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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待了一旬之后，谢维克出院回家，住在隔壁45号房间的邻居迪萨尔过来看他。这位邻居是一位数学家，身材瘦高。外斜视的眼睛，没有得到矫正，所以你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他是否在盯着你看，也弄不明白你自己是否在跟他对视。他和谢维克在学院宿舍里做了一年的近邻，两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还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现在，迪萨尔来到了谢维克的房间里，看着他，当然也可能是看着别处。“怎样？”他说。
“我很好，多谢。”
“帮你打饭？”
“一起吃？”谢维克说。迪萨尔说话惜字如金，像发电报似的，谢维克也受了影响。
“好吧。”
迪萨尔在学院食堂打了两份饭，拿一个托盘装着，然后他们在谢维克的屋里一起吃饭。接下来的三天里都是如此，直到谢维克可以起床出门为止。很难理解迪萨尔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并不和善，对兄弟情谊似乎也没抱多大指望。他对其他人敬而远之，原因之一是为了掩盖自己做的一些坏事；他要么是懒散得令人咋舌，要么就是个不知掩饰的资产者，因为45号房间里堆满了他无权、也没有理由保有的东西——食堂的餐具、图书馆的书、从一家工艺品仓库拿来的木雕工具、从哪个实验室顺回来的显微镜、八条毯子，把壁柜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服——有些明显不合他的尺寸，还有一些应该是他八岁或十岁时穿过的。情形似乎是他在各个储藏处和仓库里抱回了很多东西，也不管自己需要与否。“你留着这些垃圾干吗？”
第一次得到允许进入迪萨尔的房间时，谢维克问过对方。他对着谢维克，目光游移不定。“不知不觉就攒下来了。”他语焉不详地答道。
迪萨尔所选的研究领域极其深奥，学院和数学协会里都没有人能够真正去检查他的工作进展，这也正是他如此选择的原因。他以为谢维克的动机也跟自己一样。“工作？”他说，“见鬼去吧。这样的岗位不错。因果，共时——狗屁。”谢维克有时候很喜欢迪萨尔，有时候又很讨厌他，喜欢和讨厌的程度旗鼓相当。尽管如此，他还是刻意地跟迪萨尔保持着频繁的来往，作为自己生活的某种调剂。
这次患病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继续那么独来独往，自己会彻底崩溃的。他还从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无情地剖析自己。他一直是个独行侠，同兄弟情谊的道德要求格格不入。二十一岁的谢维克绝不是什么道学先生，因为他的道德感中带有激情，而且十分强烈。不过，他的想法还是多少有些僵化。那是一种已然内在化的宣传教育、一种过分单纯的奥多主义，也就是普通成年人会向孩子们灌输的那些东西。
他一直都做得不对。不能一错再错了，于是他便努力改正。
每十个晚上当中，有五个晚上他不让自己去接触物理学。他主动加入学院宿舍管理委员会，积极参加物理协会和学院成员理事会的会议，还加入了一个进行生物反馈训练及脑波训练的团体。去食堂的时候，他强迫自己坐到大桌子边，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小桌子，边吃边看书。
他觉得很惊奇：大家似乎都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加入。他们接纳了他，对他表示欢迎，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和同事。他们带着他到处转悠。短短不到三旬的时间里，他对阿比内的了解就超出了之前的整整一年。他跟着一拨又一拨兴致勃勃的年轻人去运动场、工艺中心、游泳池，参加各种节庆活动，参观博物馆，看戏，听音乐会。
对他来说，音乐会是一种全新的发现，一件极富震撼力的乐事。
他以前从未去过阿比内的音乐会，部分原因是他认为音乐应该是一件需要自己身体力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用耳朵来听的。孩提时代，他经常在当地的唱诗班和合唱团里演唱或是演奏乐器；他也乐在其中，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赋。他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此。
学习中心教导各种艺术方面的实践技能：歌唱、韵律学、舞蹈以及画笔、凿子、刀、车床等工具的用法。这种教学非常讲求实效：孩子们要学会去看、去说、去听，要学会动手操作。艺术和工艺之间没有区别；艺术本身在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仅仅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就像演讲一样。因此，建筑学很早就得到了自由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风格，很纯粹、很朴素，比例均衡。绘画和雕塑基本上是为建筑及城市规划服务。作为语言的艺术，诗歌和故事本身都不具备很强的生命力，都是跟歌舞相关联的；只有戏剧完全独立，也只有戏剧被称为“艺术”——是一门完整的艺术。阿纳瑞斯有为数众多的地方剧团和巡回剧团，每个剧团都拥有自己的演员和舞者，还有许多保留剧目轮演剧团，它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剧作家。这些剧团演出各种悲剧、半即兴的戏剧以及哑剧。在那些彼此隔绝的荒凉小镇，这些剧团像雨水一样受到欢迎，它们的到来是当地的年度盛事。作为阿纳瑞斯人内心孤独感与团结精神的具化产物，戏剧拥有惊人的能量，创造了极度的辉煌。
不过，谢维克对戏剧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喜欢那些精彩绝伦的台词，但表演行为本身并不合他的意。直到这一年——他来到阿比内的第二年，他才终于发现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艺术：用时间创造出来的艺术。有人带他去听了音乐协会的一场演奏，第二天夜里他又去听了一场。此后的音乐会他一场不落，如果可能就跟新结识的人一起去，实在不行就自己单独去。相较友谊而言，音乐是他更迫切需要的东西，能给他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
他努力摆脱最初那种离群索居的状态，但这样的努力不过是一时狂热，事实上也没有成功。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根本没有交到真正亲近的朋友。他跟许多女孩儿上床，可是从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乐趣。那就像排泄一样，仅仅是为了解决一种需要，而且事后他都觉得羞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别人当成了排泄对象。他更喜欢手淫，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方式更为适用。他注定是孤独的，他的遗传基因便是如此。她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工作是第一位的。”说这话时鲁拉格非常平静，用的是那种就事论事的语调。她无力改变这一点，无法逃脱困住自己的那个冰冷囚室。他也是如此。他打心眼儿里向往能靠近那些友善的年轻人，那些跟他兄弟相称的人，但却无法真正靠近他们，他们也无法靠近他。他生来就是孤独的，一个糟糕的冷酷的知识分子，一个自我主义者。
工作是第一位的，但经常毫无头绪。它就跟性一样，按理说应当是让人愉悦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他继续翻来覆去地思考那些同样的问题，但却始终无法解决托的时间悖论，哪怕再接近一步都不能，更别提共时理论了。去年的时候，他还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触手可及，当时的那种自信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难道二十岁的他真的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推导出一个足以颠覆宇宙物理学的理论吗？在那次发烧之前他肯定是严重神经错乱了。他加入了两个哲学数学的学习小组，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样的小组合乎自己的需要，同时拒绝承认自己的水平足以胜任这两个小组的导师。他还尽可能地躲着萨布尔。
在采取这一系列新举措之初，他曾向格瓦拉伯表示，自己想要增进对她的了解。她尽己所能地给予了回应，但是冬天对她来说一直都不好过；她身体不好，耳朵很背，年老体衰。她准备在春天开一堂课，随后又放弃了。她的状况很不稳定，有一次都几乎认不出谢维克了，过几天又硬拉着他去自己宿舍彻夜长谈。他的有些想法已经超越了格瓦拉伯，所以这样的长谈进行得很不顺利。要么就是格瓦拉伯把他烦上好几个小时，推翻或者部分否定他知道的一些东西，要么就是他试着去纠正她，让她觉得很难过，还会把她搞得迷惑不已。这样的情形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年龄的人的耐性和应变能力，最后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避开格瓦拉伯，每一次都感觉很内疚。
除她之外，他再也没有可以讨论专业问题的对象了。学院里的人对于纯粹时间物理学的了解都太有限，不足以跟他交流。他希望自己能去教授这门课，可是他还没有得到教职，学院也没给他教室；师生协会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们不希望跟萨布尔发生冲突。
这一年里，他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写信给阿特罗以及其他乌拉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这些信真正寄出的很少，有些他写了之后就撕掉了。他给数学家劳埃·安寄过一篇长达六页的讲述时间可逆性的论文，后来发现，对方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安的《时间几何学》一书序言中讲述了作者的生平，但是他没有看。还有一些信，他本打算通过乌拉斯货船发出，却被阿比内太空港的管理人员截住了。因为太空港的运营需要多家协会合作完成，因此太空港是归PDC直接管辖的，其中部分协调专员必须懂得伊奥语。太空港的这些管理人员有专门的知识，担任的职位也非常重要，很容易就沾染上官僚习气：他们总是很自然地说“不”。他们怀疑写给数学家的那些信件，因为信中的内容很像一些密码，而且也没有人能够断定它们就不是密码。给物理学家的信件需要经过他们的顾问——萨布尔审核之后才能放行。有些信件谈论的话题不属他所擅长的因果物理范畴，那他是不会审核的。“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然后把信推到一边。谢维克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继续把信投往港口，他们则会将信退回来，上面批着“审核未通过，不予发出”。
他在物理学协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萨布尔通常不会劳神来参加这种会的。会上的人对于这个话题——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方之间的自由通信——都不怎么重视。有人谴责谢维克，为什么要去研究如此晦涩的领域，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承认，在他所在的这个星球，没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种研究。“这无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已。”他说。不过，这样的辩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这是一个新领域，那就跟我们分享啊，不要跟资产者去分享！”
“从一年前开始，每学期我都想要开一门课。你们却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需求。就因为它是新的，所以你们就害怕，是吗？”
这么一来，再也没人帮他了。他气愤地离开了会场。
即便是一封信也寄不出去，他还是继续往乌拉斯写信。给某个人写信，这个人也许能理解自己，也许已经理解了，这个想法让他还能继续写下去、继续想下去。否则他真的没法继续了。
时间一旬一旬地过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学期。每年有那么两三次，他的努力能得到回报：收到阿特罗或是伊奥国或舍国哪位物理学家的信。那些信都很长，写得密密麻麻，论证也很严密，从开头称谓到信末签名之间全是理论，全是深奥的超数学—伦理学—宇宙学时间物理理论，出自他不认识的人之手，以他不会讲的语言写就。他们猛烈地抨击他的理论、试图推翻他的理论，那些人是他祖国的敌人，也是他的对手；是陌生人，也是兄弟。
收到信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会变得暴躁，同时又兴高采烈，没日没夜地工作，新的观点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随后，在极度猛烈的喷射和挣扎之后，他又缓缓地回到现实之中，回到干燥的地面，进入干涸枯竭的状态。
在他来到学院的第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格瓦拉伯去世了。他请求在她的追悼会上发言。依照惯例，追悼会在死者生前工作的地方举行：这次是在物理实验室大楼的一个演讲厅里。他是会上唯一的发言者。没有学生到场，格瓦拉伯开始授课到现在还不到两年。在场的只有学院几位年长的会员，还有一位中年人是格瓦拉伯的儿子，他是东北区的一位农业化学家。谢维克站在这位老教授曾经站着讲课的位置，用嘶哑的声音——现在一到冬天他就会习惯性地感冒——告诉在场的诸位，格瓦拉伯是时间科学的奠基人，是整个学院里最伟大的宇宙学家。“我们物理学界现在有了自己的奥多。”他说，“我们拥有她，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她应有的荣誉。”会后，一位老太太眼里噙着泪水，向他表示了谢意。“我们总是在一起过旬末，我们俩，在我们街区的门房值班，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她说，楼里吹出的冰冷的寒风吹得她直眨眼。那位农业化学家跟他们嘟哝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匆匆地去赶回东北区的飞船了。谢维克感到莫名的愤怒，这中间又夹杂着悲伤、烦躁和无奈，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走。
在这里三年，他取得了什么成就？一本书（已经被萨布尔据为己有）、五六篇未发表的论文、为一位逝者所写的悼词。
他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理解。更坦率地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他都没有起到任何必需的作用。事实上——在他这个领域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二十岁的时候，他的能量便已全部耗尽。他不可能再有什么成就了。他已经撞上那堵墙，永远回不了头了。
他在音乐协会礼堂前停下来，看着这一旬的节目单海报。今天晚上没有音乐会。他转过身，跟一个人打了个照面，是比达普。
比达普向来很有防范意识，又有些近视，所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谢维克拽住他的胳膊。
“谢维克！见鬼，居然是你！”他们相互拥抱、亲吻对方，分开来，随后又再次拥抱。谢维克心中满溢着爱意。怎么会这样？在地区学院的最后一年里他甚至都不是很喜欢比达普了。这三年来，他们彼此没有通过信。他们的友情仅限于少年时代，那是早已过去的事了。不过友爱之情还在，就好像一块煤又熊熊燃烧起来。
他们边走边聊，谁也没注意自己到底在往哪里走。他们挥舞着手臂，不时地打断对方的话。阿比内的宽阔街道在冬夜里异常静谧。每一个街角都有一盏黯淡的街灯，射出一圈银色光晕。干燥的雪花在这圈光晕中翻腾飞舞，像一群一群小小的鱼，追逐着自己的影子。雪后的风更冷更刺骨。他们嘴唇发麻、牙齿打战，说话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赶上了十点钟的末班公交车，回了学院；比达普的宿舍在城郊，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要去那边太过费力了。
他惊奇地看着46号房间，用讽刺的语气说道：“舍夫，你过得可真像一个腐朽的乌拉斯投机分子。”
“别逗了，还不至于那么糟。你给我找一样无用的垃圾出来！”房间里的东西跟谢维克第一次进来时几乎完全一样。比达普用手一指：“那条毯子。”
“我来的时候就有了。那是手织出来的，他们搬走的时候留这里了。像这样的夜晚，有一条毯子难道过分吗？”
“这样的颜色实在是太无用了。”比达普说，“作为一个功能分析家，我得向你指出，橙色绝对不是必须的。对于社会生物体来说，橙色起不到任何不可或缺的作用，不管是在细胞层面还是组织层面，当然在整个有机体以及绝大多数核心道德层面来说也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是比忍耐更好的选择。把它染成暗绿色吧，兄弟！这堆东西是什么？”
“笔记。”
“用密码记笔记？”比达普很冷静地翻看其中一本笔记。谢维克想起来了，这种冷静是比达普的一个特点。对于隐私——或者私人所有权——他比绝大多数的阿纳瑞斯人还要无动于衷。比达普从没有过喜欢得要随身携带的铅笔，也没有哪件衬衣是他喜欢得舍不得扔进垃圾篓的。如果有人送给他礼物，考虑到送礼者的感受，他会留下那件礼物，最后却总会丢掉。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声称这表明他比多数人都要先进，是天生的纯粹奥多主义者，是完美人类的早期样本。不过，他其实也是有隐私意识的。这种意识针对的是头脑里的想法，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但也仅限于此。
他从来不偷窥他人。现在他说道：“还记得那些傻乎乎的信吗，你去参加造林工程时，我们用密码写的那些信？”
“这是伊奥语，不是密码。”
“你学伊奥语了？那为什么要用伊奥语写呢？”
“因为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东西，他们也不想理解。唯一一个理解的人三天前去世了。”
“萨布尔去世了？”
“不是他，是格瓦拉伯。萨布尔活得好好的，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有什么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