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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望着我的眼睛里露出一种难以描述的隐忍，我很清楚这样的场景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在街角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最多两三岁大的女孩子被气势汹汹的大人们牵了过来，她哭花了可爱的小脸，亚麻色的头发使人一眼就辨认出她的母亲是谁。孩子的哭声让那个被压在地上的女人一下子跳起来，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有点地方还弄出了血。人们把那孩子扔到她怀里，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带着你的小杂种滚出这里！”一个男人冲她们吼到，“快点滚吧！德国人的婊子！”
一些小孩儿拣起地上的石子儿朝她们扔去，附和着大人的叫骂。这个可怜的女人抱着她的孩子失魂落魄地逃走了，愤怒的人群在她们身后源源不断地诅咒着。
我觉得自己的体内被一种即悲哀又矛盾、还夹杂着愤怒和恐惧的东西占满了。罗斯托克搀住我，低声对我说：“回去吧，夏尔特，咱们回阿曼德庄园去。我们不能留在这里……”
我费力地点点头；是的，是的，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去考虑自己的圣诞节该怎么过了，现在我只想回家……
我们在回程中已经无法再高兴起来了，原本被我压在心底的阴影像幽灵一样浮上来，弄得我很不舒服。罗斯托克在安静地开车，他天空一般的蓝眼睛专心地看着前方的道路，仿佛没有发现我在悄悄地注视他。可我知道他只是不想面对我，因为他和我在顾虑同一件事。
他是德国人！
而我们生活在法国！
我叹了口气，看来并不是战争结束一切都可以照着我们最希望的方向发展下去。我把头移向他，用耳语般的声音跟他说：“不用担心，罗斯托克……不用担心，没人知道你的身份。”
他没有看我，却挑高了眉毛：“担心？不，夏尔特，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个，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沉默了，逃避似的合上了眼睛。
当我们回到庄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雅克告诉我调音师已经把钢琴调试好了，我可以马上去试试。我草草地弹了半首曲子表示满意，然后回到书房把支票递给那个调音师。
他接过来道了谢，不过眼睛却盯著书架那头的罗斯托克。我疑惑地问他是否有什么问题。
“很抱歉，先生。”他的声音很沙哑，仿佛受过什么伤，“我只是觉得您的秘书很面熟。”
“哦。”我的心头紧了一下，“是吗？你们见过面？”
“不、不。”他摇摇头，“我在巴黎时曾经因为参加游行被德国人逮捕过，那时候我好象……好象看见过他，有个军官和他很像……但又似乎不大一样……听说他是奥地利人？”
我干笑到：“是啊，他是我的……一位朋友。”
“那或许是我弄错了。”可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您怎么可能跟德国人打交道呢！”
我觉得空气都快要凝固了，停顿了几秒种后，我好不容易才用最正常的语气结束这场谈话，把调音师送走了。
我按着门把手，回头看看书架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他也把注意力放在了我的身上，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我和调音师正在谈论关于他的事情。下午的阳光从背后的窗户照进来，他脸上的表情模糊不清，可是我明白他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沉静深邃。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不安，而这不安在几天后便得到了证实。
奇怪的表现首先是从我的厨娘开始的。
迪瓦尔太太原本是个挺和善的小妇人，在我回到阿曼德庄园养病的那段时间里她做的鸡脯子让我很是滋补了一番。对罗斯托克的到来她也表示欢迎，因为她的儿子参加游击队之后死在了一场与德国人的交火中，她同情那些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人。可是最近我发现她看着我们的目光很不对劲，特别是对着罗斯托克的时候，那种探究、怀疑的神色怎么也掩饰不了。
然后是加斯东，我的男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心直口快，很讨人喜欢，在阿曼德庄园被德国人占领的那段日子里他和雅克一直留在这里，尽心尽力地保护这幢房子。可最近他老躲着我，每次看到我时好象有什么话要说，最终却咽了下去。
唯一不变的就是雅克，他从我父亲在世时开始就是这个庄园的管家，似乎没有什么能破坏他的工作。我几次都想向他询问到底怎么了，可我也害怕听到自己猜测的答案。
如果连我都感觉到了庄园里气氛的变化，那么罗斯托克一定也明白出了问题，可是为什么他却若无其事呢？
大约半个月后我才终于知道了，某些流言已经开始在附近传来传去，而内容就是：诺多瓦伯爵的新秘书曾经是德国党卫军！
那天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加斯东正把信送到书房，我看到邮差赛西尔·波里维离去的身影，而我的男仆脸上还挂着一副很古怪的表情，脸颊红通通的，好象跟人吵了架。
我想了想，还是开口问他怎么了。
“没、没什么，先生。”刚开始他好象不愿意告诉我。
我笑着拍了拍他肩：“加斯东，我真不喜欢看到你心里有事还瞒着我的样子！你从十八岁起就认识我，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不是的，先生。”他连忙接了一句，“我只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照实说啊！最近我也觉得你很怪，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摇摇头：“遇到麻烦的不是我，先生……难道您没有听说吗，有些人……我是说镇上的人，他们说……科罗拉德先生……是个纳粹！”
我脑中有一瞬间的空白，接着背后冒出了冷汗--
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谁说的？”
“塞西尔·波里维。他说上次那个巴黎来的调音师在回去的时候告诉他：他曾经看到过科罗拉德先生穿着党卫队的制服审问法国人！”年轻人犹豫地看着我，“先生，这……是真的吗？”
“不……不会……”我含含糊糊地支吾着，然后狼狈地逃走了。
这叫我怎么回答，难道我真的要告诉他：他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现在跟他呆在这幢房子里的那个金发男人的手上确实沾着法国人的血！天哪，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已经扩散开来的麻烦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坐在房间里一个下午都没有出去，直到一阵敲门声把我从迷乱的思维中唤醒。
“夏尔特，你怎么了？”进来的人是罗斯托克，他安静地站在门口，问我。
我连忙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两声，然后表示自己有点不舒服，或许是着凉了。
他叹了口气，并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离开，反而在我面前的窗台上坐了下来。
“怎么年纪越大撒谎的本事却退步了呢，夏尔特？”他掏出一根香烟点燃，“我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