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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把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爆发！
在如此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
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
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他神情黯然地问大臣们：“该如何处置承乾？”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敢替皇帝拿主意？
朝堂上一片沉默。
最后终于有一个小官站了出来，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
这个人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的儿子，时任通事舍人。他对皇帝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保住李承乾一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
四月六日，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全部被斩首，但是另外两个人，李世民却想对他们网开一面。
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
另一个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跟随自己多年，而且是开国功臣，打算法外开恩，饶他一命。
然而，满朝文武却一致反对。李世民没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去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旧唐书·侯君集传》）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面对鬼头刀，侯君集表现出了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
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太子终于出局了！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
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
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
其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世民一直都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对朝臣们进行了试探。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禇遂良等人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事情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进人们的视野中；就在魏王李泰自认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东宫的时候，晋王李治就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拦路石横亘在他的面前。
看着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却居然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而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太宗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
平心而论，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太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开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就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大喜，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