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滇缅反攻（1943年10月～1945年1月）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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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风云</h4>
进入1944年春，二战大势已完全明朗，德日轴心之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中国敌后战场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率先开始局部反攻，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在正面战场，豫湘桂会战失败的背景下，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参军尤其是参加远征军。在这个号召下，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青年纷纷入伍，以西南联大为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和青年助教进入远征军，其中包括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不少学生兵进入胡素（黄埔军校1期，江西樟树人）新30师，随这个师被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
这就需要回到1942年。
那年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失败，一部付出巨大代价后辗转回国；另一部退入印度，编为中国驻印军。
驻印军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柏德诺为参谋长，辖孙立人新编第38师和廖耀湘新编第22师，合为新1军，蒋介石派郑洞国出任军长（开始计划以邱清泉为军长，但因其性格暴躁怕难以与美国人相处而更换了温和的郑），随后罗卓英被调回国，郑洞国又以副总指挥之职兼新1军军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更换美械的新1军，集中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偏僻小镇兰姆伽，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全美式训练。
另一部远征军退回中国云南。
此时的云南，除龙云的本部滇军外，还驻扎着关麟征的中央军。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关麟征就带着以第52军为核心的部队入桂休整。在转年，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关部奉命赴云南边境进行警备。作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这几年一直在云南边陲窝着。至于固执回国的杜聿明，在野人山损兵折将后，还是被迫转赴印度，从那里回国后不久，即接替宋希濂出任昆明城防总司令，又以第5军为核心，组建第5集团军并出任总司令。宋希濂作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则是1941年秋率部进入云南。1942年春，日军由缅甸追击到云南怒江一线时，宋希濂率部阻敌于怒江惠通桥西岸，立了大功。除了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三部外，另一支中央军霍揆彰第20集团军，则是在1943年秋常德会战前陈诚在楚雄组建、训练第二期远征军时由湖南移驻云南的。重庆军委会下辖40个集团军，其中属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系统的有17个，而云南就集中了四支。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盟国的美国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是训练中国驻印军，以反攻缅北。第二是修建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它起于印度雷多，经缅北重镇密支那后分叉，北线经腾冲、龙陵，直接与滇西境内的滇缅公路相接。南线经八莫、南坎，直达中缅边境的畹町，亦与滇缅公路相连，全长达1800多公里。与此同时，准备设立一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的军用输油管道。第三是以云南为基地，计划分两批训练和装备60个左右的中国师。
在以上背景下，1943年初，蒋介石下令在云南楚雄组建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司令长官，为将来反攻滇西做准备。陈诚由此往返于恩施、楚雄间，尽管困难重重且有不堪编训的抱怨，但在当年冬天因病辞职前，基本上把第二期中国远征军的架子搭了起来，并在美军教官的协助下完成了初步编训。
到1943年天，罗斯福、丘吉尔和中国外长宋子文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意大利即将投降后的世界战场。关于亚太地区，罗斯福认为，应该在1943年秋在缅甸发动反攻，突破孟拱河谷和胡康河谷，攻占缅北最重要的城市密支那，进而使修建中的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相连接，打通中国和外界的运输补给线。英国人并不那么积极。作为政治家，当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但在二战中，丘吉尔多次表现出来的极端自私，让人对这个国家的整体风格感到失望。丘吉尔不倾向于尽早发动缅甸攻势，担心由此扩大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
由于丘吉尔的冷淡，虽然魁北克会议最终决定反攻缅甸，但形成的定案只是在缅北发起进攻战。为缅北反攻，美国向印缅派出3000名突击队员，组成5307特种部队。魁北克会议上，还决定新建立东南亚战区，由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出任总司令，史迪威副之，协调缅甸战场上的各路人马。
蒋介石随后在重庆黄山别墅跟到访的蒙巴顿，以及史迪威、何应钦、徐永昌、刘斐等人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攻缅北之战。会议决定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以英印军和美军特种突击队为辅进行作战。史迪威提出将驻湘西的第74军调往缅北战场，蒋介石以该部为重庆战略预备队为名而拒绝。鉴于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为避免中国军队再次孤军深入，蒋介石提出作战的前提是：英美必须派遣强大的海空力量作为后盾和对缅南进行战斗牵制。会议后，蒋介石跟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说：“只要英美海空军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南进行配合作战，我们决不再单独进攻。”
事情基本如了蒋介石的愿。
在史迪威和郑洞国指挥下，经过一年多训练的驻印度的新1军集结在印缅边境的雷多，蓄势待发了。
此时新1军，孙立人新38师和廖耀湘新22师，在美械化后，每个师配有“汤姆逊”冲锋枪400支、M1卡宾枪400支、轻机枪360挺、重机枪108挺、105毫米口径榴弹炮12门、75毫米口径山炮24门、37毫米口径战车防御炮36门、105毫米口径迫击炮36门、81毫米口径迫击炮36门、60毫米口径迫击炮162门，还有“巴祖卡”火箭筒108具，其组成的火力之强大也就可以想象了。
1943年10月14日，孙立人新38师越过印缅边境，突袭了日军第18师团一部，攻取胡康河谷中间的新平洋。第18师团此时的师团长是田中新一。这一年春天，田中因为得罪了东条英机，而被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打发到缅甸前线。孙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队经过一年半的美式训练，又配以强大的美械火力，两个师的战力已激增数倍，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其中更有卧薪尝胆、誓复国仇的浩然之气，所以第18师团的日军发现自己眼前完全是个强大而陌生的对手了。在随后的于邦、孟关之役中，差不多已无还手之力的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瓦鲁班之战中，新1军在美军5307突击支队的配合，对第18师团持续的攻击更令这支以强悍著称的部队伤亡惨重。廖耀湘新第22师麾下的美式坦克冲入田中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一举缴获了师团司令部的大印。被驱逐出胡康河谷的第18师团残部一路向孟拱河谷溃去。廖耀湘和孙立人率部乘胜追击，在孟拱河谷最终击破第18师团主力，田中新一率残部向缅南退去，这次作战最大的目的地密支那（伊洛瓦底江西岸、缅甸南北铁路北面的终点）完全暴露在中美联队的枪口下。
缅北战场上的1944年就是这样到来的。
在1944年春，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号作战”的同时，已升任驻缅甸第15军司令官的牟田口廉也正率10万日军攻打印度英帕尔。
在这种情况下，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在险情中恳求中国向驻印军增兵，蒋介石也需要更多的部队接受美训，于是将中国远征军所属方天第54军下的龙天武（黄埔军校5期，湖北石门人）第14师和潘裕昆（黄埔军校4期，湖南浏阳人）第50师空运到印度。到4月底，在史迪威的策动下，中美联军编成混合突击队，目标直指密支那。
也就是说，此时缅甸战场的形势是：日军从缅甸中部向印度进攻，中国军队从印度向缅甸北部进攻。
中美混合突击队编制如下：第1支队由美军第5307特种部队一个营、中国远征军新第30师一个团组成；第2支队由美军第5307特种部队一个营、中国远征军第50师一个团和一个辎重连、新22师一个山炮连组成；第3支队由美军第5307特种部队一个营、英军别动队一个分队组成。确切地说，这是中美英三国混合突击队。突击队以三国时邓艾偷袭成都的方式，晓行夜宿，飞越险山，在途中意外遭遇第18师团一部，将其击溃后，杀出丛林，在5月17日拂晓前一举袭击并占领了密支那机场。
接下来的战斗却超出了联军想象。
守备这座缅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的是第18师团丸山房安第114联队，后来第56师团步兵旅团长水上源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梨县人）带着少量部队来援，并成为这里的最高指挥官，兵力最后合计3600多人。这是一次类似于后来的打松山和腾冲那样的战役，一打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龙天武第14师一个团紧急空运增援，从孟拱河谷又转来英印军一部，史迪威和郑洞国都到一线督战。战斗打到8月初，日本人才开始崩溃，水上源藏违背了时任第33军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不许撤退的命令，在最后的时刻把残余的几百名日军打发走，然后自己吞弹自杀。
攻占密支那后，缅甸战场已经发生逆转。
在此之前，攻印度的日军大败而归。对盟军来说，控制密支那后，就意味着运输机不必再飞越喜马拉雅山，而只需经缅北直飞昆明了。
中国驻印军此时进行了新的编制，由新1军扩充为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副军长胡素，辖唐守治（黄埔军校5期，湖南永州人）新30师、李鸿（黄埔军校5期，湖南湘阴人）新38师；新6军辖龙天武第14师、潘裕昆第50师和李涛（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新22师，以廖耀湘为军长。至于总指挥史迪威，在蒋介石表示要抽缅北的一个军回国应对豫湘桂之败局后，两个人的冲突已不可收拾。正如前面所说的，罗斯福有意叫史迪威取代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但最终没有实现，妥协并召回史迪威，以魏德迈代之。
攻占密支那后，驻印军开始休整。
再说滇西那边。
密支那之战打响前的1944年5月5日，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在怒江东岸的保山召开了反攻滇西的作战会议。司令长官是1943年年底接替陈诚的卫立煌。陈诚出任第二期远征军司令长官是史迪威的建议，他认为陈是蒋介石身边高级将领中最干练的，但后来因“第54军事件”，陈大病一场，最终辞去该职。
这件事的由来是这样的：
第54军与第18军、第79军，并为陈诚“土木系”三大部队，最初成立于淞沪战场，首任军长霍揆彰。抗战中期，这个军划归关麟征第9集团军，驻滇南。关麟征跟陈诚素有过结。最初，陈诚在第11师做副师长时，关麟征是团长。当时，参谋长是罗卓英，曾联合黄埔军官，意图挤走师长而扶正陈诚，便征集军官签名。关麟征却不买陈诚的账，后陈诚做了师长，向蒋介石反映说关麟征脾气太坏，缺乏主官的素质。蒋介石则呵护关麟征，因为当年他下野时，关麟征曾孤身前往奉化溪口去探望。陈诚后来想法把关麟征调出第11师，两个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坏。有以上原因，当“土木系”黄维做军长的第54军划归关麟征集团军后，关、黄合得来才怪。时有人告黄维吃空饷，关麟征抓住不放，直接上报给何应钦。后者向来视王耀武、关麟征为自己人，又跟陈诚明里暗里争斗多年，于是顺水推舟地将此事呈报蒋介石。蒋最厌恶的就是这个，立即把黄维免职。关麟征通过何应钦，叫自己的嫡系张耀明继任第54军军长。陈诚自然不干，而第54军内部“土木系”将校对张耀明更是抵制。向来不示弱的关麟征立即反制，从起家部队第52军第25师里抽出俩团跟第54军核心部队第14师的两团对调，以便于控制该军。在这个过程中，陈诚来滇组建第二期中国远征军，跟关麟征直接吵起来。
结果是：张耀明做了几个月军长，被“土木系”方天取代。在争夺第54军的剑拔弩张中，最后还是陈诚如意了，但也被关麟征刺激得胃出血。
尽管随后的很多美军教官对远征军进行了几个月训练，但陈诚认为就部队素质而言，仍难言反攻，故而有畏难情绪。恰逢这期间，史迪威又或明或暗鼓动陈诚取代蒋介石，陈为稳妥起见，远离是非地，在9月初，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
蒋介石得信后认为陈这样的言谈太过随意，在复信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在信中，蒋介石则对陈诚说：“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
僵持了两个月，陈诚还是辞职了，并保举在成都闲赋的卫立煌接任。
在这期间，史迪威正指挥中国驻印军进行缅北反攻，他无法理解滇西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滇西只有日军一个第56师团，且分散在芒市、龙陵、腾冲和松山等多个地点。蒋介石的保守战略正是他坚决反对和鄙视的。他通过罗斯福向蒋介石要求立即采取反攻腾冲、龙陵地区的作战，否则第56师团主力必然会转移到缅北密支那。对于罗斯福要求反攻滇西，蒋介石虽答应下来，但行动是缓慢的。他对在这时候开辟西线战场持审慎态度，因此已有情报称日本人可能在中原发动一次大攻势，再者就是因为他跟史迪威的糟糕的关系。蒋介石的犹疑令美国人不快，他们警告蒋要把通过驼峰航线运抵昆明分配给远征军的物资转给陈纳德第14航空队。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4月中旬即日军“一号作战”发起攻势前三天，令何应钦签署了题为“怒江攻势”的作战命令，下达到已赴云南的卫立煌那里。
实际上，随着远征军开始行动，滇西的雨季已经到来，中国军队错过了在1944年初即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机。
前面说过，由于阴差阳错，卫立煌没当上第一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这一次，最终接任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他把长官司令部推进到怒江东岸的保山。
在接到重庆军委会的“怒江攻势”命令后，于5月5日召集了军事会议，副司令长官黄琪翔、总参谋长萧毅肃、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官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官兼第6军军长黄杰、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方天以及各个师长参加。会议内容是按军委会要求，以滇西腾冲、龙陵为中心，对日军进行歼灭性反攻，打通和连接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并与中国驻印军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