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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利斯小姐又在准备另一场聚会。（出于对音乐完整性的追求，或者是她内心对欢宴明显的渴望，她从来没有称之为演奏会。）我妈妈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也不是擅长撒谎说服别人的人，她能想出来的借口明显都是二流的。油漆工来了。渥太华的朋友来了。可怜的卡丽摘掉了扁桃体。最终，她只能说，嗯，不会太麻烦吗，现在？现在，掂量起来有几种讨厌的意思；你可以选择。现在，马萨利斯小姐从银行街的砖结构平房搬出来，在那儿最近举行的三个聚会相当拥挤，搬到了一个甚至更小的地方—要是她的话还算准确的话—她搬到了巴拉街。（巴拉街？在哪儿？）或者：现在马萨利斯小姐的姐姐中风以后瘫倒在床；现在，如同我妈妈所说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马萨利斯小姐本人，已经实在太老了。
现在？马萨利斯小姐问，她受刺激了，还是故作神秘，也许真的这么想也不一定。她问六月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办聚会，会太麻烦吗？这是她唯一能给予的欢乐了。（据我妈妈所知，以前她唯一给过的也是这样的欢乐。不过，马萨利斯小姐用她柔和苍老的声音和热爱交际的不倦心灵，举办了种种茶会、私人舞会、家庭小聚，甚至庞大的家庭晚宴。）她说，如果她决心放弃，内心的失望和孩子们差不多。比孩子的失望大多了，我妈妈说。不过，她当然不会说出来。她放下电话转过脸的表情，着实有点恼羞成怒—仿佛她看见东西乱七八糟，但又不能收拾。这是她对遗憾的个人表达。而且，她答应参加，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她一直软弱地谋划不去的种种办法；尽管她知道自己会参加。
她给玛吉·弗伦奇打电话，玛吉·弗伦奇和她一样，都是马萨利斯小姐过去的学生。玛吉·弗伦奇正在给她的双胞胎讲课，她们互相同情了一会儿，答应一起去，互相鼓劲加油。她们回忆起前年，下了雨，小小的门厅里雨衣堆在一起，因为没有地方可挂，雨伞在深色的地板上滴下一个个的水洼。小姑娘的礼服都皱了，因为她们只能挤在一起，起居室的窗户也不能打开。去年，有个小孩鼻子出血了。
“当然了，这不是马萨利斯小姐的错。”
她们失望地吃吃傻笑。“确实不是。不过这样的事儿本来用不着发生。”
这是真的；这就是事实。对马萨利斯小姐的聚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事情会脱离控制，一切变得皆有可能。甚至有这样的时候，开车去参加聚会时产生这样的念头：除了我，还有没有人？前两三次的聚会最吓人的事儿之一是常客们之间深深的阶层鸿沟。以前学生的孩子，似乎是马萨利斯小姐新学生的唯一来源。每年六月都有新的，当然也会有大量辍学的情况。玛丽·兰伯特的女儿不上了；琼·克利伯的女儿也不来了。怎么回事儿？想想我妈妈和玛吉·弗伦奇，这些搬到郊区的女人们，有时会被自己已经落伍的感觉困扰，所以她们想做正确的事儿的本能便混乱不堪起来。钢琴课如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人们相信舞蹈对儿童身体的发育更有利—不过孩子们，至少女孩子们似乎并不那么在乎。然而，你怎么对马萨利斯小姐解释？她会说：“所有的孩子都需要音乐。所有孩子的内心深处都热爱音乐。”这是马萨利斯小姐坚不可摧的信念之一，她觉得她能看到孩子们的内心深处，觉得那里是一座良好意愿和对一切美好事物天然热爱的宝库。老处女的多愁善感欺骗了她天生的良好判断力，谎言变成了无所不在的传奇。她一旦谈起孩子们的内心，就仿佛孩子们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孩子的父母往往拙于应付。
以前，我姐姐威妮弗雷德还在上课的时候，马萨利斯小姐住在罗斯代尔，她一直住在那里。一幢狭窄的房子，砖是烟灰和悬钩子色的，从二楼的窗户开始，装饰用的阴暗的小阳台向外翻转出来。屋子没有阁楼，但造出了塔楼的效果；阴暗，造作，一幢表面诗意而其实不堪入目的家居房屋。而且，在罗斯代尔的时候，一年一次的聚会也没这么糟糕。上三明治之前，总是有一小段尴尬时光，因为找来下厨房的女人并不习惯聚会，动作相当慢，不过三明治出现以后都非常不错，鸡肉、芦笋卷，都是健康的、熟悉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育儿食品。钢琴表演通常不是神经紧张、起伏不定，就是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也会偶尔出点意外，或是有趣的小灾难。马萨利斯小姐对孩子们的理想主义看法，她的温柔，或者说是在这方面的头脑简单，让她作为一个老师，变得彻底没用了。她没办法批评孩子们，除非用最为细腻抱歉的方式，而她的赞美简直不诚实得难以原谅；那能鼓励一个异常一丝不苟的学生去成功完成一场荣誉演出之类的事儿。
但是，那些日子，这一切都是稳定可靠的，有传统的，有自己宁静古老的方式，就是有它自己的风格。每件事总可以预测；马萨利斯小姐本人在门厅的入口处迎接客人，地上铺了瓷砖，有一股教堂小礼拜室的气味儿。她涂了口红，发型做得古色古香，除了这种场合，哪里都不适合。曳地长裙上有暗紫色和桃红色的斑点，大约是某种旧装饰面料做的，倒是没吓到别人，只是吓坏了最小的孩子。连她身后的影子，另一位马萨利斯小姐，稍许老一些，高大一些，阴沉一些—从这年的六月到下一年的六月间，这位马萨利斯小姐的存在总是会被遗忘，也并不叫人难堪—尽管显然是一个令人侧目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张这样的面孔，而是两张，两张都是长脸，都脸色阴沉，态度慈爱，奇特又滑稽，鼻子巨大，一双好脾气的近视眼又小又红。总之，长这么难看，最终大约成就了她们的好运气，保护她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多变化，不可能。因为她们像那些刀枪不入的孩子气的人一样快乐。她们看起来一点也不性感，她们是原生态的，文雅的人，古怪但是居家，住在罗斯代尔自己的屋子里，远离时代的复杂性。
妈妈们待在房间里，有些人坐在硬沙发上，有些人坐在折叠椅上，听孩子们弹《吉卜赛之歌》，《快乐的小铁匠》，还有《土耳其进行曲》。屋里有一张玛丽的照片，苏格兰王后玛丽，她穿着天鹅绒衣服，戴了绢丝面纱，站在圣鲁德宫前头。也有些棕色的模糊的历史战役照片。还有哈佛经典作品，铁制炭架，一座铜制的神马。没有哪位妈妈抽烟，屋里也就没有烟灰缸了。这个房间，恰恰在这个房间，她们在这里充分表现了自己；房间不显著的、非个人的风格（有一束迷人的芍药和绣线菊，花瓣从钢琴上垂下来，这确实是马萨利斯小姐自己的口味，花的样子谈不上快乐）并不舒适，却叫人安心。她们年复一年地来到这里，她们是一群忙忙碌碌的还算年轻的女人，不耐烦地让自己的车灵活穿行在古老的罗斯代尔街道上，她们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开始抱怨损失的时间，为了孩子们的衣服大惊小怪。最重要的是厌烦，但是她们还是会因为一种几乎不近情理的忠诚来到这里，聚在一起—与其说是对马萨利斯小姐的忠诚，不如说是对她们童年仪式的忠诚，对某种更为激动人心的生活方式的忠诚，即使它断断续续，但毕竟还是存活了下来，就在马萨利斯小姐的起居室里，莫名其妙地存活到了现在。穿礼服的小姑娘，裙子僵硬得如同大钟的形状，走在阴暗的房间里，身后是一墙的书，自然有一种仪式感。她们的妈妈表情迟钝，但也不算不愉快，彼此默契，荒唐感甚至是些许人为怀旧带来的感伤将把她们带入种种冗长乏味的家庭仪式。她们交换着笑容，好礼貌一点不缺，对彼此相近之处表现出耳熟能详的幽默的惊诧感，甚至对弹奏的乐曲选择和三明治的填料都是这种态度；于是，她们承认了马萨利斯小姐和她的姐姐不可思议、和现实全然脱节却坚持不懈的生活。
弹完了钢琴，就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总让人多少有点尴尬。马萨利斯小姐有座花园，非常窄小，市里的花园就是这样，不过仍然算是花园，有篱笆，有树阴，四周种着黄百合，一张长桌盖着粉红和粉蓝色这些幼稚色彩的皱纹纸。让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以前，厨房的女人先会把装了冰激凌、三明治、有色无味的冰冻果子露的碟子都放在上头。她们被迫接受一学年一回的礼物，一个接一个地收礼物，马萨利斯小姐包装好，用缎带扎好。除了那些最为天真的新学生以外，礼物不会让人兴奋。它可能是一本书。问题是，她从哪里找来这些书的？它们属于那种古老的周日学校图书室的年代，可能曾经放在二手书店的阁楼或者地下室，不过，都是没有看过的崭新的硬皮书。《北方的湖泊和河流》、《了解鸟类》、《灰色猫头鹰的故事》、《小教友》。她也会送画片，《醒来的丘比特和睡着的丘比特》、《出浴》、《小小警员》，大部分画似乎以柔和的、孩子气的裸体为特色，让我们这些世故的假正经觉得既可笑又反感。甚至，她给我们的盒装游戏都让我们觉得无聊，根本没法玩，这些游戏充斥着复杂的规则，让每个人都赢。
这种时候，妈妈们的尴尬并非是因为自己收到的礼物，而是出于强烈的怀疑：马萨利斯小姐能不能付得起这些礼物的钱。不用提醒大家也记得，她的学费十年来只涨过一次（即便如此，那次涨价还是让两三个妈妈再也不来了）。大家总会以猜测她必然有其他生活来源来结束这个话题。这似乎显而易见，否则她住不起这幢房子。还有，她姐姐也教书，或者已经不教书了，退休了，但还会开一些私人课程。她们相信是法语课和德语课。她们想，她们一定有足够的钱。要是你是马萨利斯小姐，你想要的东西很简单，生活成本也就不会太高。
不过，当罗斯代尔的房子不复存在，当它变成了银行街的平房，关于马萨利斯小姐的财产的讨论就消失了；马萨利斯小姐生活的这一方面，落入了一种痛苦的主题。讨论它是粗鲁的，也是不人道的。
“要是下雨，我就死了。”我妈妈说，“这种时候下雨，我会忧郁死的。”不过，聚会的那一天并没有下雨，天气非常炎热。一个酷热的夏日，我们开车进城时迷了路，找不到巴拉街。
找到的时候，印象是比我们想象的好一些。但这大半是因为这里的一排树，而我们沿着铁路路基驶过的其他街道，都没有树阴，太不修边幅了。这里的房屋是那种在房前走廊中间，用倾斜的木头分割为二的房子。房子都有两级木头台阶，一个泥土小院。显然，马萨利斯小姐住在这种一分为二的房子中的一座。房子都是红砖的，前门、窗框还有阳台都刷了奶油色、灰色、油腻的绿色，或者黄色的漆。房子挺整洁，保存得很好。马萨利斯小姐家的隔壁被改装成了一家小小的商店，挂了个标牌，上面写着：杂货和糖果。
门开着，马萨利斯小姐站在门、衣帽架和楼梯之间，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从她身边过去进起居室，依现在的格局，要从起居室上楼是不可能的。马萨利斯小姐涂了口红，还是古典的发型，锦缎长裙，这样的衣服真是勾人去重重踩上几脚。明亮的光线下，她看起来就像是要参加化妆舞会，如同毫无幽默感的清教徒心中狂热的、奇思怪想的高级妓女。不过，狂热只在于她的口红，她的眼睛，等我们走得足够近，看到的和以前一样，只是唇边抹了红色，她看起来毫无忧惧且兴高采烈。我妈妈和我吻了吻她们，我像以前一样被欢迎，好像我现在还是只有五岁似的。然后我们过去了。我觉得，马萨利斯小姐吻我们的时候，看的是我们的身后。她在往街上看，在等哪个还没有到的人。
有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中间用橡木门隔开，两个房间都很小。苏格兰玛丽王后的照片挂在墙上显得非常大。屋里没有火炉，所以炭架也就没有摆在这里，不过钢琴还在，甚至还有不知道从什么花园里采来的一束芍药和绣线菊。屋子小，起居室显得拥挤，不过加上孩子，也没有十来个人。妈妈和大家打招呼，微笑，坐了下来。她和我说，玛吉·弗伦奇还没来，她是不是迷路了？
坐在我们旁边的女人不太熟。她是个穿塔夫绸裙的中年女人，别了一枚莱茵石领夹；身上有清洁剂的味道。她自我介绍说是克莱格太太，是马萨利斯小姐旁边那一半房子的邻居。马萨利斯小姐问她愿意不愿意来听孩子们的演奏，她觉得这是种享受。不管什么音乐，她都喜欢。
我妈妈情绪很高，但看起来似乎不太舒服，她问马萨利斯小姐的姐姐是不是在楼上。
“嗯，是的，她在楼上。她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她了，可怜的人。”
太糟糕了。我妈妈回答。
“是啊，挺惭愧的，我给了她一点东西，好让她今天下午睡觉。她没有力气说话了，你知道吧。她的控制力，没了。”那故意压低嗓门的腔调，提醒我妈妈还有更多漫长的、隐秘的故事细节在后头。于是妈妈飞快地回答，哦，太糟糕了。
“另一位小姐上课的时候，我照顾她。”
“你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她一定很感激你。”
“嗯，是呢，这样一对老太太，我有点同情她们。她们真是一对宝贝，一对。”
我妈妈咕噜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她根本没有看克莱格太太，一眼也没看她砖红的健康肤色。让我惊讶的是她牙洞之巨大，妈妈也没看。她望着克莱格太太身后的餐厅，努力克制自己焦虑的情绪。
她看的是铺开的桌子，聚会的食物全准备好了，一样都没缺。三明治的盘子摆出来了，似乎几个小时前就准备好了，最上面的三明治边角已经稍微弯曲。苍蝇在桌子上方嗡嗡打转，在三明治上驻足，舒畅地爬过从蛋糕房里买来的小冰糕的碟子。刻花玻璃碗像以前一样，摆在桌子的中央，装满了紫色的潘趣酒，显然没有放冰，一点泡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