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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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二天下午秋良到我家的时候,我立刻看出有点不对劲;他心事重重,什么事都无法专心。我怕是他父母已经发现我们昨天做的事,有一会儿我还忍着不问他发生了什么。但到头来我还是憋不住,便要他把事情告诉我,再糟也得说。然而秋良说他父母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神情却变得更加凝重,经我再三追问,他才告诉我事情的始末。
原来是秋良憋不住心头的得意,便向他姊姊悦子透露了我们的壮举。他没想到悦子竟会惊恐万状。我说他没想到,是因为悦子——大我们四岁——从来不附和我们认为凌田有什么邪恶一面的说法。不过听了秋良的故事,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仿佛他会在她眼前扭成一团死掉。接着她告诉秋良,我们能逃出来已属万幸;她还说,以前家里雇的用人,有几位是她亲身认识的,这些人做了我们所做的事,后来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尸骸几周后才在租界边上的巷子里找到。秋良对他姊姊说,她只不过是想吓唬他,他一秒钟也没信过她的话。不过显然他已经吓坏了,而我听到有人“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凌田的恐惧——悦子已堪称权威——也觉得一股寒气窜过全身。
这时候我才了解秋良烦恼的事:有人得在凌田回来之前,也就是在三天内,把瓶子放回原处。然而毋庸再提,我们先前的勇气早已消失殆尽,要我们再回到那个房间,根本不可能。
我们没办法再定下心来玩平日的游戏,于是决定走到我们在运河边的老地方。一路上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不把瓶子放回去,结果会怎样?也许药水非常珍贵,他们会报警处理。或者,也许凌田对谁也不提瓶子失窃,但是决定亲手对我们施以毒计暗中报复。我记得我们完全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么想保留对凌田的幻想,又多希望理性地想出法子,尽量避免不可收拾的后果。我记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也曾想过那药水可能是凌田存了几个月的钱才买的药剂,而且少了它病情就会恶化;可是下一秒,心里还抱持这个想法,却也想着其他假设:也许那药水的用处,是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
我们在运河边上的老地方,离我们家步行约十五分钟,就在怡和洋行所属的仓库后面。我们一直不确定这样算不算非法侵入;要到我们的老地方,得经过一扇从来不关的大门,然后走过一片水泥空地,经过几名中国工人,他们会狐疑地注视我们,但从不阻止。接着我们绕过一个摇摇欲坠的船坞,走过一段防波堤,然后沿着阶梯下到运河岸边那块深色的硬土地。那块地只够我们两人望着河水并肩坐下,不过即使是酷热的天气,背后的船坞也保证那里有块凉荫,而每当有船或舢板经过,水波便会轻抚我们的双脚。河对岸还有更多仓库,不过我记得,差不多就在我们正对面,两栋仓库之间有段空隙,透过去可以看到一条马路,夹道种满树木。虽然我和秋良常常到那里去,但我们还是尽量守紧口风,绝不让父母知道,免得他们不放心我们那么靠近水边玩耍。
那天下午在岸边坐定以后,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试着要忘掉一切烦恼。我记得就像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秋良又开始问我,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我会游到当时停泊在附近水域的哪条船上。但他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让我吃了一惊。
我难得看到我这个朋友哭。老实说,我印象中看到他哭,也只有今天这么一次。就算是上回我们在美国教会后面玩耍,有一大块混凝土砸在他腿上,尽管他面白如纸,还是没哭。可是那天下午在运河边,秋良显然已经乱了方寸。
我记得他两手拿着一块泡过水的朽木,一面啜泣,一面把木头剥成一片片扔进水里。我好想安慰他,只是心中的言语不知都躲到何处去了。我记得我起身去找了更多这样的朽木,帮他剥成小片递给他,仿佛这是急救良方。后来再找不到木头让他丢,秋良也渐渐止住泪水。
“如果父母亲查出来,”过了半晌他才说,“他们这么生气。到时候他们不让我留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全部回日本。”
我还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接着,有条船驶过,他喃喃说:“我永远也不要住在日本。”
“我也永远不要去英国。”我以这句话回应,这是每次他提到这件事,我都会接口说的话。
说完这些,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可当我们凝视着水面时,我愈想就愈觉得,只要我们做了某件事,这一切可怕的惩罚就全都可以避免了,最后我很简单地告诉他,只要我们及时把瓶子放回去,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秋良好像没听见,所以我又说了一次。他还是不予理会。我这才明白,他对凌田的恐惧,从我们上次冒险之后,已经更加真实;没错,我看得出,他现在的恐惧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巨大,只不过现在碍着面子不能承认。我看得出他的难处,他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脱困。最后,我平静地说:
“秋良。我们一起再进去一次。就跟上次一样。我们手勾着手,再进去一次,把瓶子放回原处。如果我们像这样一起行动,我们就会很安全,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也不会有。神不知鬼不觉的,谁也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好事。”
秋良想了想,转身看着我,我在他脸上看出深刻凝重的感激之情。
“明天,在下午,三点钟,”他说,“母亲会出门去公园。假如女仆又睡着,那么我们有机会。”
我向他保证女仆铁定又会睡着,然后再提一次:如果我们一起进房间,就什么也不用怕。
“我们一起行动,老哥!”他这么说,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并且站了起来。
回程路上,我们把计划敲定。我答应第二天在他母亲出门之前,就早早到他家伺机而动,只要她一出门,我们就到楼上,一起等候,把凌田的瓶子准备好,就等女仆睡着。秋良的心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不过我记得那天下午分手时,他勉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转身提醒我第二天可别迟到。
第二天又是同样炎热而潮湿的一天。多年来,我把记忆里那天发生的每一件事,反复想了许多遍,试着把各种不同的细节依序排列。那天早上的前半段我记得不多。我脑海里有那么一幕,是我送父亲出门上班的影像。我先到了外头,在马车道附近晃来晃去等他出来。他出来的时候,身着白衣白帽,手上拿着公事包与手杖。他眯起眼睛,往大门望一眼。接着,正当我等着他朝我走近的时候,母亲出现在他背后的门阶上,并跟他说话。父亲往回走了几步,跟她谈了几句,笑了笑,轻吻她的脸颊,接着就大步走向我等候的地方。那天他怎么离家的,我就只记得这些了。现在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握握手,他有没有拍拍我的肩膀,他到了大门有没有转身再临别挥手。我所记得的一切,都显示那天早上他出门上班的方式,跟任何一天的早晨没有两样。
那天早晨的后半段,我只记得我都在我卧室的小地毯上玩玩具士兵,心思则一直想着那天稍晚些等着我们的艰巨任务。我记得母亲后来出门去了,我便和梅俐在厨房吃午餐。午餐过后直到三点,还有一些时间要打发,我走了一小段路,到了两棵大橡树矗立的地方,树虽然不是种在路边,却正好在邻近花园围墙的正前方。
也许是因为我早已在心头鼓足了勇气,那天我在其中一棵橡树上,爬到了以前不曾到达的高度。我满怀欣喜地趴在大树岔出的分枝上,看到附近所有住户的围篱草坪全在我的视野之内。记得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风吹拂着脸,但我心里却为下午的任务不胜焦急。我忽然想到,我虽然心中害怕,可是秋良此时对凌田房间的恐惧则更强烈,这次得由我来当“头头”。我明白此举将带来的责任,于是下定决心到他家的时候,要把最有自信的一面表现出来。不过在树上坐久了,心头不禁浮现几种可能让我们无法得逞的结局:女仆也许没睡着;她也许正好选择今天来打扫凌田房间外面的走廊;要不然就是秋良的母亲改变想法,当天没有如预定计划出门。当然,我心中那些旧日不理性的恐惧还是萦绕不去,怎么也忘不干净。
过了许久,我爬下橡树,想回家喝杯水,顺便看看几点钟了。走进大门,我看见车道上停了两辆汽车。我心中有点好奇,不过这时候我自己心事重重,没有太理会。接着我走进玄关,透过客厅打开的门,我看见三位男士,手持帽子站立,跟母亲说话。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也许在跟母亲讨论她推动的那些事——不过这气氛却让我在走廊上驻足。我一站住,谈话也跟着停止,他们全看着我。我认出其中一位是辛普森先生,父亲在摩根洋行的同事;其他两位则没见过。接着母亲冒了出来,她探头看到我在那儿。我想,我也许感觉到了其中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在进行。总之,我立刻往厨房跑去。
一进厨房,我就听见脚步声,母亲随即走了进来。我常常想要回忆她当时的面孔——脸上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怎么也想不起来。也许某种本能要我别看她的脸。我记得的是她的身影,如泰山压顶,仿佛我又回到了幼儿时期,还有她那天穿的浅色夏装。她以压低却极其冷静的声音说:
“克里斯托弗,辛普森先生旁边的两位先生是警察。我得先跟他们谈完。请你先到图书室等我好吗?”
我才想说不,不过母亲凝视的目光让我不敢多说。
“那就到图书室等我。”她说完转身就走,“我跟他们一谈完就会去找你。”
“爸怎么了吗?”我问。
母亲转过来对着我。“你爸爸今天早上根本没进办公室。不过我相信,事情一定很单纯。到图书室等我。我马上来。”
我跟着她走出厨房,往图书室走去。我在我做功课的书桌边坐下等着,心里想的不是父亲,而是秋良,还有我一定会迟到。不知道他有没有勇气自己把瓶子放回去,就算放了,他还是会非常生我的气。当时我也想到秋良的情况实属火急,我认真考虑了要不要违抗母亲的指示,溜了再说。在此同时,客厅里的讨论似乎没完没了。图书室里有个钟,我盯着指针看。有一刻,我跑到走廊上,希望引起母亲注意,这样我就可以请她准我离开,不过我发现这时候客厅的门已经关上。接着我便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再度想到开溜,此时梅俐出现了,严肃地指着图书室。我一进去,她就把门关上,我可以听到她在门外踱步的声音。我又坐了下来,继续盯着时钟。指针一过三点,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满腔怒火地怨着母亲与梅俐。
接着,我终于听见送客的声音。我听见有位男士说:
“我们会全力协助,班克斯太太。吉人自有天相。”
我听不见母亲回答什么。
客人一走,我冲出去请母亲准我去秋良家。可是母亲无视我的怒气,完全不理会我的请求,只说:“我们进图书室去。”
尽管我好沮丧,但还是听话跟了进去,到了图书室里,她要我坐下,然后蹲在我面前,以极为平静的语气告诉我,父亲从早上就失踪了。警方接获办公室报案,正在进行搜寻,可是到目前为止仍一无所获。
“不过他可能到了晚餐时间就会出现。”她带着笑容说。
“他当然会。”我这么说,希望她听出我已经为这样小题大作感到十分不悦。接着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再问她我可不可以离开。不过这次我没有那么热切,因为我看了时间,这时候去秋良家为时已晚。他母亲可能已经回家;他家的晚餐再过不久就要开动了。我心中对母亲极为不满:把我留半天,为的就是要告诉我一个半钟头前,我在厨房里多少就猜到的事情。她好不容易才说声准,我却直接回我房间,把玩具士兵排在小地毯上,尽量不去猜想秋良此时对我的感受。不过我却不断记起我们在运河边所说的话,还有他对我充满感激的眼神。更何况,不只是他不想回日本,我又何尝希望他离开?
我到了晚上还在闷闷不乐,不过大家当然都以为这是我对父亲出事的自然反应。母亲整晚都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先别担心。我相信一定会没事。”梅俐帮我洗澡时,简直温柔得不像她。不过我也记得随着夜色渐深,母亲有几次表现出“恍惚”的神情,那是接下来几个星期里司空见惯的。事实上,我相信就是在那天的夜里,我躺在床上,烦恼下次碰到秋良的时候要说什么,母亲喃喃自语,眼神茫然望着房内某处: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能以他为荣,小海雀。你永远都能以他所做的事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