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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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良在发展故事时，从来就不喜欢人家反驳，他不耐烦地重复我父亲被绑在椅子上，我应该立刻到树干底下演出被绑的样子。我吼回去：“不要！”接着转身就走。不过，我没有离开秋良家的花园就是了。我记得我站在草坪边上——也就是走到我们的“丛林”外缘——茫然地望着一只蜥蜴爬上榆树。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传来秋良的脚步声，我准备好要跟他大吵一架。没想到等我转身，我看见我朋友以安慰的眼神凝视我。他走上前来，款语说道：

“你对。父亲没被绑起来。他非常舒服。绑匪的房子舒服。非常舒服。”

从此以后，秋良总是百般用心，好确保父亲在所有的戏码里得到舒适与尊严。绑匪总是让父亲衣着体面，他们自己却像是仆役，只要父亲开口要求，就为他送上食物、饮料、报纸。于是绑匪的性格也软化了；原来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家里有些嗷嗷待哺的亲人罢了。他们真心遗憾非铤而走险不可，他们会跟父亲解释，但他们又不能坐看自己的子女饿死。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他们还能怎样？他们选择班克斯先生，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穷人抱持着慈悲心，因此他比较可能体谅他们给他带来的不便。对于这点，父亲——每次都由我来演出——会同情地叹气，不过接着说，生活再艰难，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就此赦免。再说，孔探长迟早会带人来把他们全部逮捕，他们会锒铛入狱，甚至押赴刑场处决。那么他们的家人又该如何？绑匪——由秋良饰演——就会回答，一旦警方查获他们的藏身处，他们就会束手就擒，并祝福班克斯先生与家人安然团聚。不过没到这步田地之前，他们还是得想办法让计划成功。他们接着会询问父亲晚餐想吃什么，我就会为他点一顿大餐，都是他爱吃的菜肴——里头总是包括烤牛里脊肉、奶油欧洲萝卜、清蒸黑斑鳕鱼。如我所说，秋良常常比我更坚持菜色要丰盛，而且常常是他加入许多很小却很重要的细节：父亲的房间必须比周遭屋顶还高，可以遥望河景，床则是绑匪为他从汇中饭店(1)偷来的，因此睡起来舒服得不得了。接下来秋良跟我会扮演侦探——不过有时候也演我们自己——直到故事尾声，其间还会在中国人区域的弯街窄巷里追逐、打斗、枪战，不管剧情如何曲折、如何变化，结局必然是极司菲尔公园里的盛大典礼，在典礼中，大家依序登上特别搭建的平台——母亲、父亲、秋良、孔探长，还有我——接受群众欢呼。这个部分，如我所说，是故事的基本架构，顺带一提，我想这也是我返回英国初期，在那些阴雨日子里反复搬演的情节，那时候我漫步于姑妈家附近的绿地打发空虚的光阴，嘴里喃喃念着秋良的台词。

大约在父亲失踪一个月以后，我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秋良，凌田的瓶子后来怎么了。我们玩到一半停下来休息，在我们的草丘顶上，坐在槭树荫下喝着梅俐用两只茶碗送来的冰水。秋良不再有任何怪罪之情，让我松了一口气。

“悦子拿回去瓶子。”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他姊姊真是救命恩人。不过现在每回她要强迫秋良做什么事，就以要向父母报告此事来要挟。秋良为此可谓吃足苦头。

“她也去房间。所以她跟我们一样坏。她不说。”

“所以没有问题。”我说。

“没问题，老哥。”

“因此你不用回日本定居。”

“不要日本。”他转向我笑笑，“我永远留上海。”接着他沉重地看着我问道，“如果父亲不找到，你必须去英国？”

这个令人震惊的想法，不知道为何我从来不曾想过。我想了想才说：

“不回。就算找不到父亲，我们也永远住在这里。母亲永远不会想回英国。再说梅俐也不会想去。她是中国人。”

有那么一会儿，秋良兀自沉思，盯着浮在茶碗里的冰块。接着他抬头看我，粲然而笑。

“老哥！”他说，“我们一起住这里，永远！”

“没错，”我说，“我们永远都要住在上海！”

“老哥！永远！”

父亲失踪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如今认为影响深远。我以前并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差不多已经把此事抛诸脑后，直到几年前，机缘巧合发生了一些事，不但让我想起这件往事，更让我首次明白，那天我目睹的事，其实别具深义。

那是“曼纳林案”结束后不久的日子，我着手研究我住上海那几年的背景资料。我相信我前面已经提过，我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的这项研究。我想，我的企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想以成人的角度，理解我幼年时期根本不可能明了的那些力量的本质。还有一部分则是想先打好基础，准备有朝一日要全心投入，调查有关我父母失踪的整个事件——尽管上海警方仍持续侦查，可是案子至今未破。顺便提一句，我一直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着手这方面的调查。其实，若不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敢说我早就动手了。

总之，如我所说，几年前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大英博物馆搜集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史料，还有摩根洋行的历史，以及当时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资料。我还多次写信到中国，请他们提供我在伦敦无法取得的情报。结果有一天我收到一张发黄的《华北日报》剪报，发报日期大约是我离开上海后三年。我的特派员寄给我有关租界港埠贸易法规变迁的报道——无疑是我要求的资料——不过，立刻引起我注意的，却是碰巧在剪报背面顺带剪进来的照片。

我把这张发黄报纸上的照片装进一只锡制的雪茄盒，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不时拿出来端详一番。相片里头拍了三个男人在林荫大道上，三个都是中国人。外侧的两位着硬领西服，拿着帽子与手杖。中间那个胖男士则着传统中国服装：深色长袍、瓜皮帽、辫子。正如当时大半的新闻照片，多少有点矫情做作的味道，而我的特派员几乎把左边四分之一的部分都剪掉了。总之，从我看到这张照片的那一刻起，这张照片——说得更精确些，中间那个人——就格外令我感兴趣。

我把这张照片，跟我那位特派员回复我的信件——他约莫在一个月后又答复了我更进一步的问题——一同放进抽屉里的锡制雪茄盒。信中他告诉我，那位着长袍、戴瓜皮帽的胖男士是王顾，一个军阀头子，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在湖南有不小的势力，手下养了一支三百人左右的杂牌军。与他的大部分同类一样，他在蒋介石掌权后势力大减，但据说身体依然安康，目前在南京城内某处还算舒适的冷宫中蹉跎岁月。我的特派员针对我明确的问题，答说他无法确定王顾是否曾经与摩根洋行有任何公开的关系。然而依他所见，我们不无理由怀疑，他在某个时期与该公司曾有往来。在那个年代，我的特派员指出，任何走长江水域穿过湖南运送的鸦片——或者其他值钱的货物——都可能遭受盘踞当地的强盗土匪抢夺。只有借助割据当地的军阀，才能确保货物平安，而像摩根洋行这种商行，自然极可能花了工夫跟这种人建立关系。在我儿时的上海，以王顾手头握有的兵力，他应该会成为特别受青睐的盟友。我的特派员在信末道歉未能提供更进一步的具体资料。

如我说过，我在发现那张照片之后五六个星期，才请求我的特派员提供这些信息。延迟的原因是，尽管我明明确定我在过去某地见过那位胖男士，可想了半天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为了何事。那人让我觉得跟某件尴尬、不快的事有关，不过除此之外，什么别的也记不起来。直到有天早晨，我在肯辛顿高街上漫步找计程车，往事在全无预兆的情况下，忽然涌上心头。

那位胖男士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并没有花什么心思注意他。毕竟当时距离父亲失踪才两三个星期，陌生人不时来来去去：警察、英国领事馆的人、摩根洋行的人，还有一些女士一进我家看见母亲，便会伸出双臂并发出一声痛苦的惊呼。对于这些女士，我记得母亲以冷静的一笑回应，然后走向她们，直截了当地谢绝拥抱，并以她最有自信的口吻说出这样的话：“艾格妮丝，真高兴见到你。”接着她会牵着客人的手——也许还僵在空中——带领她们到客厅去。

总之，如我所说，胖男士那天刚到家门口，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我记得我从游戏室的窗户往下瞄了一眼，看见他走下汽车。他当时的样子，我相信跟那张剪报上的照片差不多：深色长袍、瓜皮帽、辫子。我注意到车子硕大闪亮，他不但有司机还有另两位随扈，不过就算这样，这排场也不算什么；父亲失踪后的那段日子，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早已来访过。倒是菲利普叔叔迎上前去寒暄的样子，让我有些意外，他当时已在家中待了约一个钟头。他们一副相见甚欢的样子——仿佛至交——接着菲利普叔叔引领客人进屋子里来。

我不记得接下来的一时半刻里我做了什么。我还留在屋子里——不过不是为了那位胖男士，我说了，我对他没什么兴趣。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听到楼下的骚动时，我记得我还很诧异客人竟然还没走。我赶到游戏室窗前，看见汽车还在马车道上，三位留在车上的随扈——他们也听到了争吵声——急忙下车，表情紧张。接着我看到胖男士平心静气地走向汽车，挥手向手下示意不要担心。司机已开好车门等着胖男士上车，他上车的时候母亲出现了。事实上，刚才是她的声音让我赶到窗口观望。我一直告诉自己，这种语气只有对我或对用人生气的时候才有，不过等母亲的身影在楼下出现，她说的每个字都清楚可辨，我就算想骗自己也没办法了。有些东西她再也压抑不住了，我从未见她如此，但我立刻意会到，从父亲失踪之后，我早该接受这样的事了。

她对胖男士吼叫，多亏有菲利普叔叔拉住她。母亲指责胖男士背叛自己的同胞，指责他是恶魔的帮凶，她才不要他那种协助，要是他再回到我家，她会当他是禽兽不如的东西唾他的面。

胖男士听了一点也不动怒。他指示随扈们上车，司机发车时，他从车窗对母亲微笑，几乎颔首向她表示赞许一般，仿佛母亲在那儿礼数周到地向他告别。车子走了以后，菲利普叔叔劝母亲进屋子里来。

等他们走到大厅，母亲已不再说话。我听见菲利普叔叔说：“可是我们什么方法都得试一试，你难道不明白吗？”他的脚步声跟着母亲的进入客厅，门随即关上，我就什么也没再听见了。

看见母亲这种举止，当然让我不安。不过，假如她发现对访客怒吼解放了她几个星期以来严密压抑的情绪，那么我内心也有类似的变化。正是因为目睹她情绪爆发，不管过去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怎么想，今天我终于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最坏的可能，而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心中的巨石落地。

顺带一提，我得承认，我不敢完全肯定那天所见的中国人，就是剪报照片上的那位——照片中的人已查出是军阀王顾。我只能说，自从我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开始，我就毫不怀疑，那张脸孔——而不是每位中国乡绅都极可能拥有的长袍、瓜皮帽、辫子——就是父亲才失踪几天后我所看见的那个人。这件事，我每在心中多回想一次，就愈相信照片中的人正是那天来我家的那位男士。这项发现的影响深远——它有助于提供我父母如今身在何处的线索，并且在我想做的诸多调查之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我所述，这些事我想要尽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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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后来的和平饭店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