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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召回国了。
一路追击的日军第56师团，攻占了滇西重镇芒市、畹町、龙陵、腾冲、松山，眼看着就冲到怒江一线。由于大后方云南出现危情，蒋介石急命驻昆明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参加完武汉会战，宋希濂一度在第1战区第34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官，后出任中央训练团附教育长，1941年底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军有异动，蒋介石增强云南的兵力，派宋希濂率部由川赴滇，兼任昆明城防司令。这个集团军辖两个军，即钟彬第71军和加入远征军的张轸第66军。出现险情后，宋希濂带人火速来到第71军所辖李志鹏（黄埔军校5期，江西雩都人）第36师的驻地祥云（大理境内，云南中部偏西），然后带着李部星夜兼程赶往怒江一线。
5月5日上午的怒江惠通桥一片混乱。
由于日军攻入滇西，怒江西岸的难民和远征军残余部队潮水般地涌向通往东岸的惠通桥，上百辆汽车堵在西岸桥头。在东岸，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带着部队观望这混乱的场景。当时，张祖武奉命率部向滇西转进，前一天晚上抵达东岸的保山，计划于5日太阳落山前进至畹町，但发现根本过不了桥。混乱的人车已堵住了这座并不宽大的钢索吊桥，桥头的宪兵对场面失去了控制。
就这样，在10点多，张祖武等来了他的上级，驱车而至的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云南讲武堂，云南大理人）。除了司机外，车里还有两个人。马崇六神色极为严峻，告诉张祖武畹町已经陷落，随即问张带了多少炸药，听完汇报后，似乎松了一口气，说：“好！好！”
两个人交谈一番。接着，马崇六写下一份手令，交给张祖武后，驱车离去了。
张祖武望着手令上的字：“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本部。”
张祖武随即下令，部队就地临时执行炸毁惠通桥的任务。
张祖武对补给军需长李国屏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并告诉他，刚才车里的另两个人，一个是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一个是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云南讲武堂，四川蓬州人）中将。
接下来现场之情形，可见李国屏的回忆文章《张营长炸桥阻敌》：
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事后方知，炸桥前已有四五百名敌人化装混入难民中偷过桥来，幸被我及时赶到的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官兵与敌激战，除数十名敌军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被歼灭。
这是大后方在1942年最危险的一幕。惠通桥被及时爆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昆明化险为夷。
昆明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不能丢。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并切断滇缅公路后，美国开始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从印度往昆明巫家坝等几处机场运送抗战物资，再从昆明运往四川等地。如果日军控制怒江东岸并占领昆明，那么美国援助的战略物资就再无法抵达中国。所以说，保住昆明就保住了驼峰航线这唯一的大动脉。昆明失，则意味着一切国际补给线都被切断。
讲到这儿，有人问了，当时侵入滇西的日军有打昆明的计划吗？
没有。但是，如果他们轻易越过惠通桥，攻至怒江东岸，在一线部队形成直取态势后，则存在着日军前线司令部独断下达占领昆明的命令的可能性，就像当初打南京那样。
正如上面说的那样，张祖武营长爆破惠通桥，将日军大部队阻挡于怒江西岸，但却有上百名日军便衣在桥被爆破前混至东岸，并向守军发起袭击。紧要关头，李志鹏第36师先锋团及时赶到，与之展开激战，最终将其主力肃清，残部则逃回西岸。但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占领西岸松山要塞的他们开始搭建浮桥，意图强渡怒江。继张祖武独立工兵第24营、李志鹏第36师之后，前来解危局的是陈纳德的“飞虎队”。在猛烈空袭下，日军不得不止步于怒江西岸，并开始在松山阵地修筑战斗工事，做持久固守状。
就这样，1944年春滇缅反攻战开始前，中日两军，一个在怒江东岸，一个在怒江西岸，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对峙。
<h4>
通天计划</h4>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1942年初春，日本人正酝酿着一个通天计划：攻略川陕，彻底打垮重庆国民政府。
计划最初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石川县人）提出，主要目的是攻占陕西。反馈到东京后，东京加上四川攻略，并将之转到南京，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研究。先前就建议攻打四川的总参谋长后宫淳此时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进行川陕攻略需要动用大量伞兵部队，现在日军的伞兵部队还不足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另外，冲入重庆前，最好先下成都，但如果由成都攻重庆的路线遇到麻烦，结果就会不如人意。此时的他更关注常德，认为由常德和长沙地区运出的大米，极好地支持了中国大后方的日常生计，潜台词是：最好先打常德。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意见是什么？
三年后，成为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抱怨：派遣军有那么多人，但却放着不用，白白耽误了攻略重庆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抱怨前任畑俊六。其实，不能说畑俊六没想过打重庆这件事，他那时候比后宫更积极，他的意见是：不要单独进行陕西攻略，要将之纳入四川攻略的一部分，否则就毫无意义。不过，畑又表示，陕西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在滇缅公路被切断的背景下，应利用两党冲突，而不是向该地发起进攻，进而密切两党的关系。
各种意见反馈到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那里。
田边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任次长的，辅佐杉山元。综合考虑后，他仍希望先拿出五个师团来打陕西（他曾做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当时就有奇袭黄河防线进而攻取西安的想法），并认为需要对那里的重要城市进行长期占领，以威胁汉中和四川盆地，并切断西北公路，由此对重庆政府施压。这个观点显然跟畑俊六的意见不那么相同。为此，田边飞来南京，专门跟畑俊六商量这件事，并把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叫了过来。随后，田边似乎说服了畑俊六，计划6月底提交陕西攻略计划，9月份开始出兵侵入三秦大地。
冈村的华北方面军在接受陕西攻略任务后打起小九九，他们另有盘算：拿下西安后，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甚至已经计划好了，整个陕西攻略分五部分：强渡黄河作战，西安以东歼灭战，宝鸡、天水、兰州追击战，陇海铁路之战，延安攻击战。举足轻重的第11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虽然不反对陕西攻略（但其后任塚田攻反对，理由是：这将刺激苏联。如果苏联因此而采取难以预料的军事行动，那么日军得不偿失），但更希望同时进行四川攻略。
此时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意见很关键。他认为，如果先单独打一场陕西攻略战，意义是不大的，所以他拿出来一个预计进行五个月的川陕攻略计划，并建议专门组建一个方面军，由冈村宁次或冈部直三郎出任司令官，率部从东北面攻入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后，直下成都平原。华中第11军亦归该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同时将在东北的第2师团调归该方面军，第16师团则再次反回中国战场，参加这一攻略。此外，再临时组建两个军，进攻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进行策应战。以第11军第3、6、13师团为主力，一举突破第6战区防线，从宜昌方向入川，占领重庆。最终，以1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两个飞行团的兵力实施川陕攻略。这个兵力规模已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东南亚攻略。一旦实施，将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这期间，热衷于陕西攻略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派出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人到陕西潼关黄河对岸的风陵渡以及沿河向北的龙门、河津等地进行关于地形、河流的秘密侦察。半个月后，安达又带着岛贯乘飞机从空中对秦岭、大巴山的地形地貌以及汉水、渭水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并飞到西安、宝鸡、汉中上空进行拍照。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淮河蚌埠地段（地形接近黄河）以及晋中山地进行模拟演练。针对秦岭和大巴山多悬崖峭壁的特点，日本人专门进行了用迫击炮发射铁爪（这听上去确实古怪）使之钩住峭壁上的树石进而实施攀援的训练。此外，日本人还进行了伞兵突击训练。
在东京，田中新一将计划上报田边盛武，后者虽然对同时进行四川攻略这件事兴趣不大，但还是将之呈报参谋总长杉山元。杉山皱了皱眉头，拿给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看。结果是，东条对这个庞大的计划表现出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明确表示：他的部门拿不出10万吨的船舶和5万吨的汽油用于川陕攻略。东条为此特意召集了一次会议，田边、田中、佐藤以及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加，但会上没形成一个定案，只是几方达成所谓的谅解。
最后，东条说：“还是进奏天皇陛下决断吧。”这已经到了1942年8月中旬。
由于川陕攻略涉及因素太多：兵力、军种、季节、气候、地形、补给……为协调各军，在田中新一牵头下，又开了一次参谋会议。在会上，新任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藤原武（南京战和大屠杀其间当过第6师团作战主任参谋，6月初接替岛村矩康）第一次提出来：“第11军所在的武汉地区受到第5、6、9三个战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军主力置这三个战区100个师于不顾而直攻四川，是不是太冒险？闹不好，不但打不进四川，还会被中国军队包围。”
刚由华北方面军调到中国派遣军担任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由华北方面军先进行西安攻略。此时，第11军不打四川，而是进行一次常德会战，因为那里是第6和第9战区的结合部。在其附近击溃两战区主力后，第11军北上，跟华北方面军一部会合，再击溃第1和第5战区主力。这之后，在1943年初夏，再进行川陕攻略。怎么说呢，只能说岛贯想得挺好的。
9月3日，在反复考虑、各种权衡后，田中新一最终拿出代号为“五号作战”的川陕攻略计划正式方案，预定1943年春季之后发动进攻。为实施这一作战，中国派遣军所辖部队将由61万增至97万。相应的，关东军由70万人下降到49万人，太平洋战场上的南方军则由34万下降到28万人，日本国内由53万人下降到50万人。由此可见，“五号作战”一旦实施，就动了日军的全身。
同日，杉山元和东条英机觐见昭和天皇，上奏“五号作战”计划。
天皇问：“在美军更多地出现在太平洋的情况下，从南方（指东南亚）抽调部队用于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可行吗？”
东条回头看杉山，杉山回头，没有人。
杉山答：“决心和实行是两回事。虽进行准备，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应依据当时形势重新作出判断。关于抽调南方部队问题，虽抽调了第16师团，但还有其他强有力的部队，此外还将组建一批独立守备队。”
天皇最后没同意，也没反对，说：“那就根据战局而定吧。”
然而，将近一个月前，在1942年8月7日，美军登陆南太平洋上由日军驻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到10月，争夺战及周边海战进入白热化。这个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南段，战略位置极重要，牵动着东京和华盛顿的神经线。10月下旬，日军为扭转劣势，派出精锐第2师团登陆瓜岛，但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很快就一败涂地了。东京随之束手无策。11月初，瓜岛惨败已成定局，12月31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决断：从瓜岛撤军。日军在未来的1943年，于太平洋上转入守势是板上钉钉。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战场需要更多的兵力和军需，于是一度热热闹闹的“五号作战”被取消。
先前支持这一攻略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答中国派遣军相关参谋的质疑时，不得不这样解释：“川陕攻略至少在昭和18年（1943年）没办法实施，没办法再向中国大陆增兵；相反，如果太平洋战场需要的话，那么还需要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增援那里。大本营已经决定，把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1月10日，得知“五号作战”已被取消后，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这就是事情的最后结局。”除了瓜岛争夺战之外，“五号作战”被影响以致最后取消，还跟下面写到的浙赣会战有一定的关系。
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每机5名机组成员），在杜立特中校率领下，飞向了东京。中午12点半，杜立特的座机率先投下4颗燃烧弹。这是自13世纪遭蒙古远征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被攻击。轰炸后，美军轰炸机除1架迷航飞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外，其余15架朝中国浙江飞来，计划在顾祝同第3战区控制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当晚大雨滂沱，又有传言说日机来袭，衢州机场照明关闭。油料将尽的15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机载人员只好跳伞，降落在浙江衢州和临近江西的山区，除少数人被日军俘虏和跳伞身亡外，大多数机组人员都被中国军民救下，随后被安全送到重庆，受到山城市民英雄般的欢迎。
东京被炸这件事叫天皇心惊胆跳（也知道自己国家被炸不好受），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是说本土防御没问题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