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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忽必烈建立的元王朝，自然话题很多。比如元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疆土最大的王朝，也是唯一一个划分民族等级制度的王朝。元朝的国民分为元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种民族分制方法，企图强化元朝皇室的统治地位，但是事与愿违，在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元王朝的内部统治危机很快就到来了。一是因为连年征战，国家财政陷入了困顿之中，而权臣的专权，也加重了各种矛盾的激化。这个时候，一个突然发生的案件，引爆了元朝创立初期的所有矛盾——阿合马案。
一
说阿合马案，得先介绍下阿合马本人。其实大部分熟悉这个人的，都是拜戏剧家田汉当年的经典戏剧《关汉卿》所赐。和戏剧里的描述一样的是，在元朝创建的初期，他是手握权柄的重臣。
阿合马，历史的记录是，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但是他属于色目人，是元朝的第二等级。年轻的时候，他本是从中亚来中原做生意的商人，因为得宠于忽必烈的岳父，因此飞黄腾达。但另一个原因是，阿合马经商出身，对于搞经济很有一套。而蒙古在占领中原后，使用的还是一种掠夺式的税收，包括在整个元王朝，国家的税赋都相当重。比如工商业，巧立名目的税赋就有20多种。税重，老百姓苦不堪言，交不起税，国家也就收不上钱。从蒙古汗国到元朝，历代统治者对收税，大部分都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比如张弘范当年就因为擅自免除税收，差点被忽必烈杀头。而史天泽也曾经拿出自己的钱，为周边的汉民百姓交税。元朝新朝初创，百姓就面临严重的盘剥。
阿合马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忽必烈的身边，让忽必烈感兴趣的，是他收钱的本事。阿合马最大的能力，就是针对当地百姓放高利贷。一面让百姓借贷交税，一面利滚利，进行无休止地盘剥。所以公元1262年，阿合马借“兼诸路转运使”的机会，大肆在任职地推广他的“高利贷业务”。而成绩也是明显的，凡是他所任区域内，收税的效率和速度，都比别的地区好得多。正是这件事情让忽必烈对他分外赏识：此时忽必烈正在为南征南宋的经费发愁，阿合马的出现，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回报是丰厚的，从此以后，阿合马官位连连高升。两年以后，阿合马就成了“中书平章事兼领使职”，成为整个大元朝的财务总监。作为主抓全国经济的要员，阿合马大刀阔斧改革，他先是奏请禁止山西商人倒卖盐业，将盐业权力收归朝廷，接着又进行币制改革，所谓币制改革，就是搞通货膨胀，小钱换大钱，结果搞得物价飞涨。阿合马此人，最擅长辩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朝堂上总能把老大粗的蒙古官员驳得哑口无言，偏偏忽必烈也喜欢听他讲话，一度对他喜欢得不得了，对他的奏报也无所不从。
就这样，中国北方从公元1265年开始，陷入了物价飞涨，赋税沉重的境地，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蒙古人册封的汉族“万户”造反，其实也与此有关。但忽必烈不管这个，大战当前，弄到钱是真，结果，在GDP狂热症的驱动下，阿合马官运亨通，到了公元1267年，竟然又兼职吏部尚书，大元朝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几乎全抓在他一人手里。他的得宠，也让诸多跟随忽必烈打天下的老班底愤愤不平，比如老丞相安童就曾私下愤愤不平地说：权力都给他，还要我何用！
得罪蒙古贵族的结果是不好受的。不久之后，阿合马想推荐自己的儿子忽辛入朝为官，众多蒙古贵族极力反对，忽必烈也顺水推舟说：“你儿子连做买卖都不行，还能干什么大事。”朝臣当场哄笑，阿合马无地自容。
在知道蒙古贵族不好惹后，阿合马一度学乖了，对蒙古贵族极其谦卑。公元1279年，元王朝彻底平定了东南地区。阿合马开始使坏了，他看好了东南地区的富庶，因此奏请在东南地区大设转运司，用以收取商品过路费。转运司的数量，是北宋的10倍，南宋的5倍，几乎到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地步（后来被朱元璋废了）。大批的钱财当然滚滚来，东南商品经济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时候的阿合马，已经哄得忽必烈心花怒放，因此忽必烈对大臣说：“宰相才，阿合马专任之。”也就是承认阿合马是百官之首。有皇帝撑腰，阿合马有恃无恐，开始大肆排斥异己，尤其是那些有战功的蒙古老臣。江淮平章阿里伯反对阿合马竭泽而渔的税赋方式，结果被阿合马罗织罪名杀掉了。
二
阿合马最嚣张的时期，不但蒙古族功臣大受排挤，元朝的汉族臣子也多受他打压。而且阿合马极力排斥汉法，大力推行他的高利贷政策。一面加大税收，一面在民间放贷，每次国家提高税收，结果都是阿合马赚得盆满钵满，百姓倾家荡产无数。但要他命的事情出现了。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太子是位汉化程度极高的青年，和阿合马自然不对付，但阿合马仗着有忽必烈宠信，照样有恃无恐。
对阿合马的专权，元朝朝堂上下早就引起了公愤。本来元王朝在平定南宋期间，汉臣汉将与蒙古族勋贵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阿合马仗着忽必烈的宠信，把两边全都得罪。阿合马的税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汉族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受害很深；而钱币改革，更让天下百姓都饱受物价飞涨之苦。对蒙古勋贵们，阿合马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对伯颜、安童这些重臣，更是不拿他们当干部，整天以“百官之首”自居，混到这一步，离死也就不远了。
这里说说这位真金太子。在元王朝成立初期，这位真金太子其实是汉儒派的实际头领，他是忽必烈的次子，和许多汉臣交好。此人极其聪明，通晓蒙古、汉语、藏语3种语言，而且极其热爱中原文化。在元朝建立之后，汉族知识分子一直希望元朝能够实行汉法，而作为元世祖的忽必烈，却更喜欢在蒙古游牧民族制度和汉族制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汉法派和守旧派的冲突一直没有断过，而阿合马，则是一个坚决反对汉法的大臣，因此也深遭真金太子嫉恨。可与此同时，他也得罪了蒙古王公中的守旧派，因他色目人的身份，使蒙古大臣们不甘心居于其下，如此一来，嚣张跋扈的阿合马两面不讨好，也自然迎来了他的末日。
除掉阿合马的人，是一个叫王著的汉人。关于这个人的来历，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没解开的谜。
王著这个人，各类史料上都说他是益州“千户”，祖上是曾经帮助元朝打天下的功臣。此人为人性情豪爽，以行商为生，在大都当地交友甚广，无论是刘秉忠这些汉官，还是关汉卿、王和卿这些梨园名家，皆和他交情匪浅。公元1282年三月，王著与一个叫高和尚的僧人合谋，谎称为太子做佛事潜入大都，又假以太子名，诏令枢密副使张易出兵相助。接着，王著假托太子随从的身份觐见阿合马，谎称太子要见他，阿合马果然上当，被骗出宫来，接着王著手持大锤，当场杀死阿合马，并高喊“为天下除此贼” 。事后，王著主动投案自首，这就是元朝初期震动朝野的刺杀阿合马案。
事发初期，忽必烈极其震怒，下令严查。王著被收监，与王著一伙的高和尚、张易等人，也悉数被擒拿。忽必烈命令太子真金审理，实际的审理者，是此时的御史中丞和礼霍孙。和礼霍孙办事效率很高，几天就定了案，说这是汉人恼恨阿合马加税，因此杀他泄愤，然后王著等人就草草地被诛杀了。接着，和礼霍孙在向忽必烈汇报案情的时候，开始给阿合马下药了，忽必烈一开始非常痛惜，但是和礼霍孙却说：阿合马实有罪。忽必烈起先不忍心查办阿合马，但接着墙倒众人推，众多蒙古王公大臣纷纷附议，历数阿合马之罪状，众议汹汹下，忽必烈终于下令彻查阿合马。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除了大笔金银外，仅小妾就有500多人，更让忽必烈恼火的，是在阿合马家里搜出一张人皮，其小妾招供说是每天做诅咒之用的。忽必烈认为阿合马是在诅咒自己早死，顿时勃然大怒，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阿合马全家被抄，阿合马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放狼狗吃得一块肉也不剩。这位元朝初期的第一位权奸，就以这样一种凄惨的方式谢幕了。
同时元朝在真金太子的要求下，追查阿合马的同党。一共查出了阿合马同党714人，几乎全被贬罢。元王朝的朝堂，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地震。
三
今天说到这起糊涂的“刺马案”，多是说王著出于义愤，杀掉了阿合马，但是仔细看看，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在和礼霍孙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一直都是从速从严，几乎是快速定了罪，然后草草地处决。按照王著和高和尚的供词，他们两个是冒用了真金太子的名义，假托真金太子的诏书调动了张易的军队，成功除掉了阿合马。但问题是，阿合马不是3岁的小孩子，怎么会这么容易就上当？
而整个的审理过程也从严从速，和礼霍孙等蒙古大臣，对阿合马的死无不拍手称快，继而拼命下药。在阿合马死后短短几天，就有大量的奏折揭发阿合马的罪恶。如果说之前没有过串通，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
因此，阿合马的死，很可能是真金太子所策划。以真金太子和汉族文士之间良好的关系，以及他推行汉法的愿望，想做到这个并不难。而王著则做到了士为知己者死，为真金太子铲除了他未来的一个大祸患。如果阿合马继续横行，与真金太子继续交恶，随着忽必烈对阿合马宠信的加深，真金太子的地位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先下手为强，这是最好的选择。
阿合马死了，但这场惊天动地的谋杀案，却并没有改变元王朝的内外政策。阿合马死后，接替阿合马职务的是汉族官员卢世荣。卢世荣本来就是靠行贿阿合马得官，阿合马遭清算初期，也曾被真金太子划作阿合马同党，遭到贬斥。但是阿合马死后，元王朝没有得力的理财之臣，财政收入锐减，用人之际，又重新启用了善于理财的卢世荣。
作为阿合马的同党，卢世荣也有阿合马相同的特点——能说。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和阿合马一样，把诸多大臣说得瞠目结舌。忽必烈起先对卢世荣不放心，却也被他的演说打动了。接着升官，卢世荣一步登天，一下子成了中书省的右丞相，即掌管此时大元朝经济的“副总理”。曾审理王著刺杀阿合马案的和礼霍孙大为忧虑，私下对人说，才除了一条狼，又来一条狐狸，国家无宁日了。
比起阿合马的“饿狼做法”，卢世荣确实很狐狸。他的主要方式是整顿市舶司，提高关税，以及从北方草原蒙古畜牧业中加税，这一下可得罪了大批蒙古官僚。结果，卢世荣干了没几天，就被人弹劾。而对于真金太子来说，最惨的后果是，卢世荣的任命，说明忽必烈对他这位储君根本不信任，他刚刚罢免的同党，转眼就擢升起来。此后，这位仁善的太子大受打击，整日长吁短叹。后来又因为江南御史台奏请忽必烈禁止后宫干政，忽必烈怀疑这份奏章是真金太子指使的，冲儿子发了一通邪火。谁想真金太子抵抗力差，竟然吓得一病不起。公元1286年，这位曾怀有“行汉法”理想的太子英年早逝，年仅43岁。他的去世，也标志着元朝“汉法派”旗帜的倒掉，从此元朝的汉法派，势力日渐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