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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是加入国民党的，据说他是奉袁之命加入的，借此充当内线。赵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作‘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也送党证来，国民党也送党证来，我有的拆开看看，也有的搁置不理。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有人告赵曾看见他亲笔填的入国民党申请书，则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了。
据说袁世凯一生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其实他一生最不明白的是政党。他把“党”当作玩弄的工具。陆徵祥时代标榜超然，袁更主张所有总统府的职员都不许加入任何党派。孙、黄入京后，袁又主张大家入党。他心中的政党是玩玩的！
甫告成立的国民党，前面已提到，在组成的分子来说似乎并不够坚强。孙中山是一位当然的领导人物，孙中山而下，大家有所谓黄系和宋系之分。其实黄兴和宋教仁自己都无各树派系之意，不过，两人之政见或党见各有不同，遂有泾渭之分。譬如说宋一直主张责任内阁，黄在南京临时政府时则不主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则为宋一人之力，在北京奔走，参与密谋的是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黄兴任南京留守时主张国民捐，主张换纸币，而宋则反对；黄主张建都南京，宋主张建都北京。因为有这些分歧的意见，大家遂把两人分为两大派系。其实，这些革命伟人只知有国，不为己谋，遑论自组派系！黄兴在北京除了拉袁世凯、杨度加入国民党而外，其表现的，都是热诚过人，可是在严格的政党理论和组织上，他却和宋教仁有很大距离。
张振武事件发生时，内阁总理陆徵祥称病入医院，怎么说也不肯出院，同时坚决辞职。由于他只是短命内阁，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又是一个半洋人，对他既无喜恶，也无恩怨，所以他的辞职遂被袁接受。不过有一个保留，就是准陆辞内阁总理，不准辞外交部长。陆原意并非双挂冠，只是觉得内阁总理干了太头痛，所以欣然同意。这一来，中华民国的第二届内阁就在孙、黄入京时结束。
孙、黄入京，是袁世凯和国民党唯一的一次友好蜜月期。既然孙中山和黄兴对袁的态度是如此坦诚，而袁又假情假意地表现得那么亲切，内阁总理出缺了，袁自然应该要选一个国民党籍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以显示袁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袁对总理人选相当伤脑筋，照理国民党人中唯一的理想人选是宋教仁，可是袁最怕这位“桃源渔父”，因为他所有的长处都是当时政党政治所需要的，同时也是袁所不及的。所以袁在研究总理人选时，故意地和黄兴交换意见，袁想用这个方法离间黄、宋。袁向黄提出一个国民党人担任总理，这个人实际上和国民党关系并不太密切。他便是沈秉堃。沈也是湖南人，和黄兴很接近，他是清朝末年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遂以带兵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他担任黄兴的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国民党成立，他被选为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袁提沈秉堃组阁，完全是敷衍黄兴。沈秉堃在国民党内历史既浅，资望也不高，同时陆徵祥辞职，遗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头总理，其他各部总长原封未动，沈出来也只是光杆儿总理。国民党内部意见，自不愿背这个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国民党乃决定：“在正式国会召集前，国民党不拟组织政党内阁。内阁以维持过渡性为宜。”
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席的分配，除了西藏议席没有选派外，共有120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握有25席。其他小党瓜分15席。
宋教仁致力合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为国民党后，国民党就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大党了，它的总部设于北京，支部遍设各省和海外各埠，在临时参议院中占了65席，成为第一大党。
参议院中另一大党是共和党，有40席票。共和党是以统一党与民社为中心，更合并潘鸿鼎所组织的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三政团组织而成。其政纲有三：（一）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二）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三）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民国元年5月5日，共和党成立，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为张謇、那彦图、章炳麟、程德全、伍廷芳等。干事汤化龙、刘成禺、王揖唐等。照这些名字看来，组成分子是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为基础的。在立场上来论，是袁世凯的羽党，应袁的需要组成以与同盟会对抗。当时同盟会号称民权党，共和党号称国权党。不久，统一党首领章炳麟辞去共和党理事，复发宣言仍旧维持统一党。
因为国民党骤然掌握了60议席，共和党仍只有40席，君主立宪派于是积极振作，汤化龙、林长民等暗中活动，亦酝酿合并成立一个大党，定名民主党。这时候梁启超恰自海外归国，和袁世凯妥协，汤化龙、林长民乃与孙洪伊所领导的一部分统一共和党，及北方政党共和保进党、共和促进党、国民新政社四团体合并，于民国元年10月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举梁启超为民主党领袖。
梁启超在民主党成立大会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团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其先各党林立，派别繁多，至今日已渐合并成为大政党，若共和党、国民党皆是也。民主党成立虽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则不让他党。”接着他阐述组织一个政党应具有的精神和条件，他强调一个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一个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一个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一个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一个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
民主党希望以第三大政党姿态出现，以左右国民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形势，它的本身完全以君主立宪派为主体。筹备期间，胡瑞霖、陆乃翔筹措会费，孙洪伊、余绍宋等整理会务，还有李文熙、刘崇佑、萧湘、梁善济等热心推动，遂告组成。
第42章 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前文曾提到孙中山入京的事。原来民国元年4月3日孙中山交卸大总统后，无官一身轻，乃离京至上海，随行有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李晓生等。在上海遇到20年前旧友宋嘉树，相见甚欢，乃下榻宋寓，畅叙往事，并请宋引导胡汉民等至西服店添置西服，孙中山并说：“尽量做，多多益善。”
4月9日晨，孙中山率胡汉民等20余人抵达武汉，会晤副总统黎元洪，共留武汉三天。武汉方面举行盛大欢迎会，并请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据说黎元洪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太懂，且持反对意见。这是黎元洪首次和孙中山会面，黎的表现给同盟会的巨头们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胡汉民。胡为人高傲，和黎谈政治，黎浑浑然，于是胡便不理睬黎。自此而后，黎和同盟会便距离更远了。
袁世凯听说孙中山到了武汉，生怕南京和武汉合流以对抗北京，因此急遣唐在礼、范源濂、张大昕和王揖唐持亲笔函至武汉，恭邀孙中山赴北京访问。4月11日孙中山在汉口行辕接见范源濂和张大昕，范、张把袁的亲笔函当面呈递。袁函如下：
中山仁兄先生阁下：大业告成，高飞遐举，鸿冥天幂，蝉脱尘埃，企慕私忱，匪言可喻。顷得沪上消息，知大驾将赴鄂中与黎君宋卿倾谈国事，两贤相聚，天炳德星。世凯羁滞幽燕，不获饫闻政论，伊人秋水，寤寐交萦。本拟欢迎旌节，示我周行。因前承电复须先回粤一行，粤事棼如乱丝，非先生才望不足以转危为安，世凯何敢以一人之私，孤粤中父老云霓之望。惟数月后，粤事大定，务请屈临指教，俾纾饥。兹遣范君静生、张君真吾两员莅鄂上候起居，并呈小影，一如世凯躬陪盛宴，亲挹雄谈。临颖神驰，无任延跂，惟为自重不宣。
该函为红色八行笺楷书，末亲署“袁世凯叩上”五字，无月日。
4月12日孙中山一行离鄂，14日返抵上海，换乘泰顺轮南下。20日抵福州，在闽只停留一天，继续乘轮前往广东。24日抵香港，改搭宝璧兵舰，25日下午抵广州。广州万人空巷欢迎这位同乡伟人莅临，而孙中山自首次倡义被香港放逐起，足不踏广州城已17年，这次重临，虽不是衣锦荣归，却是功成还乡，其中滋味，非亲历者无法体味。
广东省的代理都督是陈炯明，他见到孙中山偕胡汉民返粤，胡是他的老长官，从任何方面说，胡已交卸了临时大总统的秘书长重返广州，他似乎代理的任务已告结束，加以广东内部都是拥胡的人，他亦无法恋栈，于是他在欢迎孙中山一行抵穗，并于当晚公宴款待后即托故赴香港，并请陆军司长邓铿（仲元）邀胡汉民至都督府，由朱执信告胡说陈已去港，请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胡是个书生，认为都督一职已交给陈炯明，自己怎可再作冯妇，因此坚持不肯接受。这时孙中山正在省参议会演说，演说完毕来都督府，大家把陈去及希望胡来种种报告孙中山。孙中山赞成胡汉民复职，并且来一个激将法，表示自己愿为都督府的秘书长，这一来使胡惊骇不已，乃允复职，但必需陈炯明回粤为条件。当场决定由朱执信赴港邀陈炯明来穗。4月27日午后，广东省议会票决胡汉民复任广东省都督。胡就职后乃通告全省：
本都督受人民重托，为维持地方起见，断不敢姑息苟安，以贻后患。粤省匪氛未靖，尤在厉行军政，务使内地一律肃清，继续陈前都督所未竟之业。倘有心怀不轨，希图扰乱公安者，本都督惟知执法严惩，决不宽贷。
胡以都督兼民政长及同盟会广东支部长，任陈炯明为护军使，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干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兼广阳绥靖处督办，邹鲁为官银钱局总办。
孙中山返粤后即居住广州，有时赴澳门、香港。
孙中山北京之行的酝酿，已经好多个月了，最后决定启程的日期是8月17日乘新铭轮北上，后又改为搭18日的安平商轮。就在筹备动身时，北京传来消息，袁世凯15日以秘密军法枪杀张振武和方维。上海方面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同志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黄兴的夫人）等都反对孙、黄赴北京，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而北京、天津方面的党人也因袁残害革命同志，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则主张以诚信感化袁，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袁”，不过同意黄兴暂缓北上，由其“单刀赴会”。这时候黄兴正染喉疾，于是孙行黄止便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决定。
黄兴和宋教仁是当时革命领导人物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对袁世凯来说，袁在人格上、革命功勋上、革命思想上都无法和孙中山相比，所以袁所仇视的真正对象不是革命创造者孙中山，而是革命实行家黄兴和政党策划专家宋教仁。
袁早就想促成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就是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一同到北京来。这个四巨头会议的积极意义是宣告中外，民国已经统一了；消极意义是袁个人总统地位已经确定，便需要加强四巨头的联系，以化除相互的成见。可是袁这个目的只达到了一半，由于张振武案发生，黎元洪不敢到北京来，怕参议院和舆论轰他；怕袁或同盟会方面对他采取不利的手段，所以黎是绝对不会来了。黄兴也由于张振武案而裹足不前。但孙中山的北上晤袁，则是民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
孙中山毕生以诚信感人，从不关心个人的安危，只想用自己的精诚和善意去感化老袁。他轻入虎穴，不计危险，想说服袁世凯能和同盟会真诚合作，摆脱北方的旧势力，同意迁都南京。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敢于单刀赴会的精神，不由得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非常热诚的欢迎姿态，派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迎接孙中山，并命北京的军警，以总统之礼欢迎。北京全城市民则是自动地热烈欢迎这位革命伟人，全城悬旗致敬！
孙中山抵京后下榻迎宾馆。孙、袁两位还是第一次晤面，袁见到这位手创民国的革命伟人，满脸堆着笑容，握手握得特别亲热。从此三日一大宴，两日一密谈，前后竟谈了13次。
君子可欺以其方，袁使用了另一套手法对付孙中山。孙中山以诚信待人，竟相信袁。这里可以从孙中山给黄兴的一通电报看出：
到京后与项城接谈二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于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各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赴北京的目的，是想以德化袁，以诚信使袁归附，所以他的北行任务有三：一是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使袁能为党所用；二是拟以政党责任内阁限制袁滥用总统权力，以便与袁真诚合作；三是拟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和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竞选民国的正式总统，以让袁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正式总统。他还进一步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以安定国家政治的主张。
9月6日，孙中山抽空到张家口去眺望长城景色。对北中国的风物，这位民国伟人是生疏的，他毕生奔走革命，推翻清廷，创建民国，功成不居，退位让袁，如今以国民一分子，仆仆风尘，不忘国家统一和建设，这种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崇敬万分的！可是，他在北方的努力都白费了，由于袁世凯已是一个入了魔道的霸王，他对于这位革命伟人对他的感化，完全没有接受。民国初年政治陷于动乱，以及袁后来称帝失败，可以说与这次孙、袁晤面，袁不能接受孙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的谈话共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午夜2时以后。这些会晤，除了孙、袁两人而外，有时则有梁士诒参加。由于会谈没有公布，因此内容是讳莫如深的。据说有一晚孙中山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20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晚上孙、袁谈到一点钟，梁士诒送孙中山返行馆，孙留梁叙谈，曾说：“我与项城的谈话，所见略同，我的政见，他都能领会，但有一事我至今尚不明白，我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根本谈不到，欲解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与项城谈到耕者有其田的政见，以为项城必会反对，怎知他不但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我实在不解是何故？”梁答说：“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
孙中山究竟把他的三个北行目的对袁说了没有，不得而知，但他曾和袁说到收回硬币而代以纸币的政策。他每提出一个问题，袁都击节赞赏，从没有不同意。有一天两人谈到兴高采烈时，袁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的恶劣。袁从未对孙中山提过什么要求，仅只谈过一件事是梁启超回国问题。袁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经请梁卓如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然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孙立即同意了袁的意见。原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得了日人山田、少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从事保皇立宪的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要求起用他的老师梁启超，对袁世凯来说，他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领袖延揽回国，以供他的利用。所以他才如此热心地向孙中山提议，希望孙不念旧恶，给梁以效力民国的机会。
孙中山既然相信袁有合作就范的诚意，于是敦促黄兴仍来北京一行，俾免心中有所不快。黄虽不惬于袁的为人，但为调和南北，维持大局起见，乃毅然前往北京。
早在7月中旬，袁即遣蒋作宾持亲笔函和照片访黄，邀黄入京，黄当时复袁函如下：
慰公先生大总统钧鉴：日昨由蒋雨严（作宾）次长交到手书尊照。既见鬷蔑之心，如睹叶公之面，私衷钦仰，未可言喻。念自南北统一，先生独排众议，竭力主持，造福国民，诚非浅鲜。方今建设伊始，经纬万端，财政日陷于危机，舆论未衷于一致，潮流所至，国本堪虞，尤赖展布鸿猷，以匡大局。兴历年奔走，学殖久荒，才智不及中人，精力亦渐疲惫。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迭次忝膺重任，勉竭驽钝，实无寸长，退职之余，方思补过，而赐示乃奖励逾量，策以方来，命速至京，共筹大计，再三祗诵，愧悚弥深。惟是国事关怀，肝胆尚存，深念我公独当冲要，劳怨不辞，兴也何人，岂敢惜此一行，苟安旦夕，虽管蠡之见无可贡献，而得见君子，借聆名言，实所欣愿。前因风扇伤手，疮痕未愈，近复脚气发痛，跬步艰难，俟稍就痊可，即当遵命北行，抠衣进谒。兹因蒋次长还京之便，附呈相片，先表企慕之忱，伏维垂鉴，敬颂钧安！黄兴顿首。
袁又以大总统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于9月12日上书辞谢。辞函云：
大总统赐鉴：元年九月七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
袁世凯这时正在讨好孙、黄，因此对黄的谦辞批复不准：
据呈阅悉，该前留守，奔走国事廿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所经历，中外咸知，即起诸先烈于九泉而质之，当无愧色。授以上将，非曰酬庸之典，只征心理之同。来呈谓共和造成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抚今悼昔，悲壮苍凉；蒿目时艰，弥深悚惕。斯则本大总统与国民所当同思惕励，永矢不忘者也。该前留守谦挹之怀，足以风世，惟事经国务会议，佥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请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8月27日黄兴在上海搭铭新轮北上，同行的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北京特派总统府顾问官张仲华和旅长陈元白来接。宋教仁则迎于天津。9月11日抵北京，北京政府和各界热烈欢迎，其隆重仅稍逊于孙中山。第二天黄赴总统府拜访袁，袁同样地和黄热烈握手，亲切寒暄。
21日晚8时袁正式宴黄及随来诸人，同座者有参议院正副议长、秘书长、各部总次长及各高级军官约七八十人。酒酣，袁起立致欢迎词：
现在世界专制国断不能存立，非建设共和不可。盖专制国为家天下，仅以少数人负国家责任，故国事愈颓废；共和国为公天下，以全国人负国家责任，故国家可振兴。时至今日我国非采用共和国体不足以巩固国基。克强先生有见于此，惨淡经营，苦心创设共和，其丰功伟烈彰彰在人耳目，无俟赘述。在南京留守府时军队林立，鄙人未能时时接济饷项，先生于军饷缺乏之余，不仅能镇慑军心，并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诚感人，是谓武备的精神，望我军界诸君均以先生武备的精神为模范，然后可维持于不败。曾涤生云真心爱国百折不回，先生艰苦卓绝成此大业，乃所谓真心爱国百折不回者，鄙人极为钦佩。就一班人观之，皆谓克强先生为磊落英雄，据鄙人所见不仅是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鄙人对于先生敬之爱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来，各界极欢迎，我两人相见所谈政见均属相同，先生所筹划各事皆出于真挚爱国之心，由惨淡经营而来，切实可行。今人言以国家为前提者甚多，大率口头禅，惟先生真是以国家为前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