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竞争、毁灭，还是融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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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会结束</h3>
在第三章末尾，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恐惧地盯着那块铭记着“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墓碑。他紧紧地抓着圣诞未来之灵的手，拼命地问：“这些是表示未来一定会这么发生，还是说未来可能会这么发生？”
我想，我们不妨对图12-1提出同样的问题。图12-1显示，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东方就会在2103年的时候再一次超过西方。但是，由于17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所以图12-1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对这个图最好的解释就是最早要到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可能结束。
东方现在的城市规模已经和西方一样大了，并且中国和美国经济总量（这也许是进行预测时最简单的变量）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战略家们认为，到203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赶上美国；高盛集团的银行家们认为这会发生在2027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们认为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赶上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甚至预测这会发生得更早（他们分别认为是2020年和2016年）。东方要在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以及能量获取方面赶超西方，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2050年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会迅速地赶上西方。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5F6.jpg" /> <h5>图12-1 亘古不变？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西方就会在2103年结束统治地位</h5>
不过，还是有人心存怀疑。以上所有专家的预测都是在2006～2007年之间作出的，当时东方正处于金融危机的前夕，而这些银行家、会计师和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应该知道，《圣诞颂歌》最关键的一点是，斯克鲁奇的命运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斯克鲁奇跟圣诞未来之灵保证道：“我不会忘记从过去、现在和未来得到的教训。”然后，斯克鲁奇果然在圣诞节早晨起床的时候，变了一个人。他身上的杀气消散了，他的心从坚冰变成了热情的火焰，最终这团火温暖了整个城市，他成为这个城市最会过圣诞节的人。
和斯克鲁奇一样的西方是否能够在21世纪重新改造自己，继续保持领先？在本章中，我会给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
我在这本书中提到，预言家在试图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以及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时，最大的缺陷在于他们看得不够远。他们在向我们解释历史的时候，也只是回顾了几百年前的事情，这就像斯克鲁奇单单通过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来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按照斯克鲁奇的实际做法，牢记圣诞过去之灵的话，就能做得更好。或者我们可以模仿哈里·谢顿，在研究银河帝国的未来时，先了解它的千年历史。像斯克鲁奇和谢顿那样，我们不仅仅要了解现有的趋势将如何发展，还要了解这些趋势是否会产生削弱它们的力量。我们需要考虑社会发展的悖论，了解后发优势，并且预测地理因素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将如何改变地理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h3>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h3>
人类生活的每个时代都非常有趣。
自2000年以来，作为世界核心的西方和边缘的东方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的核心区域就已经扩展到世界，把它的影响力覆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将原先独立的东方核心变为西方的新边缘地带。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历史上所有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不过前者的规模更大一些。东方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富裕的西方进行贸易。人们发现了后发优势，日本进行了重建。到了20世纪60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开始繁荣发展起来。1978年之后，中国等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市场也有更大的弹性。早期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大量的贫困人口以及固执的知识分子是东方落后的因素，而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整个东方最终都开始了工业革命，东方的企业家们建起工厂，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销售廉价的商品。
以上这些都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并且十多年以来一直发展得很好（除了那些试图与廉价的亚洲商品进行竞争的西方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产商发现——就像其他边缘国家的人们一样——即使是最富有的核心地区也不能统购边缘国家所能出口的一切商品。
东西关系变得不寻常的原因是在2000年后出现了新的解决办法。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中国还是能够借钱给西方，让他们持续买进东方的商品。中国常常把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诸如美国长期国债这样以美元标价的证券。中国购进几千亿美元，使得人民币看起来比美元廉价，从而令中国的商品比西方商品便宜得多。
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关系相当于在一场婚姻中，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但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国停止买入美元的话，美元就有可能崩溃，那么中国持有的8000亿美元就会贬值。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停止购买中国商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信用也没有了。美国人一旦发起抵制活动，中国的企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但是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破坏美国的经济来实施报复。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金融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将这个奇怪的关系称为“中美共同体”，认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但是，美国不能永远通过向中国借钱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中美共同体大量的低息贷款使双方的资产都出现了通货膨胀，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泡沫经济开始崩溃。2008年，西方经济直线下滑，导致其他国家经济也出现下滑。到了2009年，13万亿美元的消费者财富化为乌有，中美共同体也出现了衰退局面。
2010年早期，政府的迅速干预似乎避免了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但是中美共同体的崩溃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东方，失业人口剧增，股票市场崩溃，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2007年的一半。即便如此，中国在2009年7.5%的增长速度还是远远高于西方核心地区在最好时期的增长速度。中国需要586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不过它至少还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面临的情况则严重得多。美国在其现有的国债上又动用了787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但是2009年，它的经济还是下滑了2%。2009年夏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反弹到8.5%，而美国只有0.8%。最令人恐惧的是，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在2019年前，美国将无法还清它为刺激经济所借的国债，到那个时候，美国的老龄化将使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
2009年10月，世界20个经济强国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一句俏皮话开始流传起来：“2009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句话有很大的真实性，1918年的情况可以拿来与2009年进行对比。当时，整个大西洋都面临着国家力量和财富的衰退——从欧洲原先的核心地区到美国新兴的核心地区。2009年，整个太平洋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衰退——从美国到繁荣发展的中国。中美共同体有可能只是通往东方统治道路上的一个停靠点而已。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预测。一些专家指出，美国就像斯克鲁奇一样，已经多次彻底地改造了自己。关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已经有太多的批评声，但是最后，美国的经济得以反弹，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打败了纳粹和苏联。这些乐观者坚称，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总能想出办法，并且即使美国在2010年确实陷入了危机，它也能在2020年时超过中国。
其他一些专家则强调中国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最明显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工资水平，中国正在失去一些后发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低端的制造工作开始从中国沿海转移到内陆，现在正集体转移到诸如越南这样工资更低的国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自然过程，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失去它的优势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由于低出生率和迁移率，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得比美国快，到204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要比美国严峻得多。中国自然资源的短缺也有可能减缓经济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只要发生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就有可能出现动乱。
西方一群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或许所有的这些猜测都不重要，因为它们都会被忽略。尽管在20世纪的时候，大西洋的财富和力量都经历了衰退，但是2000年，西欧人还是比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先辈富有得多，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浪潮推动了西方各国的发展。在21世纪，太平洋上的国家有可能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了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并且预测在2003～203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增长两倍（人均收入18991美元）。他认为，美国的人均收入只会上升50%，但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很高，所以到2030年，美国人均收入将为58722美元，是中国的3倍。罗伯特·福格尔则更加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在2016年超过美国。他说，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令人惊讶的85000美元——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07000美元。
其中，最乐观的看法是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所说的“平稳版本”，即东方的繁荣发展将使得东方西方化。到那时，询问是否还是由西方继续统治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已变成了西方。1999年时，乔治·布什这样说道：“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一些人认为，使现代全球经济繁荣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变得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要更像西方的核心地区。不过，那些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却不认同东方在有能力统治全球的时候文化也会变得西方化这一观点。毕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核心国家的时候，它的文化和欧洲文化并不一样。相反，欧洲人开始抱怨本国文化的美国化。
当中国的城市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主宰的全球经济时，他们喜欢上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事物。他们脱下了中山装，创办了英语学校，甚至在故宫的星巴克里喝着拿铁咖啡。北京后海的昂贵酒吧里挤满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就像纽约和伦敦股民一样，手拿黑莓手机，关注股票行情。不过，问题是，当太平洋国家面临力量和财富衰退的时候，它们的西方化进程是否还会继续。
马丁·雅克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随着东方和南亚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应了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所谓的“争鸣的现代性”的发展。雅克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将会代替西方统治，使得多种货币（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和经济/军事影响范围（就像美国对欧洲、亚洲西南部和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东亚和非洲的影响）都会受到各自文化传统的统治（欧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预测，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将被东方化。
雅克通过总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权力运用的方式推断得出，21世纪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与19～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等级化，认为外国人就应该向东方进贡，而不是像西方理论那样，觉得每一个国家和机构名义上都是平等的。这个世界也会变得非常偏执，会摈弃西方人主张的人类价值理论，中央集权论者也不能忍受人们对政治统治者权力的任何反对。在整个世界，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辉煌成就。他们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他们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他们会学习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并且他们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一些战略学家认为中国的全球统治会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平治国，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军事侵略性。其他战略家却不这么认为。不过，我们无法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统治者反对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贵族和官僚中），但是有更多的人崇尚武力，例如除宋朝以外的几乎每个朝代的前几任皇帝。那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关系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的谨慎与其说是由于儒家思想，还不如说是由于自身的缺点造成的。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军事开支每年至少增加16%，其目标是要在21世纪20年代赶上美国。或许可以说，东方要在21世纪统治世界，其过程可能会比19～20世纪的西方更加血腥。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也许会有伟大的人物帮助美国，帮助西方多统治几代；也许会有一群愚笨之人暂时阻挠中国的崛起；也许东方会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将被东方化；也许我们会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们会陷入文明的冲突里；也许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也许我们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灰飞烟灭。
这种自相矛盾的预测只会让人想起我在第四章提到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摸到的是真正的大象。我在本书中提到，唯一可以解释西方统治地位的方式是利用社会发展指数进行说明。我现在想要证明，用同一种方法也能帮助我们了解10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h3>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未来的社会发展速度会让你瞠目结舌</h3>
我们再来看看图12-1，尤其注意2103年，东西方交汇的这个点。到那个时候，社会发展指数会超过5000分。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冰河时期末期到2000年间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上升了900分。根据图12-1，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还将上升4000分。900分把我们从阿尔塔米拉岩窟的石洞壁画带到了原子弹时期，那么另外4000分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只有了解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5000分时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才能了解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0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比过去的几千年面临着更为根本的变革。”或许，这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如果图12-1确实显示了未来的轮廓，那么里夫金的预测实际上却是过于保守了。根据图12-1，在2000～2050年之间，社会发展速度将是过去14000年的发展速度的两倍；到2103年，发展速度还将翻倍。这真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
之前提到的所有预言在此刻全部破灭。根据现在对未来的所有推断，我们得出意料之中的结果，即未来和现在基本一样，除了中国会变得更加富有。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都置于这个问题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和圣诞过去之灵对话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接下来的社会发展速度将史无前例。
5000分的社会发展指数所蕴涵的意义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假设能源获取、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到2013年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占的比例和2000年大致相同，那么一个世纪后，就会出现拥有1.4亿人口的大城市（相当于将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圣保罗、孟买、德里和上海合并为一个城市），每天的人均能量消耗将会达到130万千卡。
战争能力的5倍增长则更加难以想象。我们有大量的武器，足以摧毁这个世界好几次。21世纪，我们不再是简单地增加核导弹、炸弹以及枪支的数量，相反，21世纪的科技会使武器变得无用，就像坦克使得骑兵失去作用一样。美国科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开发反弹道导弹，诸如《星球大战》里的情形肯定会变为现实。机器人将为我们作战，网络战争将会变得极其重要。纳米技术会把日常材料变为坚硬的盾牌和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每一种新的进攻形式都会带来同样高端的防卫形式。
不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图12-1暗示的信息技术的变化。20世纪把我们从录音机和电话时代带到了网络时代，21世纪使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容易得到世界上的所有信息，我们的大脑就像（或者说变成了）一台大型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大脑和机器的计算能力。
当然，所有的这些听起来都不大可能。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根本无法运作。这个世界也没有足够的石油、煤炭、天然气和铀来满足人均能量消耗达130万千卡的几十亿人口。纳米技术、计算机以及机器人战争会把我们全都消灭。我们的大脑会与计算机结合——我们将不再是人类。
我想，这就是图12-1最为重要，也最令人担忧的暗示。
在本书中，我主要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最快；第二，虽然地理因素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但社会发展也决定了地理因素的意义。我现在准备对此做出进一步的阐释。21世纪的社会发展指数上升得如此之快也将改变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意义。我们正接近历史上最大的断层。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一名发明家，也是一名未来主义者，他将此称为“奇点”——“在未来时代，科技将会迅速发生变化，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深远……科技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其观点的基础之一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其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而价格将降低一半。40年前，庞大的计算机每秒运行几千万次运算，要花几百万美元，而我现在使用的小型电脑，只需要花费几千美元，每秒能够运行几十亿次运算——在性价比方面提高了10倍，或者说每18个月就翻一番，就像摩尔预测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