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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
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矣。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
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
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
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宧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
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第59章 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据说他一心想做刘伯温,可惜当世没有朱元璋,所以国师的美梦始终没能完成。他的脾气实在太坏,见人就骂,自称有精神病,三个月不洗澡。
章炳麟在政治上的成就是个悲剧,他的政治主张非常浅薄,且毕生作为他人的政治工具,和他的学术成就完全不能相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篮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采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做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这位三月不洗澡的大国师,替他做媒一定不好做,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支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知道章有好名的脾气,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民国2年5月,当袁对南方要用兵时,章到北京,向王揖唐借了一套大礼服,跑到勤政殿“受勋”,对袁大骂国民党:“那些暴徒就像一群恶狗,投下骨头,即知摇尾,骨头尽了,就要咬人。”袁拊掌大笑。
章炳麟对于袁世凯颁给他勋二位并不满意,当他还未北上接受勋位时,曾写了一封信给王揖唐,这是民国元年冬天的事。章炳麟给王揖唐的信是一篇绝妙好文:
揖唐中将左右:行期已迫,不及待民国第二年也。元日恐有一番发表,稚晖辈决意辞勋,彼自无政府党,亦未尝艰难困苦;弟则不为此矫情干誉之事。盖赏功论罪,政理所先,图一己之名,使他人亦不得不相牵而去,此乃于德道强人,失政治之理,负志士之心,必不为也。但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骎骎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又中山本无人提絜,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去岁统一告成,南都之说,不可抵御,弟始大声疾呼,奠都燕蓟。纵不敢自比子房,而庶几等夷娄敬。当时若缄默不言,则今之外患,岂独库伦,虽东三省、内蒙古,亦已为他人所有。如上数端,自谓于民国无负,二等勋必不愿受,孙黄之间,犹自谓未满也。然同功者亦非一人,其间或有性情暴乱,举措不当者,要之,功烈必不可没,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如是五人,虽不敢上儗黎公,而必高于孙前总统也。其蔡孑民首倡光复会,宋钝初运动湖南北,功亦不细,其余乃可二等耳。与弟同事死者,有邹容、陶成章。与汪精卫、黄克强同事死者,有俞培伦。与段芝泉同功死者,有彭家珍。建祠旌表,亦当在诸烈之上。盖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者,祁奚所以为直;小曲辞让,非大人所为,故为君道其梗概如此。弟章炳麟白十二月廿三日
这封信出于有学问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之手,实在令人万分叹息,在这信上的丑表功,已至厚颜之极,他虽然对于勋位不满,可是却又汲汲入京,接受勋位,真想不出这位读书人为何如此热衷名利!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冲冲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章自北京来,曾在北京大骂国民党,为什么这些领袖们都不念旧恶和他往还呢?这是因为他在革命过程中仍为一个偶像,加上“苏报案”他坐过监,孙中山不愿他为袁所利用,想用至诚来感化他,使他重回革命阵营。他这时好像真有了转变,果然辞去了筹边使,在西湖度蜜月。蜜月期间外间盛传汤国黎要求离婚,据说因为章的内衣两月不洗,汗臭不可闻,而汤女士则有洁癖。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汲汲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岛,以反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麐(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麐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则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祢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