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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十月了，天气潮湿。从我所住的旅馆窗户那里望出去，我能看到这个灰色的中西部城市的大部分；刚刚，这里的路灯亮了，几幢楼上也亮起了灯，城郊那边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慢慢上升到越来越暗的天空中。这里除了有所大学的分校区——跟主校区相比，真的挺寒碜——此外真是乏善可陈。
我想讲一个故事，那是我在萨克拉门托短暂地逗留时，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它所涉及的是前两年，在他和我母亲离婚前他卷入的几件破事。可能有人要问我这个故事是否重要到值得一讲——值得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你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讲？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首先，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有那么重要——至少对于我父亲和其他有关的人之外的人来说，是否有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也许更中肯：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更难。我承认那天我对父亲态度不好，也许在我本来能帮助他的时候，我却让他失望了。然而又有别的什么告诉我他已经不可救药，我怎么样都帮助不了他，这是那几个钟头让我们都领会的唯一一件事，是他让我——也许用“强迫”这个词更好——往自己的深渊里望了一眼；如珀尔·贝利<sup><small>5</small>所言，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我们都从经验中学到了这一点。
我是个书本推销员，为一家著名的中西部教科书公司当代表。我的根据地在芝加哥，我的分区包括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及威斯康星州的一部分。我当时在参加于洛杉矶举行的西部出版协会大会，我想到——完全是一时心血来潮——在我回芝加哥之前，去跟我父亲待几个钟头。我感到迟疑，因为自从他离婚后，我在很大程度上不想再见到他，但是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我从钱包里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发了份电报。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东西寄到了芝加哥，登上一架飞往萨克拉门托的飞机。天略微有点阴，那是个凉爽、潮湿的九月上午。
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他时，他站在门口后面几步远，白色头发，戴眼镜，穿着褐色的棉布休闲裤、一件灰色的尼龙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衫，最上面那粒纽扣没扣。他盯着我看，我意识到自从我下飞机后，他肯定就一直看着我。
“爸，你怎么样？”
“莱斯。”
我们很快握了握手，开始走向航站楼。
“玛丽和孩子们怎么样？”
回答之前，我认真地看了看他。当然，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分居近半年了。“大家都还好。”我回答道。
他打开一个白色糖果袋。“我给他们挑了点东西，也许你可以带回去。没多少东西。一些杏仁硬糖，给玛丽的；一个库提游戏，给埃德的；还有个芭比娃娃，珍会喜欢的，不是吗？”
“她当然会。”
“你走的时候别忘了拿。”
我点点头。一群面色通红、兴奋地聊着天的修女往登机口去时，我们闪到一旁。他老了。“嗯，我们去喝杯酒或者咖啡好吗？”
“听你的。我没车。”他带着歉意，“在这里真的不需要。我打的过来的。”
“我们不用去哪儿，去酒吧那边喝杯酒吧。时间挺早，不过我可以来一杯。”
我们找到了休息室，我挥手示意他进了一个隔间，我则去了吧台那边。我的嘴巴发干，等的时候，我要了杯橙汁。我望向父亲，他的手扣在一起放在桌子上，隔着能俯视停机坪的染色玻璃盯着外面看。一架大飞机正在登机，远处另外一架飞机正在降落。隔着几张凳子那里，一个三十八九岁的红发女人穿了套白色针织裙，坐在两个衣着讲究、比她岁数小的男人之间。其中有个男的正凑近她的耳边告诉她什么事。
“来吧，爸，干杯。”他点点头，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大口，接着点着了烟。“嗯，你怎么样？”
他耸耸肩，摊开手。“凑合吧。”
我在座位上往后靠，深吸一口气。他身上有种悲哀的样子，我忍不住觉得那有点让人恼火。
“我想芝加哥机场会有这个的三四倍大。”他说。
“比那还大。”
“想着就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的？”
“不久前。几个月前。”
过了一两分钟，我说：“我想该再来一杯了。”酒保往我们这边看，我点点头。这次，一个穿着红黑两色裙子的苗条而好看的女孩来给我们点酒。吧台前面的凳子全都有人坐了，有几个人穿着职场西装坐在隔间里的桌前。从天花板吊下来一张渔网，里面扔了几个彩色的日本鱼浮。自动点唱机那里，帕图拉·克拉克正在唱《下城》。我又想到我父亲现在独自生活，晚上在一家机械修理厂操作车床，好像那都不是真的。突然，吧台前那个女人哈哈大笑，坐在凳子上身子往后仰，手抓着坐在她两边的那两个男人的衣袖。那个女孩端着酒回来了，这次我和父亲碰杯碰得叮当响。
“我倒想着那件事让我死了算了。”他慢吞吞地说，胳膊重重地放在杯子两边，“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莱斯，也许你能理解。”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不跟他视线接触，等他接着往下说。他开始用一种低沉而单调的声音说话，这马上让我感到恼火。我把烟灰缸立起来去看底部是什么字，“雷诺和塔霍河哈拉俱乐部”。那是个能玩得开心的地方。
“她是个推销斯坦利产品的。一个小个子女人，手和脚都小，头发像煤一样黑。她算不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可是也挺动人。她三十岁，有小孩，可是，可是她是个体面的女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你妈总是从她那里买东西，扫帚啦，拖把啦，某种馅饼，你知道你妈的。那是个星期六，我一个人在家，不知道你妈去哪里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她没去上班。我在前面的房间里喝咖啡读报，只是闲待着。有人敲门，是这位小个子女人，萨莉·韦恩。她说她带了些东西给我妻子，帕尔默太太。‘我是她先生。’我说，‘帕尔默太太这会儿不在家。’我请她进来，你知道，我会给她那些东西的钱。她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只是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拿着一个小纸袋及收据。”
“‘哎，交给我吧。’我说，‘你干吗不进来坐一会儿，等等看我能不能找到一点钱。’”
“‘没关系。’她说，‘你可以先欠着，我可以随时来拿。很多人都这样，没关系。’她露出微笑，让我知道没关系。”
“‘不，不，’我说，‘我有钱。我更想现在就付，省得你再来一趟，也省了再欠一张账单。进来吧。’我又说了一遍，手扶着打开的纱门。‘让你站在那里没礼貌。’那是上午十一二点左右。”
他咳嗽了一下，从桌子上我那包烟里抽出一根。吧台那边的那个女人又哈哈大笑，我望了一眼，然后又看着我父亲。
“她就进了屋，我说：‘请等一下。’然后进卧室找钱包。我在梳妆台上看了一遍却找不到。我找到一些零钱和火柴，还有梳子，但是找不到钱包。你妈那天上午例行做了卫生。我又去到前面房间那里说：‘哎，我还没找到钱呢。’”
“‘请别费事了。’她说。”
“‘不费事。’我回答道，‘反正得找到我的钱包。你别拘束啊。’”
“‘哎，’我在厨房门口那里停了一下说，‘你听说东部那边的大劫案了吗？’我指着报纸，‘我刚才正在看。’”
“‘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她说，‘他们有了照片，采访过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