的进攻时，基督徒获得了短暂的希望。1400年，蒙古人攻入大马士革；1401年，他们抢掠了巴格达，据说当时用巴格达9万居民的头骨在废墟周围建起一座座塔；1402年，帖木儿打败奥斯曼，把苏丹王关进笼子，苏丹王最后羞愧而死。但是之后，基督徒的希望落空了。帖木儿决定不再留下来继续破坏穆斯林其他的土地，而是杀回中国，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皇帝侮辱了他。然而，1405年，帖木儿却在骑马前往中国报仇的途中病死了。
幸免于难的奥斯曼人在20年里迅速恢复了商业，但是他们在巴尔干遭遇了惨痛的教训。1402年，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时候，蒙古弓箭手包围并射杀了行动不如他们敏捷的奥斯曼人。欧洲军队无法和这些骑士短兵相接，但是他们已经大大改进了他们的武器，所以在1444年的时候，一支匈牙利军队给了奥斯曼人狠狠一击。匈牙利人将武器绑在一起，然后将小炮装在车上作为移动的堡垒，阻挡了土耳其骑兵的攻击。如果匈牙利国王那天没有冲在军队的前面战死的话，他也许就能取得胜利了。
土耳其人学得很快，马上就想到了最好的应对办法：购买欧洲人的武器。这个新技术很昂贵，但是即使是欧洲最富有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和热那亚，也要比苏丹王贫穷得多。奥斯曼雇佣意大利人作为军官和攻城技师，将被奴役的基督徒训练成步兵精英，并且还招募欧洲枪手。不久之后，奥斯曼又重新开始进攻了。1453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时（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也是土耳其进攻的最大障碍）挖走了拜占庭的一流枪手——一个匈牙利人。这个枪手为奥斯曼制造了一个可以扔一千磅重的石球的铁质加农炮，（根据编年史学家所说）它的声音大得会让孕妇流产。事实上，这个大炮在第二天就出现了裂缝，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坏了。但在这个大炮坏了之后，这个匈牙利人又制造了一门更小、更实用的加农炮。
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被攻破了。成千上万个惊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涌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吉本称之为“人间天堂，第二个天空，最后的乐园和上帝的宝座”）——他们相信预言所说的，当异教徒攻击教堂的时候，会有天使出现，手握短剑，恢复罗马帝国。但是没有天使出现，君士坦丁堡沦陷了。吉本指出，它的沦陷带来了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
随着土耳其人的逼近，欧洲国王更加残暴地互相对抗和镇压异教徒，爆发了真正的战争。先是1470年法国和勃艮第的战争。他们用更厚的炮管制造加农炮，在加农炮中装入火药，并用铁质炮弹替代了石头炮弹。这样便产生了更小型、更有威力和更易于携带的加农炮，原先的武器被废弃了。新型的炮弹很轻，可以装在昂贵的新型战船中，这些战船是靠风帆行驶而不是靠船桨。加农炮的炮门很低，它的铁质炮弹正好可以击中敌军船只的吃水线。
除了国王，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这么昂贵的技术。慢慢的，西欧君主买入了大量新型武器用来震慑贵族、独立城市以及主教，这些主教混乱、重叠的管辖范围使得早期的欧洲国家非常脆弱。君主们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国王的命令贯彻全国，并且这个国家第一次要求人们对它保持忠诚。一旦国王成功控制贵族，就可以建立官僚体制，直接向人民征收税收以及购买更多的枪支——当然这也会迫使邻国君主购买更多的枪支，从而迫使每一个人捐出更多的钱。
后发优势再一次显现，斗争慢慢地将西方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们的先进却面对着一个劣势：要将诸如米兰和威尼斯这样的城邦国家变成意大利民族国家，它们显得过于富有和强大，但是要单独对抗诸如法国和西班牙这样真正的民族国家，它们却还不够富有和强大。马基雅维利这类作家对这种自由非常高兴，但是当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时，这种代价就显而易见了。正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那样，法国对意大利的进攻已经变成“对其发动战争时毫无畏惧，继续战争时毫无危险，结束战争时毫发无损”。12支最新的法国加农炮扫清了路上的一切障碍，法国军队只花了8个小时就把蒙特·圣乔瓦尼城堡炸开了，杀死了700名意大利士兵，而法国只牺牲了10名士兵。意大利的城市不能和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相比。到了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核心地区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战争是主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东方的核心转移到了中国，商业和外交起着主要作用，虽然新的帝国的崛起也和西方一样，是以残酷的流血事件为开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新统一了中国。朱元璋于132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当时蒙古力量正在衰败。朱元璋的父母（为了逃离沉重税收迁移到其他地方）卖掉了朱元璋的哥哥和姐姐，把最小的儿子朱元璋留给一位僧人抚养。这位老人给朱元璋讲了很多红巾军的英勇事迹，红巾军运动是诸多对抗蒙古统治的运动之一。老人坚持，报应就要到了，菩萨不久就会从天上下来惩治这些恶人。但是相反，1344年的夏天面临着蝗虫和旱灾，疾病（极有可能就是黑死病）夺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年少的朱元璋在寺院里打杂，但是因荒年寺院难以维持，方丈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在中国南部游历了三四年之后，朱元璋回到寺院，却见寺院已被烧成了平地。蒙古统治的崩溃也带来了国内战争。朱元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就和其他僧人一起，在这冒着烟的废墟上游荡着，时常饥肠辘辘。
朱元璋长相奇丑，身材很高，下巴突出，满脸麻子。但是他很聪明、刚毅，能读书写字（这得归功于那些僧人），总之，他属于任何帮派都想拉他入伙的那种人。当一支红巾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把朱元璋招收入伍。红巾军首领对朱元璋非常欣赏。后来，他娶了首领的女儿为妻，并且最后成了这帮人的首领。
在12年无休止的战争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手下从一帮残忍的匪徒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将其他叛乱者从长江流域驱逐出去。不过，他并不相信红巾军盲目的目标，而是组织了一个能够管理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1368年1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他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田园式天堂，在这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监督着自给自足的农民，商人只对不能在本地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并且（不像朱元璋的家庭那样）没有人四处搬迁。朱元璋认为很少有人需要离开家8英里远，并且如果不经允许就离家超过35英里远，就要被鞭打。朱元璋担心商业和货币制度会腐蚀稳固的社会关系，曾三次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和政府批准的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甚至还禁止外国香料的流入，防止它们诱惑中国人进行非法交易。到1452年为止，朱元璋的继承者三次更新这些法令，在第四次更新法令的时候，由于害怕商人能够轻易地进行不必要的商业活动，皇帝禁止了白银的流通。
朱元璋在自己的遗诏中写道：“31年来，我一直都努力地执行上天的命令，担惊受怕，没有哪一天过得轻松。”但是，我们必须想一想，朱元璋的斗争有多少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法里，而没有实际行动。与他之前的那些蒙古统治者相反，朱元璋急于把自己变为理想化的儒家统治者，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禁止过对外贸易。他的儿子永乐皇帝甚至还扩展了对外贸易，多次为了自己的私生活引进朝鲜处女（他说，她们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但是，明朝的君主并没有坚持通过官方进行贸易。他们再三宣称这样是为了保护社会的稳定（理论上），让外国人显示应有的尊重。一个统治者解释道：“我并不喜欢外国的东西。我接受它们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来自遥远的地方，表达了远方人民的真诚。”“贡品”（指那些在国土之外的交易）填满了皇帝的金库这个事实也不值得一提。
尽管如此，贸易还是发展迅速。1488年，一位遭遇海难的朝鲜人观察到，“杭州湾里的外国船只就像梳齿那么密集”。沉船遗骸考古学家发现，商船变得更大了。皇帝不得不多次修订关于贸易的法令，这有力地反映了人们正在忽略这些法令。
商业繁荣的影响非常深远。农民收入再一次增加，家庭人口增多，大批农民开垦了新土地或者去城里工作。遭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当地的有识之士修复了道路、桥梁以及运河，商人贩卖食物，人们都奔向市场，廉价出售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购买其他商品。到了1487年，一位官员写道，人们“把谷物换成金钱，然后再把金钱换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如此”。
商业将扩大了的东方核心联系起来，就像战争将西方国家联系起来一样。14世纪的日本在人口、农业以及金融方面都迅速发展。虽然受到明朝的法令限制，但是日本和中国的贸易还是稳定增长。贸易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显得更加重要：从外贸中获得的税收为爪哇的麻喏巴歇等国的兴起提供了资金，麻喏巴歇控制着香料产业。许多当地的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向中国寻求帮助。
所有的这些都不需要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那种残酷的暴力。除了试图在越南建立起一个友好的政权，早期的明朝皇帝只与蒙古人作战。蒙古人仍然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假如帖木儿没有在1405年驾崩的话，他可能已经将明朝推翻了。1449年，另一支蒙古部落俘虏了一位明朝皇帝。但是，明朝皇帝认为他们不需要先进的炮弹与蒙古人作战，只需要拥有大批的传统军队就可以了。例如，1422年，当永乐皇帝入侵大草原时，他就动用了34万头驴、11.7万辆马车以及23.5万个车夫来运输供士兵食用的4800万磅谷物。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永乐皇帝于1405年宣布要派使臣到“西洋（即印度洋）上的各国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将商业与外交联系起来。不过和使臣们一起去的，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船。为了造这艘船，他召集25000个工匠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建造了大造船厂。四川的伐木工人挑选出最好的杉树来制造船桅，榆树和雪松来制造船体，橡树来制造舵柄，并且砍下整棵树，让它们顺着长江而下，到达造船厂。工匠建起几百英尺长的巨大干船坞，用来建造大船。他们考虑了每一个细节，甚至给铁钉涂上了特制的防水层。
这艘船并不是军舰，但是建造这艘船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他国，令他国敬畏。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船，约有250英尺长，吃水2000吨；船头站着历史上最伟大的上将——穆斯林宦官郑和。据说郑和有7英尺高，腰围60英寸（一些记录中，郑和高9英尺，腰围90英寸）。
300多艘船起航，载着27870名船员。此行的计划是在印度洋周围的一些富裕国家上岸。这些国家的国王发现，一夜之间，宫殿的窗户外面到处都是中国的船只。他们交出大量的贡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交易。但是这次航行也是一次大冒险：船员们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贫困地区，在这儿，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他们看圣经上亚当的脚印；而在越南时，船员们认为他们必须躲过一些“僵尸头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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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鬼是人类家庭中一个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眼睛没有瞳孔。到了晚上，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头就会飞走，吃人类婴儿的粪便。这些邪气进入婴儿的腹部，最后，婴儿因为受到邪气的影响而死亡。然后这个头就会飞回来，重新安到她的身上，与之前无异。如果人们知道了，等头飞走后，把她的身体移到其他地方，当头飞回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安到身体上的话，这个女人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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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他们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胁外，船员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危险。1405～1433年之间派出的7支宝船舰队有史以来最有力地显示了明朝国力。为了夺得马六甲海峡（它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航道，而且时常有海盗侵袭），他们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们只在斯里兰卡内战中支持一方时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并没有给中国船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郑和的手下写道，“我们四处张望，看到的只是叹息的人们以及愠怒的眼神。整个国家除了山，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不过，麦加倒是令他们印象深刻（虽然一位官员觉得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神殿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塔一样）。
宝船舰队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驶了9000英里，但是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这只是个开始。郑和的船上有指南针和地图，装有大量食物和饮用水，所以他们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国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这艘船到达过很多地方。孟席斯认为，郑和的手下周满率领船队穿过当时还未在图上画出的太平洋，于1423年夏天登陆俄勒冈州，之后沿着美国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认为，虽然在旧金山湾丢了一艘船，但是，周满还是坚持沿着墨西哥湾沿岸，一路驶向秘鲁，最后才穿过太平洋返回中国。1423年10月，经过了4个月的绕道之行后，周满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周满的功绩（还忽略了更令人惊讶的航行——郑和的手下到过大西洋、北极、南极洲、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因为郑和的航海日志在15世纪时就丢失了。并且由于很少有历史学家像孟席斯那样具有实际的航海知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发现隐藏在15世纪和16世纪地图中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