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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分局刑警对周月的怀疑，仅仅出于一种分析，他们还没有充分证据，足以对周月采取刑事措施，或者以周月目前的嫌疑程度，他们所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带回公安机关盘问”，或《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拘留”。“盘问”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拘留最多（包括上报检察院批捕的时间在内）不得超过七天，而在这两者相加的九天之内，要让证据的分量达到可以“批准逮捕”的刻度，对吴队长来说几乎是一件毫无把握完成的任务。法律规定“逮捕”的三个必备条件之一，就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吴队长大概没有这样的信心，短短九天之内就能查清一切，然后让检察院顺利签发逮捕命令。何况，周月也是公安局的内部人，弄错了再放，很容易引起兄弟单位间的龃龉。所以，他们只是当着周月领导的面，也当着周月的面，宣布了他们的怀疑。也许这是他们的一个心理战术，看看周月是何反应。是惊骇还是消沉，是巧言诡辩，还是暴跳如雷。
虽然分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吴队长在处长科长面前故意张扬他们的怀疑，还是给周月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天他就被通知暂停职务，集中精力“配合”分局对这起命案进行调查，包括原定次日启程香港出差的计划，都改由王科长单独与广东省厅的老黎同行。
周月心里当然清楚，“配合调查”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词语，比较确切的意思应该叫做停职审查，这一点在科里处里的同事中间，恐怕人人都已不言自明。
“配合调查”的第一件事情，是让周月同意分局刑警队进入他的单身宿舍“看看”。这是王科长在带周月离开处长办公室后宣布他暂停工作的同时提出来的，王科长见他一脸愠怒刚要做出反对的表示，便压着声音劝他顺从：“人家要申请一张搜查证是很容易的事情，这还是我向他们提的建议，不算搜查，改用去你宿舍看看这种方式，这是人家吴队长照顾你的面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得心里有数。”
于是周月只能顺从，他知道吴队长不是给他面子，而是在给王科长面子，他不能不识好歹，不识抬举。
于是他带着分局的人去了自己的宿舍，王科长也一直从旁跟着。吴队长和他的那帮弟兄“看”得十分仔细，在他的“同意”下几乎翻动了他的全部东西，和正规的搜查几乎没有两样。其实分局这次搜查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刚进屋时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在床边的一张小书桌上，那些缠绵的旧信尚未收起，那些经年累月的旧信如果仅从文字上加以分析，足以认定全是优优写给周月的“情书”。这也是我后来之所以假想周月前一天晚上从清水湖医院回到宿舍以后，曾将这些保存至今的“情书”在灯下彻夜展读的原因。
“情书”被分局刑警队客气地“借”去研究，还打了一张正正规规的“借条”，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借阅周月有关材料多少件共多少页张。“有关材料”这个词用的十分奥妙——和什么有关的材料呢？当然是和胖胖被杀一案有关的材料。周月也无权计较这类用词隐意妥否，既然“看看”实际上就是搜查，那么“借阅”实际上就是扣押，那张“借条”也毋庸置疑，实际上就是扣押物证的一个清单。
在我看来，周月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面临自己事业前途乃至肉体性命的生死考验，他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心态，还是令人相当佩服。因为他只有二十二岁！因为他除了那场并没留下任何记忆的伤病之外，几乎是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现在突然被停止工作，处于受审地位，这样的逆境他从未经历，对他几乎与生俱来的自尊是一次莫大打击。但他较好地保持了精神和生活的常态，不管分局是否对他部署了跟踪和监听，他照常喝水吃饭，照常和人说话，照常出门上街，照常使用电话。他最先打出的电话是给优优的律师小梅的，在电话中他知道小梅也在同一天受到了分局刑警的调查盘问，并且也是在她的工作单位公开进行，也给她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巨大的压力。小梅是个女的，她似乎有点承受不住。她在电话中表示既然她已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那她需要做出相应的考虑，以决定是否退出为优优担当辩护的任务。
对小梅的回避意向，周月表示坚决反对，他说通过胖胖死亡的事实，更说明当初乖乖的死亡，肯定另有凶手，你不但不应就此退缩，反而更应坚定辩护的信心。他说现在对优优的指控其实面临着更加巨大的危机，如果分局不能迅速查清胖胖的确切死因，那么以前对乖乖被杀一案的所有判决和裁定，就必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司法疑问——两个儿童因同样原因而死，而凶手竟然并非一人，这样的认定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显然几近草率裁判。
不知是受到周月的鼓励还是出于职业的责任，小梅终于没有放弃为优优的辩护，继续紧锣密鼓地为开庭做着准备。让她最难面对的倒是优优的状态。在小梅与看守所及检察院商量之后，决定由她出面，在监所民警的陪同之下，向优优通报她的女儿死于非命的消息。
这次艰难的会见就安排在小梅和周月分别被分局调查的当天晚上。小梅在看守所的一间会见室里，见到了优优。小梅和优优面对面地坐着，她酝酿了很久始终说不出胖胖二字，她不知道优优是否已经预感到什么，因为她一直用不安的目光注视着从未在晚间探访的小梅，任其沉默并不提问。
良久沉默之后，小梅终于开口，她的声音缓慢，仿佛来自远处，她说：“优优，今天这么晚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的女儿……今天早晨，在清水湖医院，又发病了。医院作了尽力抢救，但最后，最后不行……孩子，孩子……现在已经不在了。”
小梅说到此处，出于女性软弱的本能，甚至不敢正视优优的面容。优优在最初一刻似乎没有听懂，她甚至还问了句：“你是说胖胖么，她怎么了？”小梅不得不再次将这个悲惨的消息，残酷地重复一遍：“孩子抢救无效，今天早上，她已经死了。死因是……乙二醇中毒。”
这句重复之后，小梅不能不抬起双眼去关切优优。她看到优优干枯的嘴唇，疑问地半张，整个面部，微微打抖，几秒钟之后她突然听到一种非人的声音，“他们要杀我！要杀我的孩子！他们真的杀了我的孩子！”那声音由索索的细语渐渐转为凄厉的呼号，喊出压抑已久的悲恸，喊出刻骨的仇恨和无可控制的疯狂！
“……他们杀我还不够么，还要杀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我不要她死！我不要她死！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优优的喊声很快被歇斯底里的哭泣淹没掉了，小梅没有加以任何劝慰，她在优优的哭声中站起身来，默无一语离开屋子。她的眼里也含着热泪，她本来想好要告诉优优，无论警方怎样分析，胖胖的死，必将无可置疑地，对她有利！
但优优的痛不欲生，优优的撕心裂肺，使她无法将胖胖的死难，说成一个利好的消息。
周月除了给小梅打过电话之外，还给信诚打过电话。信诚的手机关着，打到清水湖医院，才知道他已旧病复发，目前还躺在观察室里，尚未脱离危险，电话是肯定不能接的，探视更不是时候。周月在知道了凌信诚的情况之后，又和我通了电话，我就是通过周月的电话，才知道了胖胖的死讯，以及分局搜查周月宿舍的情形，以及其他一切与此相关的事情。
开庭的日期由于胖胖死亡而被无限期推迟，这期间周月又被传唤到分局接受了几次讯问，并且在指纹提取仪上留下了自己的全部指纹。他的态度是积极配合的，表情是不卑不亢的，既不提问题，也不做解释，更不乱争执。他故意表现得镇定自若，以示自己无愧于心。
他整整两周没有上班，除了去分局接受讯问和在家写“交代材料”之外，几乎无所事事。
两周之后，他再次打电话到清水湖医院，得知凌信诚已经脱离危险，只是身体较弱，病状不稳。于是他向已从香港回来的科长请假，说要去医院看看信诚。科长请示了处长，处长说要问问分局。分局答复说周月现在没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他要去哪里是他的自由。科长于是告知周月可以去，同时劝他不要去，现在此案正在侦查调查阶段，他去和当事人单独见面，岂非自找麻烦！
但周月还是去了，路上他并没发现有人跟踪，但见到凌信诚后他发觉凌信诚病房里的两位护士，形迹不免有些可疑。特别是其中一位，在他与凌信诚交谈期间，始终未离病房一步，而且在帮另一位护士输液打针的时候，动作也明显有些生疏。
周月心想这女的八成就是分局的便衣，他故意使劲盯着那位“护士”看，直看得她目光欲避还不敢避，还得撑着样子故作轻松。周月暗暗冷笑，他心里本来坦然，所以言谈举止，自然没有慌张痕迹。他大大方方地问了问凌信诚的身体情况，大都是那位真正的护士替他回答。凌信诚果然如医生在电话里所说，身体极为虚弱，因而被禁止过多说话，只用表情对周月过来看他，表示感谢，并且眼圈发红。在真护士的干预之下，周月只在病房里逗留了五六分钟，就被从床前劝离。
周月出了病房，在走廊里他发现了另一位形迹可疑之人，抬头远远一看，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也站着一个汉子，正假装浏览一本杂志。周月几乎不敢相信分局刑警队为了他的这次探视，竟然如此兴师动众。他站在病房门口想了一下，抬脚向楼梯口大步走去。他知道那位看杂志的便衣紧随其后也下了楼梯，却故意佯作不知。他在走出病房区后没有离开医院，而是向一位擦肩而过的医生打听了化验室的位置，然后便快步向医生指点的方向走去。
身后盯梢的便衣并没有硬行跟进化验室里，周月在化验室向一位医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然后开门见山问到乙二醇，他请医生向他讲解一下乙二醇究竟是种什么东西，以及关于这东西的有关常识。医生看上去正有事在忙，又不便完全拒绝推辞，便以普及式的语言，简短扼要地做了解释：乙二醇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可以人工合成，主要用于工业和技术用途。周月又问：人体内发现乙二醇一定就是来自汽车防冻液吗？医生说那也不一定，很多工业用配料都含有乙二醇。国外还有资料记载，曾偶见人体内自然合成乙二醇，也可导致中毒症状，但国内临床实践中倒从未有过这种病例。
周月心里猛跳一下，急问：“人体自然合成，国外什么资料有这个记载？”
医生说：“我上大学时听老师说过，我没见过。”
周月迫不及待地再问：“请问您上的什么大学？”
医生说：“北京医科大学。”
周月又问：“请问是哪位老师说过，您是否还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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