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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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考古学的进化</h3>

正如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样，当进化还是个很新的概念时，文化人类学家就对其发起了反抗。世界的现代意识仅仅能追溯到1857年，那时，一个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表了一篇题为《进步的法则与原因》的文章。斯宾塞性格古怪，他曾当过铁路工程师，在当时刚问世的杂志《经济学人》当过技术编辑，还曾是女小说家乔治·埃利奥特的情人。这些他都做得不成功，既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结婚。然而，这篇文章却使他一夜成名，轰动一时。斯宾塞在文中解释道：“从科学所能理解的最遥远的过去，直到刚刚过去的昨天，进步在本质上都是从单一到多样的转变。”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是对一切事物任何变化的解释：

<blockquote>

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是通过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表现在我们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导的宇宙万物最初的变化中；表现在地球地质和气候的进化上；表现在其表面每一个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种类的增殖中；表现在人类的进化中，无论是文明开化的单独个体，还是种族的群体；表现在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进化上；还表现在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人类活动的无数具体和抽象的产品的进化之中。

</blockquote>

在之后的40年里，斯宾塞致力于把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融合到一个进化理论里。斯宾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使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了。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时，翻译的首选就是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伟人们都尊敬他的思想。达尔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并没有包含“进化”一词，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没有，甚至连第四版和第五版里也没有出现。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时，达尔文觉得有必要借用这个由斯宾塞创造并推广的词条。[1]

斯宾塞认为，社会的进化经过了四层变化，由简单体（无首领的游牧群体），到复合体（拥有政治领袖的固定村落），以及双倍复合体（拥有教堂、政府、复杂的劳动分工以及学术研究），直到三倍复合体（像罗马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伟大文明）。这种说法很快流行起来。然而在如何标记划分这些发展阶段上，理论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进化是从野蛮到蒙昧，再到文明开化；有的则倾向于认为进化是从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学。到1906年，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浩如烟海的术语感到十分厌烦，他抱怨：“现在有些作家太过虚荣，对待别人使用的术语就像是用过的牙刷一样嫌恶。”

不论进化论者使用的是何种划分标记，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本能地感觉自己肯定是正确的，但却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一门新兴的学科——人类学——便开始着手提供数据资料。有的社会相对而言进化的程度较低，譬如非洲或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殖民地民族，当地人仍使用石器，保持着丰富有趣的习俗，堪称古代的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时代三倍复合社会里的文明人的样子。人类学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疟疾、体内寄生虫和不友好的原住民）只是做好笔记，然后他（那时人类学者中女性不多）就可以回来填补进化史中的缺口。

马利诺夫斯基反对的就是这个知识性项目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出现这种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如果进化论者想要记录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考古学的数据，研究史前社会留下的实际遗址，而要间接地通过对当代群体的人类学观察，来推断他们是不是其后裔呢？答案是：一个世纪前考古学家知道的还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进化论者只能结合考古报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学作品中偶有的细枝末节以及随机的民族志的记载——这就很容易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怀有类似想法的人类学者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进化论者对历史的重建只是投机的推测，是精心编造的故事。

考古学是门新兴的科学。仅三个世纪前，我们关于历史最久远的证据——中国的五经、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以及希腊诗人荷马——只能勉强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记录之前，历史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挖掘这一简单的动作改变了一切，当然花了一段时间。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随身带去一队学者，他们抄写并带走了几十份古代铭文。19世纪20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揭开了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向前推了2000年。19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们不甘示弱地挖凿隧道，进入了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古代城市遗址，悬吊着绳索，抄下了伊朗山中的王室铭文。19世纪40年代还没结束，学者们就已经能读懂古波斯、亚述和巴比伦的智慧遗产。

19世纪50年代，当斯宾塞刚开始写关于进化的文章时，考古学仍然比科学更有冒险性，充斥着真人版的印第安纳·琼斯。直到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开始把地层学的地质原理（常识性原理，诸如遗址的最上层泥土肯定晚于下层泥土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沉积土的顺序来重建事件发生的次序等）运用到挖掘中去，到20世纪20年代地层学分析才成为主流。那时，考古学家们仍然是依据遗址与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事件的联系，来给出土物标记日期的。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发现都笼罩着浓厚的推断和臆测色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核物理学家们发现可以利用放射性碳测定日期，通过研究骨头、木炭和发现的其他有机物中的不稳定碳同位素的衰变，来确定物品的年代。考古学家们开始给史前时期排序，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体系逐渐成形。

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曾有资深的教授说，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曾建议，野外考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一件礼服和一个小型左轮手枪。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但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到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邦德时代肯定已经走到了终结的边缘。真正的突破来自专家们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实材料，把史前时期推向更早，足迹遍布全球。

博物馆储藏室里充斥着工艺品，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技术性专题论文，但一些考古学家担心最基本的问题无法解答。那就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与19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论寻求数据的支持，如今是大量的数据需要理论来总结。满载着来之不易的成果，20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准备好迎接另一波理论的冲击。

有些社会科学家称自己为新进化论者，以显示他们比斯宾塞等守旧的“古典”进化论者更加先进。他们表示，虽然手边有充分的史实资料可供使用，可这一大堆证据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没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凌乱混杂的陈述记录或历史文档里。简而言之，科学性还不够。为了从纷繁的19世纪类型学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新进化论者们认为需要将这些故事转化成数字。通过测量差距、分配分值来给各个社会排名分等，然后寻找分数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解释。最后，他们可以尝试去回答一些问题，使花在考古学上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社会的进化是只有一种方式，还是多种方式并存的；在离散进化阶段，社会是否发生集群现象（如果发生了的话，它们又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个单一的特征，如人口、技术（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地理特征），能够解释一切问题。

人类学家劳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从事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名为“人际关系区域档案”的大型数据搜集工程。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谓的社会发展指数。纳罗尔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机选择30个工业化前期社会（有现代的，也有过去的），他翻遍档案，查找它们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这些差别会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规模大小、劳动分工的程度，以及隶属组织的数量上。纳罗尔把结果转化为标准格式，提交了分数报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1832年达尔文惊叹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善程度之低，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他们在满分63分的情况下只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兹特克，得分58分。

之后的20多年中，其他人类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数据集、数学模型和计分手段，但他们对结果达成一致的概率高达87%～94%，这对社会科学来说是件好事。斯宾塞去世50年后，也是他那篇关于进化的文章发表100年后，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可以泰然自若地证明社会进化的法则。

<h3>人类学的退化</h3>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做了交代，解释了有关社会进化的一切，那我们应该已经听说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已经回答了“为什么是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对水平有关。究竟是像长期注定理论家宣称的那样，西方遥遥领先已经很久了，还是像短期偶然理论家认为的那样，西方的领先只是最近才发生的？如果新进化论者们能够测量社会发展，我们就不必在那些复杂的图表上浪费时间了。只需要计算冰河时期结束之后不同时间点上东西方的得分，进行比较，看看哪套理论更符合实际即可。那么为什么还没有人这样做呢？

我怀疑，这大体上是由于新进化主义出现了内乱。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拿起他的计算尺之前，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测量社会是很幼稚的想法。那群“相信法则与秩序的家伙们”（评论家们这样称呼纳罗尔及其同伴），手里拿着印有编码数据的穿孔卡片，对统计资料进行深奥难懂的争论，在足有仓库大小的电子计算机前忙活，这些似乎与忙于挖掘发现的考古学家们以及采访狩猎者的人类学家们所知的现实格格不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新进化主义渐渐变得不再那样荒诞可笑了。例如，我曾在第二章中提到其作品《原始富足社会》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职业生涯时是个进化论者，可是到60年代，他却认为“对越南反抗斗争的同情甚至是钦佩情绪，加上对美国战争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满，可能会削弱经济决定主义和进化发展的人类学基础”。

到了1967年，萨林斯在巴黎争辩狩猎者们事实上并不贫穷时，新一代人类学家们提出了更强硬的观点。这些人在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深受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依照他们的说法，进化论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实际上就是按照与西方人的相似程度来给非西方社会划分等级，而令人惊讶的是，西方人总是给自己打最高分。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迈克尔·桑克斯（Michael Shanks）和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写道：“进化理论很容易滑入自圆其说的思想意识，或是主张西方在与其他文化关系中的优先地位，认为其他文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补充。”许多评论家感觉，这种对数字的自信不仅仅是西方人满足虚荣心的游戏，也是我们狂妄傲慢的一部分，而狂妄给我们带来的是地毯式轰炸、越南战争和军工企业联合体。瞧啊，约翰逊总统要下台了，那么，民族优越感泛滥的教授们带着他们的傲慢和数学，也该滚蛋了。

静坐抗议和侮辱谩骂把一场学术辩论转变成了摩尼教的一决雌雄。在一些进化论者看来，他们的批评者们是道德败坏的相对主义者；而对某些批评者来说，进化论者则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家们在聘用、任期和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等方面钩心斗角，破坏了研究事业，导致学术的两极分化。美国最著名学府的人类学系衰退堕落了，就像一对婚姻不幸的夫妻，多年的互相责难终于爆发，两人开始分居。“我们（甚至）都不叫对方名字了，”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1984年遗憾地说。最极端的例子在斯坦福，我的母校。那里的人类学家们在1998年决裂，正式分裂成支持进化的人类学科学系和反对进化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每个系开始独立地招聘、解聘和招生教学。组织之间成员互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他们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动词，让自己的院系更“斯坦福化”。

斯坦福化的悲哀——或是喜悦，这取决于说话者——让人类学家们在好几年的学术会议上津津乐道，可是对于解决社会科学中最大的难题之一，斯坦福化没有多大帮助。[2]若想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在这一问题上正视双方的论点。

社会进化的批评者们认为相信法则秩序的家伙们目中无人，这当然是没错的。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本人，试图解释一切事物的任何变化，很可能最终什么都解释不了。关于新进化论者到底在测量什么，存在着很多不解和疑惑。即便他们对社会内部进化发展的本质达成了一致（这大多发生在他们坚持斯宾塞的变化观点的情况下），这种在积分排行表上给全世界的不同社会划分等级的行为实际意义也不明显。

批评者们认为，评分表掩盖的东西比它揭示的还要多。它掩盖了文化个体的特性。20世纪90年代时，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创造这种管理形式的古希腊的确很奇特，那里的很多居民打心眼里相信，发现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向牧师询问神的想法，而是把所有人召集到山腰上，争论一番，然后投票。给古希腊的变化打分并不能解释民主的由来，而用社会发展指数掩盖了希腊人的特色，分散了人们对其独特成就的注意力，从而实际上加重了任务的困难程度。

不过，那并不代表设计社会发展指数是在浪费时间，只是对于那个具体问题来说用错了工具。西方统治世界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我们纵观几千年的历史，观察万顷的土地，汇集上亿的人来进行比较的巨大工程。对这个任务来说，社会发展指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毕竟，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的争议之处在于出现东西之分后的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长期注定和短期偶然理论者们并没有专注在这一点上，直接对质对方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不同的历史部分，使用不同的证据，用不同的方式定义他们的术语。跟随相信法则秩序的家伙们，把浩如烟海的史实证据缩减为简单的数字得分，有其缺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相同的证据，并得出惊人的结果。

<h3>我们需要测量什么</h3>

第一步要弄清楚我们到底需要测量什么。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Lord Robert Jocelyn）说说，西方的统治是怎么通过那场战争传播出去的。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我方首先开火，持续了9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

这里就体现了西方统治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当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导致西方统治世界。1840年跟随英国舰队的另一位长官阿迈恩·芒廷（Armine Mountain），把定海的中国武装比喻成中世纪编年史中的插图。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里的物件复活了，恢复了生机和颜色一样，”他回想着，“在我面前动来动去，完全不晓得世界已经前进了好几个世纪，也全然不知现代兵器的使用方法、发明和改进。”

芒廷领悟到炸毁舰队和堡垒只是西方统治世界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一系列优势长链中的最后一环而已。更深层的原因是英国工厂能够大量生产炸弹、大炮和战船，而英国政府能够筹集资金，支持覆盖半个地球的远征。那天下午英国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闯进定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成功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能量，并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全都归结为西方人不仅在能量链上比其他任何人爬得更高，而且，与历史上的早期社会不同，他们的高度可以使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投射自己的力量。

这种在能量链上攀爬的过程，遵循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之后的进化论人类学家们的传统，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主要是一个团队掌握其物质和精神环境以达到目的的能力。[3]说得更正式一点，社会发展就是人们赖以衣食住宿的技术、物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类以此繁衍后代，解释周围的世界，解决集体内部的纷争，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以及保卫自己应对其他集体拓展势力的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发展衡量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理论上是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来比较的。

在做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想郑重申明一下：衡量和比较社会发展并不是为了对不同集体做道德上的评判。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地都是空调和电脑化工厂，以及熙攘忙乱的城市，拥有汽车、飞机、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科技医疗，居民教育程度很高。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他们的物质精神环境，远远超过1000年前的先祖们，那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这样看来，说现代日本比中世纪日本更发达就十分合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日本人是否比中世纪的日本人更聪明、更有价值，或更幸运（不用说更快乐了）。也没有对道德上、环境上，或是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代价做出什么暗示。社会发展是一个中性的分析范畴。衡量是一回事，褒贬是另一回事。

本章稍后将会讨论衡量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事实上，除非我们想出一个测量社会发展的方法，否则将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原则来指导指数的设计。

用现代最受敬仰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开始是最好不过的了。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要尽量做到最简，但不要过于简单。”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应该把想法蒸发成可以用事实检验的结晶，想出最简单的方法来进行检验，然后就这样，不要加什么，也不要再减什么。

爱因斯坦本人的相对论提供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相对论暗示引力会使光线弯曲，意思是，如果该理论正确的话，每当太阳经过地球和另一个恒星之间时，太阳的引力会使恒星发出的光线弯曲，使恒星的位置看上去稍微改变了一些。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检测了。只是太阳光线太强，我们无法看到它附近的恒星。不过，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想出了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很符合爱因斯坦的那句格言。爱丁顿想到，在日食期间观察太阳附近的恒星，就能够测量它们的偏移距离是否如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那样。

爱丁顿动身去南太平洋，做了一系列观察，并宣布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尖刻的评论接踵而至，因为证明爱因斯坦正确和错误的结果差别甚微，爱丁顿充分利用了1919年可用的仪器。除去相对论的复杂性[4]，天文学家们在应该测量的对象和方式上是持一致意见的。那么，关键就看爱丁顿的测量是否准确。还是从壮观的星体运动回到定海野蛮的轰炸上来，我们会立即发现，在面对人类社会时，问题要复杂得多。到底应该测量什么来给社会发展分配分值呢？

如果说爱因斯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那么我们可以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寻求实践指导，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我们需要的指数有很多相似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这一指数来衡量每个国家为公民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和表现。参加这一项目的经济学家们首先讨论人类发展到底是指什么，然后总结出三个核心特征：人均寿命、人均教育程度（表现为文化水平和学校入学情况），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然后，他们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衡量系统，综合这些特征，给每个国家评出一个0～1之间的分数。0意味着根本没有人类发展（也就是所有人都灭亡了的情况），1则表示在调查完成所在年份里现实世界中可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例如，在最近可用的指数中，2009年，挪威居于首位，得分0.971，而塞拉利昂垫底，仅有0.340。）

这一指数符合爱因斯坦的规则，因为这三个参数可能是联合国在抓住人类发展意义前提下所做的最简化处理了。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然有不满意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衡量的不仅是寿命、教育和收入而已。它们的优势在于方便定义和记载（较之其他特征，如幸福），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再调查一些其他可以生成不同分值的因素（例如就业率、营养，或住房）。即便是最认同联合国的参数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不愿把它们并入一个人类发展分值。他们认为，这些特征就像是苹果和橘子，把它们捆在一起简直是荒谬。也有经济学家不排斥选择及合并这些参数，但是不喜欢联合国统计学家们衡量每个特征的方式。他们指出，这些分值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十分主观。还有些评论家对给人类发展打分这一概念本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造成一种印象，感觉好像冰岛和挪威人在通往极乐天堂的路上已经走了96.8%的路程，是塞拉利昂人们幸福程度的2.9倍——这两点都不大可能。

不过，尽管恶评如潮，事实证明人类发展指数还是大有用处的。它便于救援机构把基金拨给最需要的国家，即便是批评者们也同意，有个指数可以让一切更明晰，辩论也就更深入透彻。过去15000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与联合国的指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也具备一些相似的优点。

正如联合国经济学家们，我们应该遵循爱因斯坦的规则。指数应该衡量尽可能少的社会维度（尽可能简单），而且抓住前文定义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不能过于简单）。我们所衡量的每个社会维度都应该符合六项基本标准。第一，必须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必须与社会发展有所关联。第二，必须具有文化独立性。例如，我们或许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参数，可是我们对此类参数的判断具有严重的文化局限性。第三，这些特征必须相互独立。譬如，如果选用国家人口总数和财富总量作为特征，我们就不能使用人均财富作为第三个特征，因为这是可以由前两个特征推算出来的。第四，必须有足够的档案记录。由于是回顾几千年前的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因为各个特征可供使用的证据数量差距很大。尤其是年代久远，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某些有用的特征。第五，必须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说，专家们大都同意证据的意义和价值。第六，必须具有便捷性。这或许是标准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可是证据越是难以获得，或计算结果所需的时间越长，该特征的可用性也就越小。

任何特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选择的每个参数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几项标准上表现各有优劣。可是在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这些参数之后，我选定了四个特征，在这六项标准上都表现不错。虽然它们加在一起，在为东西方社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描述上，较之联合国利用寿命、教育和收入特征告诉我们有关冰岛、挪威或塞拉利昂的信息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它们确实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缩影，向我们展示了为理解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所需要解释的社会发展的长期模式。

我选择的第一个特征参数是能量获取。倘若不是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以养活很少耕作的士兵和海员，从风力和煤炭中获取能量以发动船只驶向中国，从炸药中获取能量向中国的驻守部队开火，英国根本无法在1840年抵达定海，大肆破坏。能量获取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提出把人类历史缩减成一个方程式：E×T→C，这里E代表能源，T代表技术，C代表文化。

这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怀特的意思并不是说把能量与技术相乘，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柏拉图、荷兰画家伦勃朗或中国山水画家范宽的一切了。怀特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更像是我说的社会发展。即便如此，他的方程式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太过简单，对于解释定海事件还不够。

如果没有能力组织好，就算掌控了世上所有的能源，也无法把英国的海军中队带去定海。维多利亚女王的属下们能够召集军队，支付军饷，训练他们听从指挥，开展大量棘手的工作。我们需要测量这种组织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组织能力与斯宾塞的区分理论有所重合，但是新进化论者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想直接测量社会的变化，甚至是给出让评论家们满意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既与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同时又便于测量的替代参数。

我选择的是城市化。这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毕竟，说伦敦是个大地方，并不能直接反映墨尔本勋爵的资金流，或皇家海军的指挥结构。然而，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选择就没有那么奇怪了。支持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负责把食物饮水运进来，把垃圾废物运出去，提供工作岗位，维持法律秩序，扑灭火灾，在每个大城市里，日复一日地进行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