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裙子，1946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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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洗完了手，她还在梳头。“你喜欢这个乐队吗？”
“不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很意外，一个高年级女生，竟然这种时候和我搭讪。
“我不喜欢。简直受不了。不喜欢乐队的时候，我就讨厌跳舞。听听，简直是支离破碎。这样跳舞还不如不跳呢。”
我也梳头，她靠在洗手槽前，看着我。
“我不想跳舞，也不太想待这里。我们出去抽根烟吧。”
“哪里啊？”
“来，我带你去。”
洗手间的尽头有一扇门。门没有锁，通往一间放满了拖把和提桶的储藏室。她让我扶着门，让门开着，洗手间的光能洒进来，然后她摸到了另一扇门的把手。这扇门后抵达的是黑暗。
“不能开灯，会有人看见。”她说，“这是大楼管理员的房间。”我想起来了，运动员总是比其他同学更了解教学楼；他们知道学校的东西都放在哪里，永远从未经许可严禁出入的门出来，浑身漫不经心的大胆气息。“看清楚你在哪里。”她说，“那边顶头有楼梯，上楼梯就是二楼的储藏室。门锁着，不过楼梯和房间中间有一个隔断，所以，要是我们坐在台阶上，就算有人进来了，也看不到我们。”
“不会闻到烟味儿吗？”我说。
“嗯，好吧，活着就有危险。”
楼梯上头有一扇高高的窗户，从窗户里透进来一点点光线。玛丽·福琼的包里有香烟和火柴，我以前没有抽过烟，除了我和朗妮自己卷的烟，用的是从她爸爸那里偷来的纸和烟末，烟卷中间开裂。这种烟好多了。
“我今天晚上来只有一个原因。”玛丽·福琼说，“因为我负责布置会场，所以我想看看，你明白吧，大家都进来以后会场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效果。否则干吗这么麻烦呢？我又不是男生狂。”
借着高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她细瘦的面孔，轻蔑的表情，脸上有粉刺留下的疤痕，牙齿往前突出，让她看上去像个大人，居高临下。
“大部分女孩都这样。你发现了吗？你完全可以相信，这个学校是男孩狂的姑娘最大的聚集地。”
我感激她对我的关注，她的陪伴，还有她的香烟。我回答说，我也这么想。
“就像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我让她们挂铃铛，还有那些破烂，她们就爬上楼梯，和男孩鬼混。她们可不在乎什么布置，不过是借口。她们这辈子的唯一理想就是和男孩鬼混。据我所知，她们就是一群白痴。”
我们聊起了老师，还有学校的其他事儿。她想当体育老师，因此她必须上大学，但是她的父母没有钱送她上大学。她说打算自己打工来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她会到餐厅打工，夏天的时候，她可以干农活儿，比如摘烟叶。听着她说话，我感觉仿佛自己敏感的不快时期已然过去了。她和我一样，我们承受了相同的挫败感。我明白了。只是她精力旺盛，并且尊重自己，她已经开始计划自己要做的事儿。她将来要摘烟叶。
音乐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响了，她们到外头去吃油炸圈饼、喝咖啡，我们待着说话，抽烟。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玛丽说：“我们还要待在这里吗？我们去拿外套，走吧。我们可以到李家小店喝杯热巧克力，舒舒服服地说说话，对吧？”
我们摸索着走过管理员的房间，手里还有烟灰和烟屁股。我们在储藏室停下脚步听，确定卫生间里没有人。我们回到了灯光下，把烟灰扔进马桶。我们只能出去，穿过舞池，才能到大门边的衣帽间。
一首舞曲恰恰开始。“绕到边上走。”玛丽说，“没人会看到我们。”
我跟在她身后，没有看任何人。我也没找朗妮。朗妮也许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总之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她就是玛丽称为“男孩狂”的那种姑娘。
我发现，我不再那么害怕了。现在，我决心再也不管舞会，不等任何人来挑选我，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再也不需要微笑，不需要为了好运气打手势。已经没关系了。我要去喝热巧克力，和我的朋友。
有个男孩对我说了句什么，他拦在我面前。我想他大概是说我掉了什么东西，或者我不应该从这条路走，或者是衣帽间锁着之类。我没明白他是请我跳舞，他只好又说了一遍。他是我们班的雷蒙德·波廷，我这辈子都没和他说过话。他以为我答应了，将手放在我的腰上，我几乎想也没想，就开始跳舞了。
我们走到了舞池中间，我在跳舞。我的腿不再颤抖，我的双手也没再出汗。我和一个请我的男孩一起跳舞。没有人叫他请我，他完全不必请我，但他请了我。我自己会相信吗，这确实对我毫无影响，可能吗？
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搞错了，我正打算要走，我要和女朋友一起去喝热巧克力。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终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严肃的、心不在焉的表情，就是那些被选中的跳舞的姑娘的表情。这便是玛丽·福琼从衣帽间望出来时看见的我的脸。她的围巾已经围在脑袋上了。我的手搭在男孩肩上，朝她做了个无力的挥手动作，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告诉她不要等我了。然后，我的头转向其他方向，等我再看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雷蒙德·波廷送我回家，哈罗德·西蒙斯送朗妮回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朗妮家的街道拐角。男孩子们为曲棍球争论，朗妮和我都插不上嘴。然后，我们分成两对，雷蒙德和我继续讨论刚才和哈罗德未尽的话题，他似乎一点都没留意他在跟我说话，而我说了一两次：“嗯，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没过一会儿，我决定只回答：“嗯嗯嗯嗯。”他好像只需要这个答案。
他说的另一件事儿是：“我没想到你住得这么远。”他吸了吸鼻子。寒冷让我也有点流鼻涕，我的手指在口袋里的糖果包装纸中翻找，终于找到了破烂的舒洁面巾纸。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给他，不过，他吸鼻子的声音也实在太响了，所以最终我还是说：“我只有这一张，可能不太干净，也许有墨水。不过可以撕成两半，我们都能用。”
“谢谢。”他说，“绝对可以用。”
这么做挺好的。我想。走到我家大门口，我说：“好了，晚安。”他也说：“好的，晚安。”他倾向我，快速地吻了我一下，吻在我的嘴角，那感觉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他回城了。他不知道他是我的救星，他把我从玛丽·福琼的世界，带回了普通人的世界。
我绕房子一圈，走到了后门，我想，我跳了舞，有个男孩陪我走回家，还吻了我。这都是真的。我的生活并不坏。我路过厨房窗口，看见了妈妈。她坐在那儿，双脚搭在烤箱敞开的门上，她在喝茶，却没有用茶托。她坐在那儿，只是为了等我回家，告诉她舞会怎么样。我不会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说。不过，当我看见等待的厨房，看见妈妈褪色的佩斯利花呢和服，看见她困乏却坚持等待的表情，我就明白了，我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沉重的义务，要快乐，我差点就没有尽到义务，每一次都可能弄砸，都不能让她知道。
[1] 非洲东南部的一支班图人，主要居住在南非纳塔省的东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