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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熊耳敬助感到自己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却不知究竟是什么错误。这使他心灵深处总有某种不安之感，怎么也甩不开这个念头。
火化遗体的第二天早晨，他们在黎明的曙光中挑拣骨头时，那个姑娘“啊”地惨叫了一声，倒在陪伴而来的真柄怀中，差一点昏过去。
自己当时赶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顺着那姑娘瑟瑟发抖的手指一瞧，不禁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熊耳想起当时情景，现在还不寒而栗。他在遇难救援队已经干了十几年，交付火葬的遗体也见过不下几十具，但这样的经历却还是头一遭。
火葬一般都是从傍晚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尸体就完全成为骨灰了。
但是，贵久子指的木炭中，有一块看起来象烧焦的木桩或法国圆面包一样的东西。
那块东西正中有一道裂痕，露出里面鲜红的肉体，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网状的血管。
熊耳大致回忆了一下以前见过的烧死的尸体。烧死的人因为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并同血液中的血色蛋白质结合，所以血液和内脏都呈鲜红色，即使全身炭化的焦黑尸体也和火葬的尸体不同。由于不是被平均的火力所烧，故只能烧到皮肤，至多达到肌肉组织，内脏多是完好的。
而火葬却很少烧剩下什么。尸体被置于高约六尺的井字形木堆上，彻夜火烧全身。中间还要补充燃料，并用柴刀和铁棍对遗体进行“加工”，生怕烧不干净。
但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一块简直象烧活人时一样的鲜红的肉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燃料的火力弱了，还是死者的脂肪多于常人呢？虽然妨碍燃烧可能有许多互相关联的微妙因素，但死者抵抗着映红夜空的烈火，留下一块象烧死的尸体一样的东西，使人不能不感到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
“是否这个遇难者死后还留有对人世的依恋呢？”
也许他是在思念贵久子吧。但好象还有其它原因。
熊耳把由于各种化学因素的作用烧剩下来的一部分尸体，解释成死者对人世的留恋，这是不科学的解释，而他却深信不移。他以为否则就无法解释死者凭什么能经受住烈火的燃烧，留下一块鲜红的肉体。
也就从这时起，熊耳开始怀疑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然而，自己采取的措施错在哪儿了呢？熊耳百思不得其解。救援队得知K岳北峰山顶发来SOS信号，赶到现场时，遇难者已经死亡。断定的死因是登山中遇上滚石砸伤头部，造成脑淤血，登上山顶后伤口恶化而死。随后立即运回遗体并进行验尸，经死者亲属过目后交付火葬。这些手续和过去收容处理的遇难尸体完全一样。
可是，他内心的声音仍然不断叫喊着有错误。
难道死因有疑点吗？
头盔顶部有放射状裂痕，遇难者头部的创伤看上去与其相符。在死者的周围没有发现能给予这种撞击的物体，因而推定为在登山途中受伤。这已经得到了验尸医生的证明。
就错在这点上了吗？
如果设想他不是在登山途中受伤，又会怎样呢？那么，他就是在躺倒的地方受伤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受重伤的地方和昏倒的地点是一致的。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认为，是因为周围没有发现致伤物体。
但是，假设有人拿走了那个物体呢？也就是说，就是那个人使用过被拿走的物体。
不，不对。现场的环境不允许这样设想。遇难者倒在顶峰下面三十米左右的雪地边上。那块雪地当然是山顶高地的―部分。通往那里的路线只有三条：一是救援队所走的通过南峰的普通山路；二是估计为遇难者走过的东南方向的峭壁；三是垂悬于东北面的赤壁。后两条路线只有登山经验至少在二百小时以上的登山老手才有可能攀登。尤其是第三条路线，一个人是无法攀越的。
由于第一条路线根本没发现有任何足迹，假如有人来到这里，只能走后两条路线。若那人或那几个人是登山老手，这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情况又根本否定了这种可能性。遇难者在晚九时发出SOS信号，说明那时他还活着。现在的季节虽然白昼很长，但到晚九时天也完全黑了。
夜间从第二、第三条路线是绝对无法下山的。赤壁自不必说，就是东南面峭壁的平均倾斜度也有六十—七十度。
尽管那里被当作避开赤壁的路线，但峭壁上逆碴的岩石极为松脆，一旦崩塌就插翅难逃。
从这面峭壁直线下来，沿着东南山脊就可到达奥村田。这是一条最短的路线，但路上大起大伏，故人们上山下山都很少走这条路线。即使动用现代新式登山工具——垂悬下降器，从山顶到山下也需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必须有相当强的光线照明。
那天夜里，贵久子在山麓几乎彻底盯着山顶，但从晚九时的灯光信号后，她没有看见山顶及其周围有一点光亮。
再一个可能性是天亮以后，有人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下山了。但那样的话，山脚下应该有人看见他。不论经东南峭壁沿东南山脊下山，还是穿过青草台，从北坡岩石带抵达隐士村，最后都必须来到奥村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口。
然而现已证明，二十八日早晨没有那样的人。那天早上，救援队接到发生遇难的通知，很早就集结到奥村田。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溜过这里是不可能的。天明以后，可以说“连蚂蚁爬出的空隙都没有”。
虽然还不能排除有人到达山顶的微小可能，但任何人都绝对无法下山逃走。
对，如果这样设想会怎样呢？有人在白天砸伤了遇难者（也许是被害者），然后从东南面的峭壁下来，到山麓时刚好天黑，于是便趁着夜色逃走了。遇难者人夜后感觉伤口恶化，急忙发出SOS信号，随后就死亡了。
但是，有人把他的头盔都砸裂了，他还会那么老老实实地等到晚上九点吗？当然会当场发生争斗，或者受到意外的打击后，挣扎着写下那人的名字。而且，他也应该摘下头盔，处理一下头部的伤口。若是白天受到打击（假定有人在二十七日天黑前下山），到夜九时发送SOS信号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干这些事情。
熊耳左思右想，觉得他还是在登山途中受伤，坚持爬到安全地带时昏倒的。在随时都可能遇上滚石的危险地带，当然会顾不上处理伤口，首先尽全力通过那里。因此，他就戴着头盔死去了。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到达山顶时，肯定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却偶然同与贵久子交换信号的时间巧合了。
正在伤痛难忍时，他收到了山脚下心爱的姑娘发来的灯光信号，这是多么令人高兴啊！然而，他对此却不得不回答SOS信号。不知他是否估计到死亡将临，但至少是感到伤口恶化，才从三千米的高峰上和山下的恋人交换了信号。原来浪漫而壮观的爱情通讯，却变成了遇难的信号。他的心中一定是悲痛之极，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如果他受伤的原因是被害，他肯定应该设法使别人得知那人的名字。
山顶上并没有其他人。若硬要那么假定，就如同设想有人逃出了完全密封的房间一样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