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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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斯先生，”她说，“您知不知道，您来了上海，大家都觉得救兵来了？当然，我们并不喜欢形之于色，可是我们实在好担心，哪”——她指向枪炮声的来处——“我丈夫，他坚称日本人不敢攻打公共租界。可是您知道吗，他一天至少要提个二十次，那一点也不会教人安心。告诉您，班克斯先生，您即将抵达的消息才传来，那可是我们这里几个月以来的第一个好消息。我丈夫甚至不再念经似的反复提说日本人呢，至少停了好几天。天哪！”
另一声雷霆般的巨响撼动舞厅，激起了几声倒彩。接着我发现离我不远处有几扇落地窗已经打开，大家挤到阳台上。
“别担心，班克斯先生，”有位年轻人说，抓住我的手肘，“那不可能炸到我们这里来。双方自从‘血腥星期一’之后，都极度小心。”
“不过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问他。
“哦，是从港湾里的日本战舰来的。实际上炮弹越过我们头顶上空，落在那条河的对岸。入夜以后，就壮观了。有点像流星雨。”
“万一落得近了呢？”
我这个想法，不仅让跟我说话的年轻人笑了，连我身边其他几个人也笑了——我实在不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接着有人说：“我们也只能信任日本人的射击技术啰。毕竟炸偏了，也可能炸到他们自己人。”
“班克斯先生，也许您需要这个。”
有人递上一只看歌剧的望远镜。我才接下，这动作就仿佛是一道指令，众人立刻让出一条路给我，我发现大家竟簇拥着我走向落地窗。
我踏上一座小阳台。一阵温暖的微风吹来，满天晚霞嫣红。我这里位置相当高，看得到另一排楼房外的运河。河的对岸是一大片低矮破旧的房子，有道灰色的烟柱从那儿升向夜空。
我把望远镜放到眼前，不过焦距不对，什么都看不见。我转了转调焦钮，发现我对准的是运河，看到的景象让我略感意外：河上各种船只竟然无视邻近的战斗，继续忙着日常事务。我对准某一艘船——类似舢板的小舟，上头只有船夫一人——船上堆满木箱与包裹，似乎钻不过我眼下这个低矮的运河桥洞。我看的时候，那条小船急速接近桥洞，我敢说至少堆在顶层的一两件一定会掉到水里。接下来的几秒，我透过望远镜盯着船，完全忘了战事。我注意到船夫跟我一样，全心关注着他货物的安危，完全无视他右方不到六十码处就有战斗在进行。接着船钻入桥底，等它顺畅地从另一头滑出，那些摇摇欲坠的货物一件也不少，我轻叹一声放下望远镜。
我发现我看船的时候，背后聚集了一大群人。我把望远镜递给旁人，没特别对谁说：“原来那就是战争。值得一看。伤亡情况不知道怎样，你们觉得呢？”
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回答。有人说：“闸北区死了一大堆人。不过日本佬再过几天就会把那儿攻下来，到时又会安静了。”
“还不一定呢，”另一个人又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都很让人惊讶，我敢说他们会坚持下去。我敢说他们还可以撑上好一阵子。”
接着，我周遭每个人似乎都同时争论了起来。几天、几周，这有何不同呢？中国人迟早要投降，为什么不趁早呢？有几个人反对这看法，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干脆。情况天天在变，有许多因素都相互关联，牵一发动全局。
“再说，”有人大声问道，“班克斯先生不是来了吗？”
说这话的人显然自以为很有说服力，可这话却僵在半空中，让大家鸦雀无声，再度将所有的目光投向我。事实上，我发现不只是阳台附近的人群，而是整个舞厅里的人都静了下来，等着我回应。我灵机一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声明——也许在我踏进舞厅的那一刻，就有必要这么做——我清清喉咙，大声宣布：
“各位女士先生们，我看得出这里的情况陷入了困局。我也无意在这种时机带来虚假的期望。但是容我这么说：假如我没有信心能在不久的未来圆满地了结此案，我也不会来这里。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我不只是有信心而已。因此，容我请求各位在往后的一两个星期里耐心等待。之后再来看看我们做了多少事。”
我说完最后这些话，爵士乐队忽然在舞厅里演奏起来。我不确定这是否只是巧合，无论如何，倒给了我的演讲一个漂亮的结尾。我觉得舞厅内的目光渐渐从我身上移开，也看到大家都开始往厅内移动。我也往里头走，想办法找回原来那个桌位——有一会儿我有点迷失方向——发现一群舞娘已在舞池里载歌载舞。
舞娘也许多达二十名，许多都是欧亚混血，鸟形的服装极尽暴露之能事。舞娘翩翩起舞，尽管这片歌舞升平景象的背后杂音清晰可闻，然而大家似乎不再对一水之隔的战事感兴趣了。对这些人而言，这有如结束了一个节目，另一个又接着上场。我心里产生一股反感，自从抵达上海以后，这样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只是因为这么些年来他们只会坐困愁城，面对难题束手无策，放任情况恶化到今天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还衍生出许多盘根错节的难题。从我抵达的那一刻起，真正教我心里暗暗吃惊的是，这里每一个人都拒绝承认他们罪有应得。待在这里约两周的时间里，在我所接触的所有这些英国人当中，不论地位高低，我都还没遇到——一次也没有——有谁真心感到羞愧。换言之，在这里，在这个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的涡眼里，大家在心照不宣中无耻可悲地集体否认现实，否认自身的责任，而这种行为转为自我封闭，变本加厉，以冠冕堂皇的自我保护表现于外，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况。而现在眼前的这一群所谓上海的精英，如此不屑一顾地凝望他们的中国邻居在运河对岸受苦受难。
我沿着围观歌舞的人群背后走动，尽量把厌恶之情收藏起来，这时有人扯扯我的手臂，我转身一看，是莎拉。
“克里斯托弗，”她说，“我整晚想尽办法要挤到你身边。难道你没时间跟家乡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吗？瞧，塞西尔在那里，他正在向你挥手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在人群中找到塞西尔爵士；他独自坐在厅内远处角落里的桌位，果然在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挥手，然后转向莎拉。
这是我抵达后首次和她碰面。那天晚上她给我的印象是她过得非常不错；上海的阳光驱走了她惯有的苍白，让她显得脸色红润。而且，当我们问候交谈的时候，她的态度依然轻松自信。一直要到此刻，经历了昨晚的事件，我才又想起那夜首次碰面的情况，真不知道我怎么瞎了眼似的，没看出端倪。当然或许只是后见之明，才让我吹毛求疵地回想她的笑容有无异样，特别是提起塞西尔爵士的时候。而且，即使我们交谈的内容仅止于寒暄问候，经过昨夜的事，那天晚上她说了一句话——就算是当时，也已经让我略微一怔——直到今天还在我心头镇日萦绕。
我当时问她跟塞西尔爵士在这里的一年过得可愉快。她向我保证，尽管塞西尔爵士并未达成他预期的突破，但他的诸多努力依然赢得了上海各界的感激。就在这时候，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没什么特别用意：
“这么说，你们没有立即离开上海的打算啰？”
莎拉听了以后笑了出来，又往塞西尔爵士的方向凝望一眼，然后才说：“没有，我们现在安定得很。新城饭店非常舒适。我想我们近期内哪儿也不会去。除非有人来拯救我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包括最后说的拯救云云——尽管像是说笑，尽管我不清楚她话中是否有话，我还是浅笑了两声表示附和。那时候，就我记忆所及，我们转而聊起在英国共同的朋友，后来格雷森走过来，三言两语就打断了这场看似单纯的谈话。
如我所说，直到此刻，经历了昨夜的一切，我好像才开始追溯这三个星期里跟莎拉几次碰面的情况，而每次回溯，最后都归结到莎拉的这句话，一句仿佛事后才在她愉快的回答里加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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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