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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今有些世界级大城市运作失常,犹如噩梦一般,充斥着犯罪、肮脏和疾病。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难免如此。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100万居民,那时市井歹徒时常阻碍政府运作,死亡率高到每个月仅仅为了维持人口总数,就有超过1000名乡下人要移居罗马。可是,尽管罗马有着各种卑鄙阴暗的方面(2006年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电视剧《罗马》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使这个城市得以运作的组织机构却是之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管理的——正如管理拉各斯(人口1100万),或孟买(人口1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3500万),也是远超罗马帝国的能力所及的。

这便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们经常使用城市化来大致反映其组织能力。这种测量并不完美,可是作为粗略的指导还是很有用的。对我们来说,一个社会最大城市的规模不仅可以在过去几百年的官方数据中查找,还可以追溯考古学记录,因而能够对其自冰河时期以来的组织能力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

除了获取并组织好物理能量,英国还需要处理并传递大量的信息。科学家和实业家们需要准确地进行知识转移;枪支制造商、船只制造商、士兵和海员们越来越需要读懂书面指令说明、计划和地图;亚欧之间需要传递各种信件。19世纪英国的信息技术与我们现在相比当然十分落后(从广州到伦敦私人信件需要3个月,政府急件因为某种原因需要4个月),可是较之18世纪的水平却已先进很多了,而18世纪与17世纪相比也有很大进步。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所以我把它作为第三个特征。

最后一点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很遗憾,这点也同样重要。就算英国获取、组织和传递能量的能力再强,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三个参数转化为破坏力。第一章中,我不赞同亚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里把进化等同于杀戮的技能,但是,在为社会发展设计指数时,如果不包含军事力量的话,这样的指数就毫无用处。正如毛主席的名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讨论由谁“统治”也是毫无意义的。可是,1840年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人能裁定只有这些特征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方法,同样,对特征做出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几年来我研究的这些替代参数都没有对分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整体模式。[5]

如果爱丁顿做了画家,他或许会成为一位绘画大师,用肉眼难辨的微小细节描摹世界。为社会发展制定指数更像是电锯艺术,用树干雕刻出灰熊来。毫无疑问,这种粗糙和敏捷的程度会让爱因斯坦的头发更白,不过对不同的问题,需要规定不同的误差范围。对于电锯艺术家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干像不像熊。对比较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数能否显示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状况。当然,把指数所揭示的模式和历史记录的细枝末节进行比较,那是历史学家们自己要去判断的事情。

实际上,激励历史学家们做这些事可能就是指数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争辩的余地还很大: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计分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但是,用数字说话,我们就必须关注错误的来源,以及修正的办法。这可能不像天体物理学那样精准,但总比在黑暗中到处乱转要好得多。

<h3>如何进行测量</h3>

现在需要生成一些数字资料。搜集2000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资料是相当容易的(不妨使用千禧年这个日期作为指数的终止时间)。联合国有各种项目公布每年的统计数据,例如,美国人均年耗能达8320万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只有3800万千卡;79.1%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则是66%;每1000台互联网主机就有375台产自美国,只有73台产自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的《军事力量对比》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拥有多少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它们的威力和价值。我们都快被数字淹没了。不过,我们要决定怎样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才能得出一个指数。

坚持最简原则,把2000年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000分,再平均分配给我提出的四个特征。1956年,劳尔·纳罗尔公开发表了第一个社会发展的现代指数,他也给自己所提出的三个参数平均分配分数,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理由给其中哪个更多的分值比重”。那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们确实有理由给参数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么理由在计算社会发展时给予其中某个特征更大比重,我们也没有根据去假设这些砝码在15000多年里始终有效,或是对东西方同样适用。

给2000年的每个参数设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那就是决定如何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打分。对于计算的具体步骤我就不赘述了(本书结尾将总结附录中的数据和一些主要难点,网上也公布了完整的解释说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快速浏览一下准备过程,把步骤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城市化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特征了,不过这个参数也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定义方面:城市化到底是指什么?有的社会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居住地达到一定规模的人口比例(例如1万人);也有的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档次的人口分布,从城市到村庄;还有一些人觉得,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社区的平均大小。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运用到我们研究的整段时期却很困难,因为证据的性质一直在改变。我决定使用一个较为简单的参数:每个时期东西方社会已知的最大居住地规模。

关注最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解决定义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决定如何定义城市的范围,如何把不同类别的数据证据结合起来。不过,这确实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这些数据时,我发现把城市的最大规模和其他标准(譬如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分布估测,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结合起来,会显著增加任务的难度,对整体分值却没有多大影响。那么,既然复杂的测量方式产生的结果大致相同,同时却存在更多的估测因素,我觉得还是使用较为简单的城市规模参数更合理。

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拥有约2670万人口的东京。[6]那么,东京在组织力,或者说城市化参数上得满分250分,这也就意味着计算其他城市得分时,1分需要106800的人口(即250分除以2670万)。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纽约,拥有1670万人口,得了156.37分。虽然100多年前的数据没有这么准确,不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那时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拥有大约660万居民(得分61.80);而在东方,东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175万居民,得分16.39。回到1800年的情况,历史学家们需要结合若干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食物供应和税收、城市的物理面积、住房密度以及趣闻逸事的记录。不过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北京,拥有约110万人口(得分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伦敦,拥有约86.1万人口(得分8.06分)。

我们越往前追溯,误差就越大,不过在1700年之前的那几千年里,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紧随其后)。首先是长安,然后是开封,再后来,公元800~1200年,杭州拥有接近甚至超过100万居民(约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连一半的人口规模都没有。再往前几个世纪,情况就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的几百万居民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长安大概只有50万人口。

我们越往前观察史前社会,其证据就会变得越模糊,数字也明显减小。可是结合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小范围的细致挖掘,我们还是能够对城市规模有个合理的大致感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很像电锯艺术。最普遍接受的误差估计达到10%,不过也不太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了。由于我们运用相同的估测手段测量东西方城市,大致的趋势还是相当可信的。根据这个体系,每获得一分,需要有106800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过1000就可以得0.01分。正如第二章中所说的,西方最大的村庄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而东方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些年份之前,东西方都是零分(分数表见附录)。

再来谈谈能量的获取,该特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关于能量的获取,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人均能量获取,用每日获取能量的千卡数来测量。根据与城市化特征相同的步骤,从2000年开始,美国每日人均获取能量约228000千卡。这个数字占据历史最高水平,得满分250分(本章前面提过,我所关注的并不是评判我们掌控能源、建造城市、交流信息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对其进行测量而已)。2000年,东方最高人均获取能量是日本的104000千卡,得113.89分。

有关能量获取的官方数据,东方只能追溯到大约1900年,西方约为1800年。不过幸运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补救。人体有一些基本的物理需求。每天至少需要从食物中得到约2000千卡的能量才能正常运作。(个子较高或运动量较大的人需要更多,反之亦然。目前美国人均每日摄入3460千卡,正如特大号腰带无情地揭示的,这远超过了我们的人体所需。)如果你每天摄入的能量少于2000千卡,身体功能就会逐渐萎缩——力量、视力、听觉等,直到死亡。日人均食物消耗不可能长期低于2000千卡,也就意味着最低的分值是2分左右。

不过,实际上,最低的分值总是高于2分的,因为人类获取的大部分能量并不是以食物的形式。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50万年前,直立猿人可能就已经在周口店生火做饭了,10万年前,穴居人肯定是如此,并且还穿着动物毛皮。我们对穴居人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猜测得不会太准确,可是加上非食物能量来源,穴居人平均每天获取的能量应该多出至少1000千卡,这样总共就有大约3.25分。毫无疑问,较之穴居人,现代人类烹煮更多食物,穿更多衣服,并且使用木材、树叶、猛犸象骨和兽皮建造房屋——所有这些,又寄生于植物提供的化学能量,而后者又依赖于太阳的电磁能。即便是20世纪技术最落后的采猎社会,食物和非食物来源总量每天也至少有3500千卡。考虑到气候更加寒冷,他们冰河时期末期的远祖们每天肯定需要近4000千卡,也就是至少4.25分。

我相信不会有哪个考古学家会在这些估测上纠缠不休,不过冰河时期的狩猎者的4.25分和现代汽油电力轰鸣的西方的250分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们群策群力,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197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们邀请地球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写一篇名为《工业社会的能量流》的文章。文中包含一个图,显示了对采猎者、早期农耕者(指第二章中提过的公元前5000年西南亚的农民)、后期农耕者(1400年左右的欧洲西北部农民)、工业人群(1860年左右的欧洲西部),以及后20世纪“科技”社会的人均耗能的推测,耗能方式分成四类:食物(包括供食用的家畜的饲料),家庭和商贸,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见图3-1)。这个图后来被多次引用。

库克的猜测经受住了近40年的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收集的结果比较的考验。[7]当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我们可以用东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详细证据,来研究实际社会与这些参数的背离程度。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文本证据,但大多数时期,一直到前几个世纪,考古发现更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动物的骨骸、房屋、农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迹、手艺人的店铺和商品、手推车、船只,以及承载这些的道路的遗迹。

有时候,证据来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描述的冰芯还显示了由空气传播的污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增长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罗马在西班牙采矿造成了污染,前10年对泥炭田和湖里的沉积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13世纪生产出的铜和银是公元1世纪时的9~10倍,其中隐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劳工挖矿,牲口运走煤渣;更多的劳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码头,装卸货船,把产品搬运到城里;用水车碾碎矿石;最重要的还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撑,锻炉需要木炭燃料填装。通过这种独立的证据来源,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工业活动水平。直到11世纪,冰层的污染才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中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由于钢铁工人源源不断的需求,开封附近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直到19世纪,因为英国喷涌黑烟的烟囱,污染的程度才再次远远超过罗马时代。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电锯艺术。譬如,我估计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日人均能量获取在31000千卡左右。这要大大超过库克对后期农业社会26000千卡的估计,不过考古学清楚地表明罗马人比18世纪前的欧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开更多更大的商船。这样说来,罗马的能量获取与我的估计肯定会有5%的偏差。不过,因为我在附录中提到的原因,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肯定不会达到20%。库克的框架以及详细的证据使得估测产生的误差不会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于所有的猜测工作都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错误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术和战争也有自己的困难(附录中简略提到,在我的网站上有详细讨论),但与城市化和能量获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许产生的误差也是一样的。正如我在附录中讨论的原因,分值达到15%甚至20%的系统性错误,才会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如此巨大的误差是有悖于历史证据的。可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方法是其他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数字,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计分方式。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9121.jpg" /> <h5>图3-1 数字能量链:地理科学家厄尔·库克关于从能人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日人均能量获取的估计(单位:1000千卡)</h5>

50年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科学的进步是“推测与辩驳”的过程,遵循之字形路线: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争先恐后地进行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更好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证据的指数得出的模式都会与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错了,其他人发现这个计划有不足之处,那就希望我的失败能鼓励他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对任何理论来说,其最好的命运……莫过于能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提出指明方向”。

<h3>测量的时间和地点</h3>

最后有两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多久计算一次分数。如果愿意的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会发展变化。不过,这样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毕竟,我们希望看到很长时间跨度下的历史的整体架构,为此,每个世纪给社会发展把一次脉应该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接下来我想要证明的。

然而,当我们回顾冰河时期末期,若是每隔一个世纪观察一次社会发展,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价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没多大区别,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部分是由于变化本身发生得就很缓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减的方法。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会发展每1000年测量一次。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有所提高,改变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测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测量一次,最后,从公元1400~2000年,每个世纪测量一次。

这样做也有风险,最明显的是追溯历史越早期,变化就会显得越平缓。每1000年或500年才计算一次分数,我们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发现。不过,要为已知的信息标注日期,较之我所提出的时间范围,很难有更准确的方法了。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叙述中将会填补尽可能多的空白,可是此处用到的框架在我看来确实为实用性和准确性提供了最好的平衡。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进行测量。当你阅读前面的内容时,或许会吃惊我在给“西方”和“东方”生成数字时对自己所指的世界的某个部分会如此含蓄。有时候我说的是美国,有时是英国,有时是中国,有时是日本。在第一章里,历史学家彭慕兰抱怨比较历史学家们常常歪曲了对西方统治世界原因的分析,他们草率地把面积很小的英国和领土辽阔的中国进行比较,然后就下结论说西方在1750年就开始领先于东方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比较规模相似的单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对此做出了回应,把西方和东方具体定义为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和侧翼丘陵区的原始东西方农业革命的社会。不过现在得承认,那只是部分解决了彭慕兰的难题。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农耕开始后的5000年左右时间里,东西方地区令人惊叹的扩张过程,以及在侧翼丘陵区或长江流域等核心地区,和诸如北欧或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之间经常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差异。那么,当我们为社会发展指数计算分值时,应该关注东西方的哪些部分呢?

我们可以尝试研究整个东西方地区,尽管那就意味着,譬如,1900年的分值将综合考虑工业时期英国浓烟滚滚的工厂和轰隆作响的机器、俄罗斯的农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亚的牧场工人,以及广阔西方地区各个角落的群体。我们需要为整个西方地区调配出一种平均的综合性的发展分值,对东方亦然,然后对之前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重复同样的过程。这样做太过复杂,且不实际,我怀疑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当解释西方规则时,最重要的信息一般来自比较各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由最密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测量和比较的是这些核心地区内部的变化。

然而,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区会随着时间发生迁移和改变。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位置从公元前11000~公元1400年期间是很稳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东岸。在公元前250~公元250年左右,罗马帝国向西扩张,吞并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区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里。从1400年起,核心区域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扩大到囊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到1900年,核心区域横跨大西洋;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东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黄河长江地区,尽管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向北部黄河流域的中原转移,公元500年后又转向南方的长江流域,1400年之后又逐渐转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区域扩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国的东南部。目前为止我只是想说明,所有的社会发展分值都反映了这些核心区域的社会,这些核心区域转移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点讨论。

<h3>英国工业革命:三分靠判断,七分靠运气?</h3>

游戏规则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来看一些结果。图3-2显示了前16000年的分值,因为冰河时期末期世界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这么多铺垫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坦白说,并没有看出多少东西,除非你的视力比我的好很多。东方和西方的曲线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难以区分,而且它们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强离开图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几个世纪之前才有大的变化,两条线几乎都是突然90度转折,直线向上攀升。

这个图看起来很让人失望,但事实上却告诉了我们两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东西方社会发展并没有太大差别。以我们所观察的尺度看,二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区分。第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迄今为止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转变。

要想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需要换个角度观察这些分值。图3-2的缺点在于,由于20世纪时东西方的曲线陡然攀升,为了在纵轴上显示出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东方565.44分),早期过低的分值就不得不被压缩到肉眼难辨的程度。所有模式若想显示增长的加速较之以前是成倍增长而非简单增加,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93R.jpg" /> <h5>图3-2 计分:公元前14000年以来的东西方社会发展</h5>

设想一下,我想买杯咖啡,却没有钱。我从本地的黑帮老大那里借了一美元(假设那时一美元还是能够买到一杯咖啡的)。当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只要我在一个星期以内还给他,就不收利息。不过,要是我超过了期限,债务就会每周翻一倍。不用说,我超过了期限,所以现在我欠他两美元。天生对理财少根筋,我又拖了一个星期,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着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欠款变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图3-3显示了我的债务变化。正如图3-2,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多大变化。直到大约第14周时,代表利息的曲线才变得清晰,而那时我的债务已经令人咋舌地累积到了8192美元。第16周,债务盘旋上升至32768美元时,曲线终于完全离开了图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帮找上门时,我已经欠了8260608美元的巨款。那真是史上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aY.jpg" /> <h5>图3-3 一杯800万美元的咖啡:传统图表显示的复利。虽然咖啡的价值在14周内由1美元盘旋升至8192美元,在图中这场财务危机直到第15周才趋于明显</h5>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债务在前几个星期的增长实在是微不足道,从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买了那杯咖啡后的一个月左右,碰到了黑帮老大手下的一个小喽啰,那时我的债务是16美元。假设我没有16美元,但给了他5美元。考虑到自身安全,我坚持每周偿还5美元,持续了4周,可接着就又一走了之了。图3-4中的黑线代表没有任何还款的情况,而灰线则代表坚持5周,每周还5美元之后的债务增长情况。我那杯咖啡最后仍然花了不止300万美元,却只相当于一分未还情况下最终利息的一半还不到。这至关重要,然而在图中却无法看到。从图3-4中无法得知为什么在结尾处灰线比黑线低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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