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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
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
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