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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所有客人都走了，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母亲每次心情都会快乐起来，仿佛聚会把她所有的忧虑都一扫而空。我听见她在屋子里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还哼着歌，一听到她的歌，我就会跑到花园里等候。因为我知道，她整理完毕之后，一出来就会看到我，不管离午餐时间还有多久，她都会陪我玩。
等我再长大些，在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聚会结束之后，母亲会跟我一起去极司菲尔公园(3)散步。不过到我六七岁时，我们就比较常待在家里下棋，有时也玩我的玩具士兵。我还记得，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发展出一套游戏的程序。那个时候，离露台不远的草坪上有架秋千，母亲会从屋子里哼着歌走出来，踏过草地，在秋千上坐下。我会在后花园里，在我的草丘上等候，然后向她奔跑过去，假装发脾气。
“下来啦，妈！你会把它压坏！”我会在秋千前胡蹦乱跳，挥舞手臂。“你太重了！你会把它压坏！”
而母亲则假装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反而把秋千愈荡愈高，同时放声高唱这样的歌曲：“黛丝，黛丝，请你跟我说你愿意。”等我的请求无效，我就会在草地上一直学倒立——其中缘由已不可考。她的歌声里就会穿插阵阵笑声，最后她会从秋千上下来，我们两人便去玩我准备好的游戏。就算是今天，每次想起母亲的那些聚会，我总会跟着想到会后随之而来的殷切期盼。
几年前，我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花了几天，研究那个时代关于把鸦片输入中国的种种争论。我仔细阅读了许多当年的报纸文章、信件、文献，有一些儿时百思不解的议题，如今明朗了许多。然而——我也得承认——我做这样的研究，主要动机是希望能翻到有关母亲的报导。如我前面所述，毕竟儿时的经验让我相信，她是反鸦片运动的关键人物。结果她的名字连一次都没出现，我有些失望。以前我不断听到别人引用她的话、赞美她、批评她，怎么在我搜集的资料里却一次也没有出现。我倒是碰到好几则提到菲利普叔叔。有一则是在一封瑞典传教士给《华北日报》的投书里，他在谴责数家欧洲公司的同时，称菲利普叔叔是“可敬可佩的道德明灯”。找不到母亲的名字让我失望透了，失望之情实在沉痛，于是我从此放弃这方面的研究。
我其实无意在此立刻谈到菲利普叔叔。今天傍晚，我以为下午我曾在公车上对莎拉·亨明斯提起菲利普叔叔的名字——还告诉她一些基本生平。不过我把事情从头到尾仔细想了一回，我有理由确定菲利普叔叔根本不在我们的谈话之中——我得说我松了一口气。有个想法也许愚蠢，不过我向来觉得不该让菲利普叔叔的存在太具体，这样他就会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里。
那天下午，我倒是跟她谈了一点秋良的事，如今我有机会再想想这件事，觉得这样做也好。反正我也没有透露太多，而她也并非真的有兴趣。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忽然跟她说了那么多事情；其实，在草秣市场站上公车时，我原本无意跟她说这些。
我受大卫·科贝特的邀请，参加他与一些朋友在摄政王南街的餐厅聚餐——此人与我只是泛泛之交。那是个时髦的餐会地点，他为我们这十几位客人在餐厅深处，预订了一张长餐桌。我很高兴看到莎拉也在客人里头——也有点意外，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她也是科贝特的朋友——由于我到晚了，没办法坐在可以与她谈话的地方。
那时天色转阴，侍者为我们的餐桌点了一架烛台。我们这伙人里头有个名叫海格利的，喜欢把蜡烛吹熄再叫侍者来点上，他觉得这样闹着玩挺有意思。他在二十分钟之内做了三次——每次他认为热闹的气氛开始冷却就来上这么一回——而其他人似乎也觉得这个恶作剧很好玩。在我看来，莎拉这时候玩得还算愉快，跟着其他人起哄。我们在那里也许待了一个钟头——有几位男士先行告退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艾玛·卡梅伦身上，一位热力四射的女性，坐在莎拉那头。我只知道她已经与身边的人谈了一会儿她的难题；然而此刻，餐桌上似乎静了下来，一下子让她成为聚会的焦点。接下来大家半正经、半嘲讽地讨论艾玛·卡梅伦与她母亲的问题——显然最近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因为艾玛与一位法国人订婚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危机。什么建议都有人提。例如那位名叫海格利的家伙，就提议在蛇河边盖一栋类似动物园的机构，把每个人的母亲——“当然还包括那些三姑六婆”——通通关进去。其他人则依自己的经验，提出更有用的建议，而艾玛·卡梅伦巴不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也把话题炒得热乎乎，陈述一则又一则洒狗血的轶事，以显示她这位至亲教人忍无可忍的个性。讨论进行了十五分钟左右，我看见莎拉在聚会主人耳边说了句话就离开房间。女士的化妆室位于餐厅大门的接待厅附近，因此别人——若有人看到她离去——无疑都以为她是去化妆室。不过我发现她表情有异，于是几分钟后就离席去找她。
我发现她站在餐厅入口，望着窗外的摄政王南街。她没有注意到我走近，我便上前碰碰她的手臂，问她：
“怎么了，没事吧？”
她吓了一跳，而且我注意到她眼中有些许泪痕，她立刻用笑容掩盖过去。
“是啊，我没事。只是觉得有点闷，就这样。现在好多了。”她笑了笑，又朝街上凝望，像在找什么似的，“真不好意思，我看起来一定很没礼貌。我真该进去了。”
“如果你不想这么做，我实在不觉得有什么该不该的。”
她仔细端详着我，然后问道：“他们还在谈刚才谈的那些吗？”
“我出来的时候还是，”我又补充，“我想，在讨论问题母亲的研究会上，我们两个无法做出任何贡献。”
她忽然笑出了声，拭去泪水，不再对我隐藏心情。“是啊，”她说，“我猜我们两个确实都没资格与会。”接着她又笑着说：“我真傻。他们也不过是给午餐助兴罢了。”
“你在等车吗？”我问，因为她殷切地观望街上的往来车辆。
“什么？没有，没有。我只是看看风景。”接着她又说，“不知道公车会不会来。你瞧，就在对街，那里有个站牌。我以前与母亲在公车上度过许多时光。我们只是坐着玩。我是说我小时候。要是我们坐不到双层公车的上层第一排，我们便直接下车等下一班。有时候我们会花几个钟头在伦敦市区里绕。看看风景，聊聊天，指着有趣的东西要对方看。我以前常常坐公车玩。难道你没上过公车，克里斯托弗？你该试试。从公车上层可以看到好多东西哦。”
“我得承认，通常我若不是步行就是叫计程车。我有点害怕伦敦的公车。我总觉得如果我上了公车，它就会带我到我不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找路回来。”
“有件事不知该不该告诉你，克里斯托弗？”她的声音变得非常冷静，“其实是我笨，我一直到最近才想通，以前从来没有明白过。母亲那时候一定已经非常痛苦，她没办法跟我一起做别的事，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公车上待那么久，只有这件事我们还能一起做。”
“你现在想不想搭公车？”我问。
她又往窗外望去。“难道你不忙吗？”
“这可是我的荣幸。我也说了，我害怕自己搭公车。要是有你这样的老手带领，这可是我的福气。”
“很好。”她忽然眼神一亮，“就让我来教你怎么搭伦敦公车。”
后来我们没在摄政王南街上公车——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午餐散会出来，看见我们在等车——而是到不远处的草秣市场站等车。我们登上公车上层，她发现前面第一排空着，竟表现出一种幼稚的喜悦。公车蹒跚驶往特拉法尔加广场，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起摇晃。伦敦今天看起来灰沉沉的，一路上人行道上的行人都人手一把雨伞或穿着雨衣。我估计我们在公车上大约待了半个钟头，或更久一点，路经斯特兰德大街、官署街、克勒肯维尔路。有时候我们静静地欣赏车下的街景；有时则聊聊，讲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的心情比午餐时要轻松多了，也不再提她母亲。我不确定那个话题是如何开启的，不过却是在许多乘客于上霍尔本路下车之后，那时，车子沿着格雷旅店路继续行驶，我竟然谈起了秋良。我相信一开始只是顺口提到，形容他是我的“儿时玩伴”。不过她一定试着想多了解我，我记得没过多久我就笑着跟她说：
“我总是忘不了，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偷东西呢。”
“真的！”她惊呼，“真是这样吗！大侦探也有段不为人知的犯罪史！我就知道这个日本男孩会有文章。拜托，告诉我，你们偷了什么？”
“其实也算不上偷。我们那时才十岁。”
“可是你良心不安，对吧？直到现在，”
“才不。那只是小事一桩，我们从用人房里偷了点东西。”
“真有趣。那是在上海吧？”
我想我一定还跟她说了几件往事，当然都是些没什么意义的事，可是下午与她分手时——后来我们在新牛津街下车——我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安，我竟然什么事都跟她说了。毕竟到了这个国家以后，我从来不曾跟任何人提起过去，而且，如我所说，我也绝对没有打算要从今日开始破戒。
不过这也许只是迟早的事。老实说，在过去这一年里，我愈来愈专注地回想往事；这样的专注背后有个动力，那就是我发现我的记忆——儿时的、父母的——近来开始变得模糊。最近有好几次，我发现两三年前我相信会永铭心头的事情，现在却要想半天。换言之，我不得不接受我在上海的人生随着岁月流逝，将愈来愈模糊，最后只剩几抹残影。就在今夜，我坐下来把我还记得的事，大略依照顺序重新温习，我又再次警觉到，这些记忆竟然变得更为朦胧。就像我刚才述说的母亲与卫生督察这件轶事——尽管我对自己精确记得此事的梗概十分有把握，不过在心头重温一遍之后，对于细节已经没有那么肯定了。到头来，我不再确定她对督察所说的话，到底用了哪些字句：“赚这种亵渎上帝的钱财来过活，您的良心能安吗？”现在我觉得，即使在母亲激动的时候，她一样会注意到这话说得牵强，而且可能会害她让人笑话。我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失态。换个角度来看，我把这些话跟她连在一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住上海的时候，她常常问自己的问题。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赖以维生”的这家公司所做的事，正是她认为该打入地狱的坏事，这一定成为她挥之不去的良心折磨。
说真的，也许我连她说那些话的前情后事都记不清楚；说不定这个问题不是对卫生督察说的，而是对父亲，而且是另一天早上，他们在餐厅里争吵的时候说的。
<hr/>
(1) 即如今的塘沽路。
(2) 即黄浦公园。
(3) 即如今的中山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