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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召开第4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一号作战”的框架在服部卓四郎和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的合作下已经搭建起来。
河南段没什么可说的，但湖南段和广西段出了点问题。这两段的具体作战草案是第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一郎制订的。报到南京后，畑俊六认为太保守了，动用兵力规模很小，觉得制订者没领会上峰的意思，于是叫武居再弄个新方案，但被拒绝了（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脾气都很大）。结果武居被撤职，曾担任过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岛贯武治二次走马上任。
作为武居的前任，岛贯曾指挥过鄂西会战，后调到关东军做高级作战参谋。他还在华北方面军做高级作战参谋，又一度担任中国派遣军的作战主任参谋，阅历非常丰富，对战术更是精通，尤擅指挥大兵团作战。赴武汉二度上任前，岛贯应邀回了趟东京，跟服部卓四郎以及其上司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欀一郎恳谈。他对真田没什么可说的，这人因跟东条英机关系密切而做了部长，智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服部则属于那种有想法又非常固执的人。
在参谋本部，真田说：“中国战场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恐成为大东亚战争的败命处，切望湘桂作战的成功。”
服部说：“跟巴尔干关系不大。不过，美国空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将是必然之事，故摧毁其在中国西南的机场为当务之急。‘一号作战’之湘桂部分的真意在于对桂林、柳州机场的摧毁。”
真田说：“我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认为，完成‘一号作战’后，为压制中国西北的空军基地，还可以发动曾中止的西安作战。”
服部说：“那是以后的事。请岛贯大佐谈谈自己的看法。”
岛贯说：“最关键的当然是在敌人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我军如何在作战中保持后方补给。湘桂段作战开始后，绝大多数弹药必定通过湘江水路运输，而水路最易遭空袭。最近我看到一份战报，从今年1月以来，美军在中国大陆的作战飞机每月至少增加50架，成都甚至成为新型轰炸机B29的基地，其轰炸范围囊括了满洲、台湾、南海和帝国本土，而且每个月击沉我方船只达4万吨。此外，会战开始后，依据其规模，每个月我军至少有3000人战死，3到5倍于此的士兵受伤，军医够用吗？”
真田和服部互相看了看，服部说：“现在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超过280架，战斗中队和轰炸中队各12支。会战打响后，大本营会再增加9支中队，尽量夺取相关城市的控制权。至于军医问题，中国派遣军会全力以赴。只是现在不知道会在哪里碰到中国人所称的钉子，长沙，衡阳，桂林，还是柳州？或者在湘桂某个不知名的小城？不过，两军在桂林决战已经是普遍的看法。”
岛贯说：“怎么使用第13师团和第3师团是一个关键。它们必然是要机动地布置在外围的，至于攻坚这样的事，交给别的师团好了，但需要指定一个师团，对其进行特别的攻城和巷战演练。另外，为快速向桂林突进，必须在开战四个月内击溃薛岳第9战区以及孙连仲第6战区的至少60个师。”
分别时，服部叫住岛贯：“大佐！你知道我力主策动这次作战的目的吗？”
岛贯一皱眉头。
服部说：“其实这次作战还有另外一个隐蔽的目的，即使在参谋本部也无法完全公开。去年秋天，大本营在太平洋上画出‘绝对国防圈’，这你想必早就知道了。外围是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威克岛等地；中间是新几内亚、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小笠原群岛；里面是菲律宾群岛、台湾岛、琉球群岛、加罗林群岛。如果最里面的第三条岛链被美国人突破，战火就会燃烧到日本本土。现在，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在军部，有人甚至希望立即跟美国讲和。从这个角度来说，迫切需要一次大的胜利来鼓舞士气。另外，这次作战最大的任务，我想不是攻取长沙，而是南下桂林。中国人会死守桂林，那将是一场大战。至于计划中攻占南宁进而贯穿大陆以及打通广东方面的粤汉路，需要看桂林攻略后的形势再定。从这个角度说，命名为大陆打通作战未必准确，就叫桂林总攻略吧。”
岛贯到武汉上任后，把前任武居的作战计划全部废止。在他制定的新的湘桂攻略中，动用了八个师团的兵力，加上河南作战的部分，整个“一号作战”，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特意新编成1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旅团以及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以及1500门火炮和1500辆汽车，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陆军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畑俊六，也就成为这次大会战的象征性的总指挥。
具体到一线最高指挥官，河南段是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导下，由驻山西方面的吉本贞一第1军配合）；湘桂段是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广东方面田中久一第23军和驻印度支那的南方军一部配合），空中支持来自第5航空军（由第3飞行团升格而成，军司令官为下山琢磨，有战机250架）。
一切就绪后，军国日本垂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行动“一号作战”，即中国军队所称的豫湘桂会战开始了。
这种回光返照的第一缕惨光，照在了1944年4月黄河南岸的霸王城。
霸王城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平汉铁路桥西侧。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河南的日军曾进行牵制作战。偷渡黄河的日军一度攻袭郑州，随后即放弃，但却在南岸的霸王城保留了一个前进据点。以无能著称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无动于衷，哪怕霸王城及附近邙山上日军只屯驻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已升任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也失去了前些年的锐气与风发，而更多地把时间用于派系斗争以及个人集团之建立，同样坐视日军霸王城据点孤立地存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两年半而无动于衷。
无论是蒋鼎文还是汤恩伯，当然都知道霸王城据点的价值，他们之所以不将之拔掉，是担心一旦攻击霸王城，引来黄河北岸的日军大规模反击。两个人大约都认为：与其招惹日军南下，不如坐视不理。就这样，有两年多的时间里，第1战区不见硝烟。现在，叫蒋、汤没想到的是，黄河对岸的日军不打是不打，一打就置第1战区于死地。日本人行动前，已有各种迹象，但坐拥40万军队的蒋、汤到此时仍抱有侥幸，认为日军在河南正面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不大，其进攻重点仍在薛岳的湖南战区。
事实是：4月17日深夜，随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声令下，内山英太郎第12军以15万之众突破黄河防线，打来了。
第1战区的部队一触即溃。
在特意调过来的坦克师团的开路下，日军在两天后的4月19日就第二次占领了交通枢纽郑州，之后新郑、虎牢关、许昌接连陷落。在许昌，守城的新29师师长吕公良殉国（黄埔军校6期，浙江开化人）。配合第12军作战的山西方向的第1军也渡过黄河，切断了陇海铁路。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蒲江人）在撤退中遭日军拦截而阵亡。四天后，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被日军占领，此战是河南段会战中打得最激烈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率部守备）。
虽有许昌和洛阳保卫战，但从整体上看，日军在河南战场上势如破竹。这是第1战区多年不备战的最终恶果。
豫中大败时，西安朱绍良的第8战区一度出兵驰援，而山西方向吉本贞一第1军也想趁机夺取潼关，进而威胁西安，于是才有了豫西灵宝一仗。在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下，守军一度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在关键时刻，并无占领陕西计划的冈村宁次把坦克师团调走，日军攻势转颓，最后被迫撤军。
中原大部就这样在战争后期的1944年沦陷了。
战役结束后，蒋鼎文和汤恩伯被蒋介石双撤职。蒋鼎文是1942年初接替因中条山会战失利而辞职的卫立煌出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之前任驻陕西的第10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的这两年多，蒋鼎文没有任何作为（先前在陕西时，胡宗南是他的副手，不服他。到了河南后，汤恩伯成了他的副手，更是不服他）。豫中陷落后，养病的陈诚又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去收拾残局，将原属朱绍良第8战区的陕西并入第1战区。不并入也不行了，因为第1战区已经没什么地盘了。
后来，在姜克夫编撰的《民国军事史》中，对第1战区有一个评价：抗战八年，没打过一次好仗。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事实。
河南段作战后期，日军第27师团被从东北抽调到战场。
这支1937年7月7日发动战争的部队，当时称中国驻屯军，辖第1联队和第2联队。侵华战争爆发后，增加第3联队，改称中国驻屯旅团、中国驻屯兵团，最后改成第27师团（兵源来自东京、山梨、佐仓），所辖联队番号仍称中国驻屯第1、2、3联队。师团长是南京战时的第6师团第45联队长竹下义晴（很快落合甚九郎接任）。他们调过来跟河南段作战没什么关系，而是准备参加接下来的湘桂作战。第27师团从关东军调出是个重要情报，但却没被薛岳的战区得到。
在武汉第11军司令部，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开始划火柴。
他制订下的湘桂作战分三部分：第一阶段，以长沙、衡阳为主的湖南作战；第二阶段，以桂林、柳州为主的广西作战；第三阶段，以粤赣线南段为主的韶关作战以及摧毁江西遂川和赣州机场的作战。东京大本担心部队不够用，除前面提到的从关东军抽出来的第27师团外，还将参与河南段作战的长野祐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岛根县人）第37师团，以及四个新编旅团、一个坦克联队和4个炮兵大队并入第11军。
这样的话，投入湘桂作战的日军就达到了10个师团：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落合甚九郎第27师团、伴健雄第34师团、长野祐一郎第37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毛利末广第58师团、船引正之第64师团、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岩永汪第116师团，又以第13和第3师团为双核心。按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里的说法：“第3、第13师团是从昭和12年（1937年）上海战役以来，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练部队，是第11军的核心力量，在对华作战中，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
但是，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日本人进行地境如此漫长的作战，就真的有把握吗？
第11军里的一些老参谋最担心的是第一战就受挫长沙。岛贯武治是个例外。他的担心在于取下长沙之后的事，也就是向衡阳进军途中中国军队从东西两面的侧击。他研究过前几次长沙会战，发现日军三分之二的伤亡来源于侧击。因此，制订作战计划时，岛贯把重兵放在两翼尤其把第3师团和第13师团放在左翼即东路。在岛贯看来，长沙陷落前，薛岳将会以东路部队为主进行侧击；长沙陷落后，第9战区余部又势必会在这一线集结和向南转进。
就薛岳的战术，岛贯对横山勇说：“应对办法很简单。薛岳的战法，核心是反包围。要想从容扼其咽喉，就必须斩断手脚。此战我军必取长沙，但却先要攻占东西两要点，东面必然是浏阳，西面则是宁乡。此两地是中国军队调动兵力的轴线。拿下此二城，中国军必乱，长沙为我所有，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因为中美混合空军掌握着制空权，日军只能更多地利用夜晚行军，为此决定在5月下旬发动攻势，这是从利用月光的角度考虑的（由此可见1944年日军之窘迫）。
由于这次是第11军倾巢出动，所以畑俊六把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留在南京，自己带着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高级兵站参谋辻政信（辻参与指挥进攻马来亚半岛之战后，回陆军大学当了一阵老师，随后到的这个位子，后调往缅甸出任第33军作战主任参谋，参与指挥缅北滇西的密支那会战和龙陵会战）离开南京，在武汉设立了派遣军前进指挥所，直接负责第11军的后方补给和兵站事务。
在5月的火光下，横山勇抬起头，看到薛岳的脸，但后者却不想看他。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到现在1944年春，日军已两年多没对第9战区发动攻势，薛岳着实认为把鬼子打怕了，以至于在疲沓中轻敌了。
河南开打时，薛岳的判断是，日军只在中原局部采取行动而已。
在太平洋上的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这两个战场，对日军来说，有联系，但联系还真是没薛岳想象的那么大），他们难有力量再大举进攻长沙。所以，对战区情报部门反映的湘北和鄂南日军的异动，薛岳没有重视起来。随后，重庆军委会亦提醒薛岳日军有向鄂南集结部队的迹象。薛对的观点是：即使日军发起进攻，也是重演第三次长沙会战而已。
进入5月中，1943年底取代吴逸志晋升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愈发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