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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
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李治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