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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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做到的（除非人类没有推动社会发展）；地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在过去的200年里统治着全球。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任何人，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

生物学告诉我们，我们是高级动物，像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周围环境获取能量。当能量不足时，我们就变得无精打采，最终死亡；当能量充足时，我们就精力充沛。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充满好奇，但是也很贪婪、懒惰和怯懦。我们与其他动物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有能够控制这些情绪的工具——进化给予我们更加聪明的大脑、更加圆润的嗓音以及可对掌的拇指。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以与动物不同的方式对环境施加影响，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从而在全球建立起村庄、城市、国家和帝国。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很多西方人认为是生理方面的原因使西方得以统治世界。他们坚持认为欧洲白人比其他种族进化得更快。他们错了。首先，我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基因和骨骼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清楚的：大约10万年前，有一支人类在非洲慢慢进化，然后扩散到全球，使得原先的人类灭绝。全球各地，现代人的基因差别是非常小的。

其次，如果西方人在基因上真的比其他人优越，那么社会发展历史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了。在早期领先了一段时间后，西方应当继续领先下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见图11-1）。在冰河时期末期的时候，西方确实领先于东方，但是它的领先优势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公元550年左右，西方的领先优势完全消失，并且在接下来的1200年里，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世界。

现在很少有学者宣扬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的种族论，但是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都会发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或者说东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更加优越，而公元8世纪的时候则失去了这种优越性。说得婉转些，这将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一切都显示，无论我们看哪里的人们——整体而言——他们看起来都完全一样。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不是由于生物方面的原因，虽然生物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保持前进，但是生物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下一步要讲到社会学，它告诉我们社会是如何迅速发展的。

如图11-1所示，社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言部分，我提到了“莫里斯定理”（由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个想法推演而来），以此来解释整个历史的进程——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我希望第二章至第十章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这一点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5E4.jpg" /> <h5>图11-1 历史的发展：东西方社会发展以及硬上限，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h5>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不停地忙碌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富裕，或者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想紧紧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一般说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农业的起源，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不同帝国的创立以及工业革命——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人们的忙碌而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在危急时刻孤注一掷产生的。冰河时期末期，狩猎采集者发展迅速，这给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获得资源，他们对捕获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进行驯养，慢慢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一些农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又对资源造成了新的压力，为了生存——特别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们把村庄变成了城市和国家；一些城市和国家运转得很好，然后它们也遇到了资源问题，于是就把国家变成了帝国（首先是征服陆地，然后是草原和海洋）。一些帝国又重复了这个过程，它们变得非常强大，也给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于是就开始了工业革命。

历史并不是一波接着一波发生。事实上，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世界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而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适应世界变化的过程。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发展的悖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削弱社会发展的因素。

人们每天都面临和解决这样的悖论，但是有的时候，悖论会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因此就会产生急剧的变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不知道要做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并且，随着社会接近悖论的极限，发展和崩溃之间就开始了竞赛。社会很少会保持在一个极限停滞不前。相反，如果它们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极限，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我所说的五个天启骑士中，就会有一些或者全部失去控制，饥荒、疾病、迁移和国家崩溃——尤其是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时——会使社会停止发展几个世纪，甚至会将社会带入一个黑暗世纪。

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左右，就会出现一个硬上限。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水平停滞然后崩溃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门槛是在43分左右，我称之为硬上限。公元1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硬上限，然后就崩溃了；大约10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硬上限严格限制了农业帝国的发展。突破这个硬上限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化石燃料中储存的能量，就像1750年后的西方人那样。

将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能解释很多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并且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社会发展迅速，而其他时候却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但是，即使我们将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还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是西方统治着世界。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地理因素。

我已经强调过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变化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意义。2000年前，生活在煤田之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从200年前起，这开始变得意义非凡。通过利用煤炭资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都要迅速——以至于在1900年后不久就产生了新的能源替代了煤炭资源。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意义。

以上就是我的论点。在本章，我会花大量的篇幅阐述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理由。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概述一下第二章至第十章中提到的主要事件。

在15000年前左右的冰河时期末期，全球变暖划出了几条幸运的纬度（在东半球约是北纬20～35度，在西半球约是南纬15度～北纬20度之间），在这里进化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可种植的植物。在这一广阔的地带中，亚洲西南部一个名为侧翼丘陵区的地区是最为幸运的。因为那儿有着最多适合驯养的动物和植物，所以那儿的人们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容易变成农民。公元前9000年，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率先建起村庄，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西方社会产生了第一批农民。大约200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这里适合驯养的动植物虽然没有侧翼丘陵区丰富，但种类也非常多——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起源于东方的农民。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近一半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每一次都开创了新的区域传统。

因为西方人是首先从事农业的，也因为（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所以西方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悖论，首先掌握了我所说的后发优势。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财富以及更强的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扩张和战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以牺牲那些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农业也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了使农业在新的土地上发展，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河谷，人们不得不重新改造农业。在灌溉农业出现之后，那些落后区域的农业甚至比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农业更加多产。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段时间，当侧翼丘陵区最大的农业村庄还在努力维持着农业时，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建立城市和国家。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发展的悖论使得黄河流域的村庄具有了类似的后发优势。

新的国家要以新的方式与周围的地区打交道，这就在它们的边境产生了更具破坏力的社会矛盾。它们不得不试着应对这些矛盾，当它们把事情弄糟时——或许就像公元前31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公元前2300年左右中国的陶寺以及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之后的西方——它们就陷入了混乱。每一次崩溃又带来一段时期的环境变化，我认为，可以将这个天启骑士加入另外四个天启骑士。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糟糕的破坏和崩溃，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大的弹性和更强的恢复力。公元前1550年后，西方的城市以及国家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向地中海东岸发展。接着，东西方间第二大地理差异开始发挥作用：东方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地中海一样，能够提供廉价、便捷的运输。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地中海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的时候，它产生的破坏就无法控制了。并且在公元前1200年，天启骑士再次降临。西方核心地区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重创，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

由于发展的悖论，冰河时期末期，地理因素使得西方在社会发展方面长期领先，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崩溃无法预测。有的时候，一些不同的决定或者一点小运气就可以延迟甚至阻止灾难，我们的选择相当重要。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国家要重新进行组织，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来研判世界，从而创造所谓的第一波轴向思维。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社会发展的领先优势被缩小了；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因此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他们并驾齐驱。

东方和西方一样，都建立起了集权的国家，然后发展成为成熟的帝国。公元前200年后，地理的意义又发生了变化。在西方，罗马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40分。到公元1世纪，社会发展又达到了硬上限。不过同时，罗马帝国以及汉朝的兴起也改变了东西方之间距离的意义。欧亚大陆两端有大量的财富，商人和游牧民也就有了新的理由进行迁移。他们尝试着连接起核心区域，于是开始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天启五骑士首次同时出现在核心地区，带来货物和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病菌。罗马帝国和汉朝非但没有突破这个硬上限，反而在公元150年时都崩溃了。

东西方都进入了新的黑暗时期，在此期间，第二波轴向思想（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大乘佛教）替代了第一波轴向思想，但是它们崩溃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德国的入侵者攻入了地中海西岸相对落后的地区，核心地区在地中海东岸发展起来。在东方，亚洲腹地的侵略者摧毁了黄河流域较为发达的地区，核心地区转移到长江以南次发达的地区。

地理上的差异带来了巨大的差别。公元450年，长江流域出现了发展稻作农业的区域；到了公元60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成为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地中海对于古罗马的意义。不过在西方，阿拉伯人虽然强大得可以摧毁地中海的核心地区，但却不足以重建这些核心地区，社会发展一路下跌，直到公元700年。

公元541年左右，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于西方（这证明了西方并不是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到了11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由于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资源的再生速度，制铁工人开始利用化石燃料，发明者创造出新的机器，宋朝的知识分子努力寻求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但是就像1000年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宋朝也无法打破这个硬上限。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发生的事件和发生在第一个千年的事件是相似的，只不过要将东西方对调而已。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并且再一次解放了五个天启骑士。东西方的核心地区都衰退了，只不过在东方衰退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在西方，地中海东岸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伊斯兰中心地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到了1400年，一个新的核心区域形成了，并且西欧开始了文艺复兴。

这些孤立的、原先边缘化的欧洲地区发挥了后发优势。西欧人利用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从东方学到的造船、火药及其他技术，把大西洋变成了一条交通要道，再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为了得到东方的财富，西方船员误打误撞地登陆了美洲，这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15世纪的时候，东方人本可以发现美洲（一些人认为东方人确实发现了美洲），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西方人总会比东方人更快到达美洲。对东方人来说，航行到印度洋上比航行到空荡荡的太平洋上收获要大得多，并且将内陆向草原推进，收获也很大，因为近2000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7世纪，核心地区的扩张使地理的重要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帝国用火枪和火炮阻断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亚洲腹地的草原，结束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有效地扼杀了天启五骑士之一。相反，在大西洋，西欧商人开辟的这条海上通道推动了新兴的市场发展，并就这个物质世界如何运转提出全新的疑问。到了1700年，社会发展再一次达到了硬上限，但是这一次，天启五骑士并没有降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生灾难，西欧由于海上路线的刺激，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东方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发现，也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西方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这意味着西方人会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正是地理的原因把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h3>西方统治的必然性</h3>

你可能会问，是否有来自人类自身的影响呢？这本书大量地谈到了伟人和愚昧之人，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不断的冲突，难道最后，其中都没有一个有重要影响吗？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我们都有自由的意愿，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决定确实能改变世界。只是我们大部分的决定并不能使世界发生多大的改变。例如，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停笔，辞掉工作，成为一名狩猎采集者。这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会失去我的家，并且，由于我对狩猎和采集知之甚少，我很可能会被毒死或者饿死。我周围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例如，你就会找点儿其他书来读。但是，世界还会继续。我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改变西方对世界的统治。

当然，如果上百万的美国人决定辞掉朝九晚五的工作，变成狩猎采集者，那么我的决定就会由一个疯狂的个人异常行为变成一个集体运动，这样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群体决定。例如，“二战”后，约有5亿妇女比自己的母亲结婚年龄要小，生育的孩子更多，于是人口激增。30年后，她们的女儿则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于是人口增长变慢。这些选择共同改变了现代历史的前进方向。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个半世纪前，卡尔·马克思直接说道：“男人（和女人）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因为他们面临的环境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20世纪，妇女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生更多的孩子（之后是生更少的孩子），但是她们却常常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毫无选择——就像一万年前，那些决定从事农业的人，或者5000年前搬到城市的人，又或者200年前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也一定常常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选择。

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我们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那些忽略这些压力、做出奇怪决定的人。我们往往崇拜激进分子、叛乱者和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却很少会追随他们。我们大都非常清楚循规蹈矩的人往往更成功（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更容易得到食物、住处和配偶）。进化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常识。

即便如此，奇怪的决定很显然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以穆罕默德为例，或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公元610年前，这个平庸的阿拉伯商人本可以非常明智地将与加百列天使的相遇归咎于胃痛或者其他一切可信的理由。但是他选择了听从妻子的话——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天使的造访是真实的。多年来，穆罕默德和大多数的先知一样，看起来荒谬可笑。但是后来，他统一了阿拉伯。他的继承者哈里发摧毁了波斯，粉碎了拜占庭，把西方分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认同穆罕默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公元7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方核心地区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于穆罕默德个人。在加百列天使造访穆罕默德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一神论，并且已经在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了。早在穆斯林主战派入侵时，拜占庭和波斯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了，而且地中海地区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瓦解了。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一样的决定，那么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也许会选择其他的攻打对象，而不是入侵穆斯林地区。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750年之后也许会恢复得更加迅速，也许不会，但是西方仍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赶上东方。无论穆罕默德做了什么，西方核心地区仍然是在地中海东岸；土耳其人也依然会在11世纪的时候入侵西方，然后蒙古人在13世纪的时候入侵（在1400年左右再一次入侵）；核心地区也仍然会向西转移到意大利，然后在15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转移到大西洋。如果穆罕默德更正常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就可能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信仰——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毫无疑问，仍然会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西方现在也仍然会统治世界。

适用于穆罕默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我们所知道的伟人。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可怕的高度集权的古代帝国；16世纪时，欧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没能建立帝国；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使改革派得以掌权。但是大部分的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所做的就是加快或者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像做实验那样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除了把伟大人物替换成愚笨之人以及将愚笨之人替换成伟大人物之外，其他的保持不变，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保持不变，即使事情发展的轨迹可能有所不同。显然，伟人通常认为仅仅凭借自己的意愿就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们错了。

这个道理适用于对外政治，也适用于对内政治。例如，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者发明了改变整个世界的蒸汽机，而前者为瓦特提供了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但是他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正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一样。亚历山大于1874年2月14日为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就在同一天，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也为他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博尔顿和瓦特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相比，也未必就显得独一无二。约瑟夫在1774年发现了氧气，而一年前一位瑞典化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氧气。同样，他们也不会比1611年各自发现太阳黑子的四位欧洲科学家更独特。

历史学家常常惊叹几个独立的个体常常会想到一起，例如发明灯泡的想法几乎同时在几个人的大脑中出现。与其说伟大的思想是出于一个人的智慧，还不如说是一群有着相同疑问和解决方法的思想家的逻辑结果。17世纪早期的欧洲学者也是如此，一旦有人发明了望远镜（9个人宣称自己发明过望远镜），如果没有一些天文学家很快发现太阳黑子，那才令人惊讶。

很多了不起的现代发明不止被发明一次。统计学家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甚至提出一条法则，他认为没有哪一项发现是以真正的发现者命名的（施蒂格勒法则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5年前发现的）。博尔顿和瓦特领先了，但是其他人也有可能领先。如果瓦特没有在18世纪70年代发明出蒸汽机，其他人以后肯定也会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瓦特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把其他人从这个领域排挤出去的话，蒸汽机会改进得更快。

伟人以及愚笨之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而不是某些特定人物决定了历史，使得有些时候产生伟人，而有些时候则产生了一群愚笨之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如此，例如，在他们看来，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真正原因是1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变得保守，放弃了整个世界，而此时欧洲的文化变得开放，促使探险家漂洋过海，直到到达美洲。

我在第八章花了一些篇幅阐述了这个想法，认为这个想法与现实并不符合。与其说文化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还不如说文化是一个市政厅，能让我们讨论我们的选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的思想，受到地理以及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