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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洗完了手,她还在梳头。“你喜欢这个乐队吗?”
“不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很意外,一个高年级女生,竟然这种时候和我搭讪。
“我不喜欢。简直受不了。不喜欢乐队的时候,我就讨厌跳舞。听听,简直是支离破碎。这样跳舞还不如不跳呢。”
我也梳头,她靠在洗手槽前,看着我。
“我不想跳舞,也不太想待这里。我们出去抽根烟吧。”
“哪里啊?”
“来,我带你去。”
洗手间的尽头有一扇门。门没有锁,通往一间放满了拖把和提桶的储藏室。她让我扶着门,让门开着,洗手间的光能洒进来,然后她摸到了另一扇门的把手。这扇门后抵达的是黑暗。
“不能开灯,会有人看见。”她说,“这是大楼管理员的房间。”我想起来了,运动员总是比其他同学更了解教学楼;他们知道学校的东西都放在哪里,永远从未经许可严禁出入的门出来,浑身漫不经心的大胆气息。“看清楚你在哪里。”她说,“那边顶头有楼梯,上楼梯就是二楼的储藏室。门锁着,不过楼梯和房间中间有一个隔断,所以,要是我们坐在台阶上,就算有人进来了,也看不到我们。”
“不会闻到烟味儿吗?”我说。
“嗯,好吧,活着就有危险。”
楼梯上头有一扇高高的窗户,从窗户里透进来一点点光线。玛丽·福琼的包里有香烟和火柴,我以前没有抽过烟,除了我和朗妮自己卷的烟,用的是从她爸爸那里偷来的纸和烟末,烟卷中间开裂。这种烟好多了。
“我今天晚上来只有一个原因。”玛丽·福琼说,“因为我负责布置会场,所以我想看看,你明白吧,大家都进来以后会场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效果。否则干吗这么麻烦呢?我又不是男生狂。”
借着高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她细瘦的面孔,轻蔑的表情,脸上有粉刺留下的疤痕,牙齿往前突出,让她看上去像个大人,居高临下。
“大部分女孩都这样。你发现了吗?你完全可以相信,这个学校是男孩狂的姑娘最大的聚集地。”
我感激她对我的关注,她的陪伴,还有她的香烟。我回答说,我也这么想。
“就像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我让她们挂铃铛,还有那些破烂,她们就爬上楼梯,和男孩鬼混。她们可不在乎什么布置,不过是借口。她们这辈子的唯一理想就是和男孩鬼混。据我所知,她们就是一群白痴。”
我们聊起了老师,还有学校的其他事儿。她想当体育老师,因此她必须上大学,但是她的父母没有钱送她上大学。她说打算自己打工来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她会到餐厅打工,夏天的时候,她可以干农活儿,比如摘烟叶。听着她说话,我感觉仿佛自己敏感的不快时期已然过去了。她和我一样,我们承受了相同的挫败感。我明白了。只是她精力旺盛,并且尊重自己,她已经开始计划自己要做的事儿。她将来要摘烟叶。
音乐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响了,她们到外头去吃油炸圈饼、喝咖啡,我们待着说话,抽烟。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玛丽说:“我们还要待在这里吗?我们去拿外套,走吧。我们可以到李家小店喝杯热巧克力,舒舒服服地说说话,对吧?”
我们摸索着走过管理员的房间,手里还有烟灰和烟屁股。我们在储藏室停下脚步听,确定卫生间里没有人。我们回到了灯光下,把烟灰扔进马桶。我们只能出去,穿过舞池,才能到大门边的衣帽间。
一首舞曲恰恰开始。“绕到边上走。”玛丽说,“没人会看到我们。”
我跟在她身后,没有看任何人。我也没找朗妮。朗妮也许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总之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她就是玛丽称为“男孩狂”的那种姑娘。
我发现,我不再那么害怕了。现在,我决心再也不管舞会,不等任何人来挑选我,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再也不需要微笑,不需要为了好运气打手势。已经没关系了。我要去喝热巧克力,和我的朋友。
有个男孩对我说了句什么,他拦在我面前。我想他大概是说我掉了什么东西,或者我不应该从这条路走,或者是衣帽间锁着之类。我没明白他是请我跳舞,他只好又说了一遍。他是我们班的雷蒙德·波廷,我这辈子都没和他说过话。他以为我答应了,将手放在我的腰上,我几乎想也没想,就开始跳舞了。
我们走到了舞池中间,我在跳舞。我的腿不再颤抖,我的双手也没再出汗。我和一个请我的男孩一起跳舞。没有人叫他请我,他完全不必请我,但他请了我。我自己会相信吗,这确实对我毫无影响,可能吗?
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搞错了,我正打算要走,我要和女朋友一起去喝热巧克力。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终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严肃的、心不在焉的表情,就是那些被选中的跳舞的姑娘的表情。这便是玛丽·福琼从衣帽间望出来时看见的我的脸。她的围巾已经围在脑袋上了。我的手搭在男孩肩上,朝她做了个无力的挥手动作,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告诉她不要等我了。然后,我的头转向其他方向,等我再看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雷蒙德·波廷送我回家,哈罗德·西蒙斯送朗妮回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朗妮家的街道拐角。男孩子们为曲棍球争论,朗妮和我都插不上嘴。然后,我们分成两对,雷蒙德和我继续讨论刚才和哈罗德未尽的话题,他似乎一点都没留意他在跟我说话,而我说了一两次:“嗯,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没过一会儿,我决定只回答:“嗯嗯嗯嗯。”他好像只需要这个答案。
他说的另一件事儿是:“我没想到你住得这么远。”他吸了吸鼻子。寒冷让我也有点流鼻涕,我的手指在口袋里的糖果包装纸中翻找,终于找到了破烂的舒洁面巾纸。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给他,不过,他吸鼻子的声音也实在太响了,所以最终我还是说:“我只有这一张,可能不太干净,也许有墨水。不过可以撕成两半,我们都能用。”
“谢谢。”他说,“绝对可以用。”
这么做挺好的。我想。走到我家大门口,我说:“好了,晚安。”他也说:“好的,晚安。”他倾向我,快速地吻了我一下,吻在我的嘴角,那感觉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他回城了。他不知道他是我的救星,他把我从玛丽·福琼的世界,带回了普通人的世界。
我绕房子一圈,走到了后门,我想,我跳了舞,有个男孩陪我走回家,还吻了我。这都是真的。我的生活并不坏。我路过厨房窗口,看见了妈妈。她坐在那儿,双脚搭在烤箱敞开的门上,她在喝茶,却没有用茶托。她坐在那儿,只是为了等我回家,告诉她舞会怎么样。我不会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说。不过,当我看见等待的厨房,看见妈妈褪色的佩斯利花呢和服,看见她困乏却坚持等待的表情,我就明白了,我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沉重的义务,要快乐,我差点就没有尽到义务,每一次都可能弄砸,都不能让她知道。
[1] 非洲东南部的一支班图人,主要居住在南非纳塔省的东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