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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那次在餐厅里的争吵发生在卫生督察来访之前还是之后。我只记得那天下午雨下得好大，屋子里到处阴沉沉的，我还记得我在图书室里温习我的算术功课，梅俐则在旁陪伴。
我们称之为图书室，其实也不过是个前厅，而墙上碰巧摆了几排书罢了。中间的空地刚好只够放下一张红木书桌，那里向来是我做功课的地方，我的背就靠在通往餐厅的双开门上。梅俐，我的阿妈，认为我的学业是件严肃的大事，即使我做了一个钟头的功课，她也就一个钟头不苟言笑地站在我身边看着，从没想要往身后的书架上靠一靠，或者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一坐。用人们早就知道读书时间不可以闯进来，连我父母也这么认为，除非有什么重大事情，不然他们也不会来打扰我们。
那天下午，父亲竟然大步走过前厅，无视我们的存在，进入饭厅后把门牢牢关上。几分钟后，又有人闯入，是母亲，她也一样大步通过，迅速地走进饭厅。接下来的几分钟，即使隔着厚重的门，仍不时听到只字片语透过来，可见他们吵得多么不可开交。不过真正教人沮丧的是，只要我多听了一会儿，只要我手中的铅笔迟迟写不出算数题目的答案，就会招来梅俐的责骂。
可是就在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有人来唤梅俐过去，书桌边忽然只剩我一人。起先我还继续在做功课，好怕梅俐回来会发现我离开了椅子。不过她离开愈久，我就愈想要听清楚闷在那扇重门后头的争执到底在吵什么。终究我还是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即便到了这个节骨眼，我还是每隔几秒就跑回书桌，以为听见了阿妈的脚步声。后来，我想到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在门边的办法：我把尺握在手里，就算梅俐逮到我，我也可以说我正在测量房间的大小。
尽管如此，也只有在我父母按捺不住，音量失控的时候，我才听得见整句话。我约略可以从母亲愤怒的声音里，听到义正词严的语气，就像那天早上她对卫生督察说的话一样。我听见她反复说了好几次：“可耻！”还一直用“罪恶的生意”来指称她批评的事。她说：“你把我们都变成了共犯！无一幸免！真是可耻！”父亲听起来也很生气，不过他的语气是辩解与无奈。他一直说着这类的话：“事情没那么简单。一点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忽然间，他扯着嗓门说：
“可惜啊！我不是菲利普！我天生就不是。可惜啊！真是可惜啊！”
他的咆哮里别有深意，像是某种锥心刺骨的无奈，我忽然好气梅俐在这种情况之下留我一个人在那里。也许就是这时候，我站在门边，手里握着尺，既想再听下去，又想逃回我的游戏间，到玩具士兵身旁寻找庇护，忽然间，我听到母亲说出这些话：
“为这样的公司服务，您不觉得羞耻吗？告诉我，赚这种亵渎上帝的钱财来过活，您的良心能安吗？”
我不记得后来梅俐是否回来了，或者父母出来的时候我是否还在图书室。我倒是记得随之而来的，是我父母之间一段相当长期的冷战——也就是说，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非数日而已。我不是说他们之间连只字片语都没有，只不过所有的交谈都仅限于现实事务。
这种冷战我早就司空见惯，也从来不会多问。反正这也不太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例如，父亲来吃早餐的时候还是会先说一声：“早安！”再把双手合在一块，只不过母亲的回应是冰冷的眼神。遇到这种情况，父亲为了掩饰他的尴尬，便转向我，用同样欢愉的语气问道：
“那么你呢，小海雀？昨晚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梦？”
根据我的经验，我该含糊应声然后继续吃东西。除此之外，如我所说，我的生活一切照旧。不过我想我一定对这件事多少有过什么想法，因为我确实记得，有一次我在秋良家玩耍，跟他有过一次特别的谈话。
在我记忆里，秋良的家从建筑本身来看，与我家十分类似；事实上，我记得父亲告诉过我，两栋房子是二十年前由同一家英国公司建造的。不过他家内部就另当别论了，那也是让我着迷之处。倒不是因为里头放眼皆是东方的画或装饰品——在上海，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对这些东西必定是司空见惯——而是因为他家人在应用西式家具的方法上，有十分奇特的想法。我觉得该在地板上出现的小地毯，他们挂到墙上去；椅子的高度总是与桌子不搭；桌灯则顶着硕大欲坠的灯罩。最值得一游的，是他父母在屋子顶层布置的那两个和式房间。这两个房间小巧却不显得拥挤，地上铺了榻榻米，墙上则安上了纸板，如此一来，一旦进入房里——至少根据秋良的看法——就感觉不出自己其实不在木头与纸建造的纯正日式房子里。我记得这两个房间的门格外有意思：从外面看，“西式”的这面，是橡木门板配上磨亮的铜制手把；从里面看，“和式”的那面，是细致的纸配上漆木格框。
总之，有一次，天气酷热如蒸，秋良与我在其中一个和式房间里玩耍。他教我玩一种游戏，用的是一叠写了日本字的纸牌。我尽力学会了基本规则，玩了几分钟，我忽然问他：
“你母亲会不会有时候不再跟你父亲讲话？”
他茫然地看着我，可能是因为他没听懂我的话；每次我像这样另起一个话题，他的英文程度往往就应付不了。于是我又问了一次，他耸耸肩说：
“母亲不跟父亲讲话，当父亲在办公室；母亲不跟父亲讲话，当父亲在厕所！”
话一说完，他抱着肚子狂笑，翻身仰卧在地上，两脚朝空中乱踢。我只好暂时丢下这事不提。不过既然都提了，我决心要问出他的看法，过了几分钟，我又问了一次。
这次他似乎感觉到我是真心要问，便把纸牌摆一边，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这样我或多或少让他明白了我心中的忧虑所为何来。他接着又翻身仰卧在地，不过这次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天花板上旋转的风扇。过了一会，他说：
“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我知道。”接着他转向我说，“克里斯托弗，你，不够英国人。”
我请他解释，他又望着天花板，沉默不语。我也翻身仰卧，跟他一样盯着风扇。他躺在房内的另一角，后来他开口了，我记得他的声音哽咽几不成声。
“我家，一样，”他说，“母亲和父亲，他们不说话。因为，我，不够日本人。”
也许正如我提过的，我常把秋良当作人情世故的权威，因此那天我非常仔细地听他说话。我父母不跟对方说话，依他之见，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行为感到痛心——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言行举止不够像英国人。他说，假如我朝这个方向去想，我就可以找出每次父母不说话跟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失间的关联。就他自己而言，他总是知道每次自己对不起日本血统，他果然就发现父母不再跟对方说话。我问他，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不乖的时候那样，用一般的方式责骂我们就好了，秋良对我解释，情况不同；他谈的犯错，迥异于平时会让我们受责罚的行为不检。他指的是，我们让父母失望到连想责骂我们都没办法。
“母亲和父亲，非常非常，很失望，”他幽幽道出，“所以他们不说话。”
接着他坐了起来，指着当时窗户上半掩的百叶遮阳帘。我们这些小孩，他说，就像把帘叶系住的绳子。以前有位日本僧侣这么告诉他。我们常常不了解这点，不过正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但把家系在一起，也把全世界系在一起。假如我们不尽自己的责任，帘叶就会散落一地。
我不记得那天我们还谈了些什么，再说，这种事情我不会老挂在心头。无论如何，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好想跟母亲求证我朋友说的理论，结果我一次也没问成，倒是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叔叔谈起了这个话题。
菲利普叔叔并不是我的亲叔叔。他刚到上海时，曾跟我父母同住，在我家“做客”，当时我还没出生，他还受雇于摩根洋行。后来，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基于“自身与雇主对于中国该如何成长的看法，有极深鸿沟”的理由，辞掉了公司的职务，这是母亲每次描述的用词。等我年纪渐长，知道了这号人物的存在时，他已经在经营一家名为“圣木”的慈善机构了，宗旨是要改善上海中国人区域的生活条件。他是我父母长年的朋友，不过，我也提过，在母亲热衷反鸦片运动的那几年，他更成为家里的常客。
我还记得常常跟母亲一起去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地点就在市中心某教会的花园里——如今我猜测，应该是苏州路上的“联合教会”。我们的马车会直接驶进花园，停在一片果树成荫的大草坪边。在这里，尽管四周传来大都市的噪音，气氛却相当宁静，母亲下了马车会停下脚步，抬起头说一句：“空气，这里纯净多了。”看得出她的心情变得轻松，而且有时候——假如来早了些——我们就到草地上玩游戏，打发个几分钟。如果我们玩的是捉人游戏，在果树之间穿梭，母亲常常会跟我一样兴奋地欢笑尖叫。记得有一次我们玩到一半，她看见有牧师从教堂里出来，便立刻打住。我们文静地站在草坪边，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还跟他寒暄一番。可是一看他走掉，母亲马上转身朝我蹲下来，与我共谋似的噗嗤一笑。这种事可能不止一次。总之，我记得一想到母亲也会跟我一样，参与一些会被“教训”的事情，心里就觉得好奇妙。那些在教堂墓园里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光，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层面，才让我永远有些特别的感觉。
在我记忆中，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总是乱七八糟，到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堆堆的报纸，甚至还有零散的抽屉匣，里头仍装有东西，摇摇晃晃地叠成小塔。我猜想母亲不会准许房间搞成这副德性，不过每次形容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她都只用“温馨”、“忙碌”之类的形容词。
每次来看他，他总不忘好好招呼我，热情地与我握手，请我坐下，然后跟我聊上好几分钟，母亲则带着笑容在一旁静候。通常他还会送我一份礼物，还佯称是早就准备好，等着我来拿的——其实没几次我就看出来，他是当下眼前有什么东西就拿来给我。“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小海雀？”他会这么说，而眼神则在房内寻找一件合适的东西。就这样，我得到许多办公室的用具，全都保存在游戏室的一个旧柜子里：一只烟灰缸、一个象牙笔架、一块铅制的镇纸。有一次，菲利普叔叔说要送我礼物，话说完了，却还没看到什么合适的东西。他先是尴尬地停了一下，接着跳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口中喃喃念着：“我放哪里去了？我到底丢哪儿去了？”找了半天，也许是情急之举，他走到墙边，把长江流域的地图扯下，还弄破了一角，他把地图卷起来就捧到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