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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二十一，”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二十二，”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两次要范筑先率部南撤，范向全国发出如此通电。他的次子范树民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二十三，”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二十四，”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1936年10月，蒙古分裂分子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召集所部进行军事部署。傅作义通告全军：”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表示了上述抗日决心。后指挥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千余人，俘敌200余人，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二十五，”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二十六，”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二十七，”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二十八，”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二十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
三十，”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
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三十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时任回民支队司令）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人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上面的话。
三十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拉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其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上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