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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在英国领事馆与麦克唐纳先生的会面，我并没有处理得宜，今晚回想起来只让我充满挫折感。事实上他早已成竹在胸，而我却还没准备好。一次又一次，我让他引导我走寻假目标，浪费精力于争论一些他最初就决定透露给我的情报。甚至可以说，四周前在汇中饭店的那晚，我第一次提出要跟“黄蛇”会面的想法，那时我反倒把他看得更透彻。我袭其不备，至少让他明明白白地透露了他在上海真正扮演的角色。然而今天早上，我甚至没法逼他脱去那身假称自己只是一个礼宾司官员的蹩脚伪装。
我想我低估了他。我只想到要上他的办公室，责备他为何我要求安排的事情进度如此缓慢，我以为这样就好了。到现在我才看清他如何设下陷阱，我才明白自己一旦急躁，他就可以轻易占到上风。我那样表现自己的不悦，实属不智；不过这连续几天的繁重工作也确实让我疲惫不堪。当然，我上楼找麦克唐纳时，跟那个工部局代表格雷森不期而遇，这件事也有关系。事实上，我觉得这件事影响之大更甚于其他事情，让我在那个早上失控，害我接下来跟麦克唐纳讨论的时候，心思却系在别处。
他们请我到领事馆二楼的小休息室，让我等了好几分钟，秘书才来通知我麦克唐纳先生准备好了，于是我走过铺着大理石地砖的楼梯口，到了电梯门边，格雷森这时却急急忙忙从楼梯跑下来唤住我。
“早安，班克斯先生！实在抱歉，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
“早安，格雷森先生。老实说，是不理想。我才要上楼看我们的朋友麦克唐纳先生。”
“既然如此，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我只是碰巧在这里，而我又听说您刚好也在这里。”他开心的笑声在大楼里回荡。
“真高兴再见到您，只是现在……”
“只要一下子就好了，先生。容我直言，您最近实在很难找。”
“好吧，格雷森先生，如果能尽快的话。”
“很快，很快。是这样子，先生，我明白现在提有点言之过早，不过这种事总是要提早着手进行才好。万一这么重大的活动安排上有了闪失，万一办得寒酸了或是办差了……”
“格雷森先生……”
“对不起。我只是恳请您考虑关于欢迎仪式的一些细节。我们已经说好拿极司菲尔公园做会场。我们会搭个有舞台的大帐篷，并且装设扩音系统……对不起，我会尽量讲重点。班克斯先生，我真的想跟您讨论您在整个仪式的过程里扮演的角色。我们觉得整个仪式应该从简。我的设想是，也许您可以简单谈一下您是怎么破案的。是哪些关键线索让您好不容易找到令尊令堂等等这类事情。几句话就好了，底下的人会想听的。再来，您演讲完了，我想他们可能会想上台来。”
“他们？格雷森先生？”
“令尊令堂呀，先生。我的主意是不妨让他们站到台上，向群众挥手，接受群众欢呼，然后退场。不过，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拙见。我想说您一定有更高明的建议……”
“没有，没有，格雷森先生”——我忽然觉得一股倦意袭上身来——“您说的都很好，很好。现在如果没别的事，我真的得……”
“只剩一件，先生。有件小事，不过却可以带来极大的效果，假如配合得恰到好处的话。我的想法是令尊令堂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管乐队就开始演奏。也许可以演奏《希望与荣耀的土地》这类曲目。我有些同事并不喜欢这个想法，可是在我看来……”
“格雷森先生，您的想法听起来真不错。而且我也很荣幸您对我能破案有绝对的信心。不过实在很不好意思，我让麦克唐纳先生等太久了。”
“当然。那么谢谢您花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跟我说话。”
我按了电梯钮，等候时格雷森依旧在我身后徘徊。我已经转身背对着他，面向电梯的门，却听到他说：
“只剩一件事我想请教，班克斯先生。典礼那天令尊令堂的住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高见？是这样，我们得确定往返会场的途中，他们可以尽量不要受到群众的干扰。”
我记不得我回答了什么。也许电梯门这时候正好打开，我恰好逮住机会，随口礼貌地应声话便告退了。不过正是最后这个问题，在会见麦克唐纳的时候从头到尾萦绕在我的心头，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如我所说，更甚于其他因素，让我无法把当时面对的事情想清楚。而今晚，当白天的事务都过去了，我发现这个问题又浮上心头。
我并非没想过我父母究竟要安置在何处。只不过这点对我而言，总是显得言之过早——甚至是“空欢喜一场”——案情还杂乱如麻，尚待厘清，何必在这时就做成功的假想。我想，在过去这几个星期里，只有那么一次，我好好思考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巧遇老同窗安东尼·摩根的那天晚上。
当时我到此地还没多久——第三夜或第四夜吧。之前好一阵子我就已经听说摩根住在上海，不过由于我在圣邓斯坦跟他从来没有特别的交情——除了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所以我没有特别花工夫找他碰面。不过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听得出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找他，谈到最后，我答应当晚到法租界一家旅馆跟他见面。
我在灯光昏暗的旅馆会客厅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毕业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的人，看他变得苍老肥胖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们亲切寒暄时，我尽量不在说话的声音里泄漏这个看法。
“真奇怪，”他说，拍拍我的背，“好像才没多久。不过从某些方面看来，却又恍如隔世。”
“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他继续说，“前一阵子，我收到了丹麦佬埃默里克的信。记得他吧？丹麦佬埃默里克！多少年没他消息了！看起来，他现在是住在维也纳。老埃。你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我说，尽管我心中只能唤起某个男孩的模糊印象，“老埃这家伙！”
接下来约莫半个钟头，摩根的嘴巴几乎没阖过。牛津毕业后，他直接到香港，然后十一年前在怡和洋行谋得一职便搬到上海。后来他搁下自己的故事，提起别的事：
“自从这里不太平了，你不会相信，我为司机的事伤透了脑筋。原来当班的在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炸死了。再找了一个，竟然是个混混。不时就说帮派里有事就跑掉，每次要出门都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到美国人的俱乐部接我，满身都是血，别人的血。连句抱歉也没说，中国人都是这样。我受够了。可是接下来的两个，根本不会开车。有一个还撞上黄包车，把车夫撞成重伤。我现在雇的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让我们先祷告我们能平安到达。”
我完全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说要跟他去别的地方。不过我并不想挑他话里的毛病，他马上又转到别的事上头，告诉我旅馆所受的物资短缺之苦。他透露说，我们见面的那个大厅原先灯光没那么暗：战争让闸北区的工厂没法送灯泡过来，旅馆里有些地方，客人还得摸黑。他还指着厅里另一头为舞客演奏的乐队里，至少有三位乐师只是在装模作样。
“他们其实是门房。真正的乐师有的早已逃离上海，有的被战斗波及而丧命。尽管如此，他们装得还满不赖的，对不对？”
经他一挑出来，我看了看，装得实在一点都不像。有一位满脸写着无聊，连琴弓都没靠在小提琴上；有一位只是茫茫然握着竖笛，张着嘴巴，瞪着周遭正牌的乐师，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等我夸他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因为他在虹桥区的寓所太靠近战区，住不安稳。我为他必须放弃住所表达了同情之意，他的情绪忽然一变，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让我想起昔日同班那个抑郁孤单的男孩。
“那里也算不上家就是了，”他说，眼睛看着手上的鸡尾酒，“里头只有我，还有来来去去的用人。老实说，不过是个又破又窄的屋子。怕被战火波及——那只是个借口，让我有个好理由把它丢开。这个又破又窄的屋子。家具全是中国式的。坐哪里都不舒服。养过一只画眉，可是后来死了。我住这里比较好。离交际场所近多了。”他接着看看表，把饮料喝光，又说，“哪，别让他们等。车子就在外头。”
摩根的态度里有个微妙的地方——他催得理所当然，让人不知道要怎么拒绝。再说，那时候我才来不久，习惯让不同活动的东道主接来带去。因此我跟着摩根走出屋子，不久就跟他并排坐在他的汽车后座，驶过法租界热闹的夜生活区。
才开车，司机就以毫发之差，闪过迎面驶来的电车，我以为这又要让摩根唠叨找不到好司机的问题。可是他现在忙着想心事，静静凝视车窗外飞过的霓虹灯和中文招牌。路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想套出他要带我去的地方：“你不觉得我们会迟到？”他看了看表，漫不经心地回答：“他们都等这么久了，不会介意再多等几分钟的。”接着他又补上一句，“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之后车子又走了一阵子，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车子一度转向一条小街，两侧的人行道上挤满窝在一起的身影。在街灯下，我看到他们或坐或蹲或睡倒在地，相互挤靠在一起，街心只留下足以通行车辆的空间。这些人老少都有——我看到婴儿在母亲怀里睡觉——他们的财产全放在身边：破烂的布包、鸟笼，有的还有推车，上头堆满了家当。这样的景象我已经看惯了，不过那天晚上我看得心里很沮丧。那些脸孔大半是中国人，不过到了街尾，我看到成群的欧洲小孩——我猜是俄国人。
“从运河北岸来的难民。”摩根面无表情地说，然后面向他处。他自己也算是半个难民，对于情况更凄惨的同类，竟然一点也未能感同身受。有一次我们甚至辗过一个像是睡在地上的身形，我紧张地回头张望，我的伙伴随口说了一声：“别担心。可能只是件旧行李罢了。”
我们又沉默了几分钟，他笑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同窗岁月，”他说，“全涌上心头。那段日子还不赖，我想。”
我瞄了他一眼，发现他已泪水盈眶。接着他说：
“你知道吗，我们俩该团结起来。两只可怜的孤鸟。就这么说定了。你和我，我们该团结在一起。真不懂那时候怎么不呢？早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不会沦落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