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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他在我的办公室逗留的时候，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有种想法，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生活，大约是希望我写下来。当然，也可能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以前就曾告诉过无数人，而我却迫切需要他的故事。他的一生由一系列的灾难组成，当然人生一般大抵如此。他信任的人辜负他，他依赖的人拒绝他，他关心过资助过的朋友背叛他。其他人，仅仅是些陌生人，过路人，也要以各种各样虚构的创造性手法，搭上自己的时间无偿地折磨他。甚至，有时候，他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另外，他太太也很棘手，她的健康情况糟糕，而且性情不稳定，他该怎么办？你知道这有多艰难，他摊开双手说，但是，我活着。他看着我，指望我回答我明白。
我开始踮着脚尖上楼，试图拧钥匙时不发出任何声响。当然很傻，因为我肯定没办法给打字机装上消声器。实际上，我真的考虑用速记的办法来写，希望他把那个邪恶的按摩医师的隔音板给我。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丈夫，他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告诉他你很忙，他说。但事实是，我告诉过他。每一回他上门拜访，总是用一样小礼物，或者一件小事儿来武装自己。他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我今天很忙。哦，那么，他隔着门安慰自己，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而且，正如我所料，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多么虚弱地希望摆脱他。他知道，却没有时间关心。
一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发现我把一封打算寄出去的信丢在办公室了，于是回去拿。我在马路上就看见办公室的灯亮着，然后，我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前弯着腰。当然了，他晚上进我的房间，看看我写的都是什么！他听到我在门口，我进来的时候，他赶紧拿起我的废纸篓，说他进来帮我打扫卫生。他立刻就出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我浑身颤抖。因为愤怒，也因为满足。找到一个理由，真是奇迹，这是一个几乎不堪忍受的安慰。
下一回，他再敲我的门，我就把门从里面锁上了。我听到他的脚步，他亲热的哄骗之词，我继续大声打字，不过并没有不停地打，所以他知道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叫我的名字，仿佛我在和他开玩笑。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应声。一如继往，不理智的罪恶感困扰了我，但是我依然继续打字。这一天，我看见植物也已经枯了，随它去了。
对之后的事情，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发现房门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去他的办公室，麦利先生将感激不尽。我立刻就去了，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身边是各种各样模糊的权威迹象。他隔着一段距离打量我，仿佛被迫以一种全新的，令他难过的，责备的目光来看我。他表现出来的局促，似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说话的语气有一种造作的勉强。他一开口，说的是，当然，他收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作家。
“我没有因此担心什么，尽管我早就听说过艺术家、作家这类人的种种事迹。这些事迹并没有给我留下鼓舞的印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儿。”
这听起来很新鲜，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
“你来了，你对我说，麦利先生，我想要一个写作的地方。我相信了你。我给了你。我没问什么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清楚地知道我的想法，还有我想了解的东西。”
“想了解什么？”我问。
“还有你的态度，也让我不放心。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不答理别人。这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要是没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话，用不着这样。更别说一个年轻女人，说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却跑得远远的，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
“不过，我不觉得……”
他抬起一只手，做出原谅的手势：“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坦率地对我开诚布公，我觉得我值得这样的态度。你用这间办公室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有没有不经同意，把你的朋友，或者连朋友都不是的人叫来看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你自称是个作家。好吧，我读过不少东西，从来没见过你的名字。难道你用笔名写作？”
“没有。”我回答道。
“好吧，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些作家的名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他和蔼可亲地说，“这个问题就算了吧。你以你的名誉担保，在你占用的这间办公室里，不会再有欺骗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端。”
不知何故，我的怒火迟迟未发。一种愚蠢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妨碍了我的表达。我能做到的只是站起来，走到走廊上去。他的话余音未了地跟在我身后，还有锁门的声音。我想，我得走了。但是，当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看着我自己的工作，我又想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房间，我在这里工作得多么好。于是我决定不能被逼走。我觉得，毕竟，我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走到了死局里。我可以拒绝开门，拒绝看他的便条，碰到他时拒不说话。我的房租提前付过了，要是我现在走，看起来他也不会退给我钱。我决心不在乎。在此之前，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稿子带回家，防止他偷看。现在看来，似乎这种防范措施都是在贬低自己。就算他看了，又何妨？难道比黑暗中，一只老鼠爬过我的稿纸更严重吗？
几个回合之后，我又在门上看见了便条。我每回都不想看，但每回都看。他的指控越来越具体了。他听到我屋里的响动。他太太要午睡的时候，我的动静影响她的休息。其实，我除非是周末，从来不会在下午来办公室。还有，他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对按摩医师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明白麦利先生的人生传奇是如何建立的，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当便条变得越发恶毒以后，我们的私人碰面便没有了。有一两回，我在走廊上看见他佝偻的，汗流浃背的背影消失。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纯属虚构的白日梦阶段。他用便条谴责我，说他和五号的人关系很好。五号是邻社区的一座咖啡屋，我估计他这么说是出于某种象征主义目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再发生了，便条会继续，内容大概会越变越怪诞，因此也就越发不会影响我了。
星期天的上午，他再次敲我的门。大约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刚进门，脱掉了外套，把水壶放在电炉上。
这次，是另外一张面孔了。疏远，神圣不可侵犯，闪烁着一脸发现了罪行证据的强烈快感之光，让人浑身发冷。
“我问一下，”他激动地说，“你不介意跟我去一趟走廊吧？”
我跟他去了。盥洗室的灯开着。这间盥洗室是我的，没有别人用，不过他没给过我钥匙，所以门一直是开着的。他在门前停下了脚步，把门一推，眼睛垂下来，小心翼翼地吐了口气。
“这是谁干的？”满腔的悲痛。
梳洗台和脸盆上方的墙上，遍布各种线条画，还有那类常常在海滩的公共洗手间看到的评论。我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市政厅洗手间里也见过这样的东西。是用一管口红画的，通常也都是如此。我想，前一天晚上肯定有人来了，也许是一伙少年，他们星期六晚上总是在购物中心附近巡游闲荡。
“本来就该上锁。”我冷淡而又坚定地说，仿佛借此就能摆脱这个局面，“够乱的。”
“显然。在我看来，都是些淫秽的话。也许对你的朋友来说，只是玩笑。对我来说不是的。别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一大早，推开自家的门，看见这样的东西，真是件喜事儿。”
我说：“我觉得口红能擦掉。”
“哦，我只能庆幸我太太没看见这种东西了。让女人心烦，结果可真美好。现在，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们叫来，让他们拎着桶和刷子来这里聚会？我也正好见见这么有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就走，他笨拙地挡住我的路。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疑问。这些图案怎么跑到我墙上来的，很清楚了。”
“要是你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东西有关，”我语气平淡，疲惫不堪，“你肯定是疯了吧。”
“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盥洗室？嗯？谁的？”
“门又没上锁，谁都能进来。也许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街上哪个孩子上来干的，我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大人把孩子教坏了，还把什么都推到孩子头上，真是可耻。这件事儿倒是值得你思考。你知道吧，有一部法律，叫《反诲淫法》，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估计文学也包括在内。”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深深呼吸，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想宰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起来多么令人作呕，皮肤松软，眼睛几乎都闭上了，鼻孔是张开的，为了嗅一嗅美好的正义气味，胜利的气味。要是没有这件蠢事，他就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他现在有机会了。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让他失去勇气的表情。在这种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竟然退回墙脚，开始说，实际上，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人会做这样的事，更可能是我的某个朋友干的—我进了自己的房间，甩上了门。
水壶发出可怕的尖叫，几乎都已经烧干了。我抢一般地把它从电炉上拿了下来，拔下插头，在狂怒之中，哽咽地站了一会儿。等情绪过去，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折起了轻便桌，拧紧了速溶咖啡罐，把它和黄杯子、调羹都放进了当初搬它们用的大包里。包一直折叠着放在架子上。我孩子气地想报复那株植物。植物和花茶壶一起，放在屋子的角落里，还有他送的废纸篓、垫子。对了，我忘记说了，垫子后头藏着一把塑料铅笔刀。
我带着东西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过去。麦利太太来了。自打第一天以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她看起来并不意外，而是颇为冷静，一脸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认错了。他不该这样的。”
她拿起我装咖啡和杯子的包。她那么平静。我感觉到，怒火离开了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趣的沮丧。
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公室。我想哪天我要去试着找找，不过还没来得及。至少，我要等到那幅情景渐渐淡化的时候。现在它在我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麦利先生，带着他的抹布、刷子，还有一桶肥皂水，以他特有的笨拙姿势刷墙。他的笨拙是故意的。他面朝梳洗台艰难地弯下了腰，伤心地喘着粗气。他的心里，又在编造一桩离奇的，背信弃义的故事，但是无论怎么叙述都不尽如人意。而与此同时，我在字斟句酌，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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