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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宫殿名，位于终南山）；曾未逾时，玉华（宫殿名，位于宜君县）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贞观政要》卷九）
徐惠是李世民晚年最喜爱的嫔妃，从小聪颖好学，遍涉经史，素有“贤妃”之称，亦大有长孙皇后当年的风范。她的这道奏疏不但文辞优美，而且切中时弊。李世民看过后“甚善其言”，并且“优赐甚厚”。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专门写作了一篇《帝范》，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遗嘱，也是一册享誉后世的政治教科书。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既可以视为他对太子李治的谆谆教诲，也可以视为李世民对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诚哉斯言！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李世民一生的盖棺论定之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并且如此真诚地剖析一生的功过，既不刻意隐恶，也不过分溢美，实属难能可贵。
在贞观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种丽日喷薄的激昂之美。
在贞观的正午，李世民的壮年时代也曾经有过一种如日中天的壮阔之美。
而当贞观时代的黄昏来临，当一个伟人与自己生命中的夕阳迎面相遇，有谁能说，在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的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阳没有一种凄艳而无言的静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状况是从贞观十九年冬天开始恶化的。
从辽东班师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痈病1。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长安后，病情才略有好转，但始终未能痊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因而下诏，将“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太子李治在“听政于东宫”的间隙，随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从灵州回来，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静心调养，于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务交给了太子李治。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布二征高丽的同时，他再次患上风疾2，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但却只能“三日一视朝”（《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见当时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体质已经非常虚弱了。
从东征高丽回来后的这几年中，李世民就这样被接二连三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始终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在此情况下，李世民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开始服食丹药。
他开始服食江湖方士为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