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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955年)钱弘佐下旨,“嗣后私商行交子布票(一种面值以丝绸\/布匹为数量的券票),皆呈钞部备档质库,私钞券者家财充公东主流千里”,即将市面上所有的商人行的交子、布票等能充当货币的票券都纳入监管,行必须备案,并且在钞部存入质库钱\/布匹。
通过限制私钞,商人们开始更多使用官票,就连海外贸易都有开始用官票的。
但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不代表水面下没有暗流涌动。商人地主们愈喜欢囤积铜钱,将成箱成箱的铜钱锁入木箱中,埋到地下存起来。
还有人将铜钱拿去熔了后做成器皿,器皿卖出的钱要比消耗的铜钱多,这就形成了利润,驱使更多人开始干这熔钱铸器的营生。
各地市舶司也时有汇报,各港“有倭商载金银至,易以铜钱归国”,这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市面上的铜钱愈减少。
钞部每年都要铸五十万贯以上的铜钱和印制等量的官票,但市场上还是产生了钱荒,两浙的货物堆积如山,百姓们手中却没有铜钱可以交易,只能以物易物。
钱荒还带来个问题,那就是官票的贬值,由于市面上缺少铜钱,越来越多的人去钱行兑换铜钱,这就使得原本等值的官票逐步下跌,5oo钱的票现在只值4oo枚铜钱了。
鲍修让上奏,建议行小面额的官票,来代替铜钱的流通。
钱弘佐想了想,否定了这个提议。
因为官票还无法完全取代铜钱,纸质的官票容易损坏,百姓们对官票的信心没有对铜钱那么高。这么干的话,一定会加剧官票的贬值。
没有其他好办法,只能加大铜矿开采力度,给市场投入更多铜钱。
除此之外,钱弘佐还下旨,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行动。
说来也是巧,北面的后周几乎同时也开始灭佛。北周是缺钱,而南吴是缺铜钱。两者一字之差,却是殊途同归。
盖因唐末战乱之后,人心思定,自唐武宗灭佛以后,佛家又再次兴盛起来,过于兴盛的沙门,已经威胁到了统治基础。佛门不仅侵占了许多良田,铸造佛像、器皿、钟鼎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铜,这就被南北双方的统治者给盯上了。
钱弘佐的“灭佛”也不是像唐武宗那样暴力灭佛,称为“限佛”还差不多。
先,全国各教不论佛道景蕃,寺庙观庵,必须有敕额,无敕额者关停。僧尼合并至有敕额寺庙。
其次,核查僧人度牒,无度牒者一律勒令还俗。嗣后有收容无牒僧尼之庙庵,住持同坐、还俗并杖三十,罚役三年。
最后,有志愿出家者,年十五以上,男子需背经文1oo页,或能读经文3oo页,女子减半,经所在州衙审验通过,方准剃头,核度牒。凡有过往罪责的,不得出家,有敢收容者同罪。
这时一次整个大吴的限佛令,远此前在福建试点的规模,全国一共废除寺庙观庵废六万七千三百五十六所,僧尼除籍者十五万一千二百人,收回寺庙田产两千万亩,熔毁佛像钟鼎数万件,得铜一百二十万斤、金银各数万斤。
这些收缴来的田产、财物,除了铜统统拉去铸钱、部分田产充作官田以外,大部分田产、金银用来卖,换取富人们手中的铜钱。
这样一来,市场上的存量铜钱减少了,反而促进了铜钱的流通,国立钱行的铜钱储备也更多了,官票的信用也逐步恢复。
钱弘佐计划,等到官票价值稳定之后,开始逐步小规模行小额官票,以真正替代铜钱。
由于南北两国的铜钱是相互流通的,到时候大吴的官票也一定会流入后周,等到在后周也流通起来后,用纸做的官票套取铜钱,经年累月下来,一定能把后周经济给拖垮掉。
钱弘佐有信心这种经济战这世上还没人懂,等到后周有聪明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恐怕此时后周的经济已经崩盘了。
在钱弘佐还在算计着“蝇头小利”时,北方的柴荣已经在筹划着南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