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22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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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多数领袖主张避免使用武力而采循法律途径，因此经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全权处理宋案。袁表面上接受，却由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而反对成立这个法庭。

黄兴主张不用兵可于他致袁的秘书长梁士诒一电中看出。3月27日黄电梁：“宋案连日经英廨审讯，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关。兴以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要基未固，美国又将承认，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使外交横生障碍。日来正为钝初谋置身后事宜，亟思一面维持，而措词匪易，其苦更甚于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梁对黄这通电报未予答复。

上海租界捕房在4月16日把刺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死得不明不白。读者还记得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吧，他是美国政坛的一朵奇葩，开得灿烂谢得匆促。他突然被刺，凶手逮后，却被另一个凶手把他糊里糊涂地刺死。肯尼迪和宋教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长于活动，有吸引力和组织力，雄辩滔滔而又下笔万言，能煽动人也能使用人。他们都是少年得志，死得凄惨。他们死后，刺他们的凶手都在不明不白中被杀。不过肯尼迪案至今尚不知内情。宋凶则发现了如山的铁证，证明是袁世凯策划的，他们唯一的不同之点在此。

刺宋案的另一凶手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阿芙蓉的嗜好，开始时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竟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也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烟。

至于洪述祖呢？宋案破获后，他不敢在北京公开活动，乃从容不迫地“逃”到青岛。德国派在青岛的胶州总督因为他是闻名全国的杀人凶犯同谋者，所以把他扣押起来，袁世凯竟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要求引渡。德国总督同意引渡后，洪就等于获释。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容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且用一种荒谬绝伦的理由为他自己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赵秉钧在对记者谈话中谈到洪述祖，表示洪和他毫无关系，更不是他的私人，而是少川（唐绍仪的字）介绍到内务部来的。

袁看到宋案闹得很厉害，自己陷于极不利地步，乃想设法解释一下，恰遇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袁乃授意京兆尹王治馨参加大会时相机为他解释。不料这个京兆尹是个糊涂鬼，他自作聪明地在大会上编造一段故事，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绝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

赵秉钧过分想远离刺宋案，这使到袁世凯很不高兴，赵辞职后被袁改为给假养疴，其意思就是“你越想避，我就越不答应”。

赵秉钧除了对报馆记者解释外，还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赵函如下：

……宋案一端，语涉秉钧，为秉钧一人之关系，虽不容借词掩饰，逆拒忠言，亦岂能含冤不伸，致同默认，兹特详细解答如左：原电内称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讯办，赵总理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等语。查政府云者，乃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合同构成之有机体之谓也。此种有机体之政府，上负政治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即云责任，何关政府，故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不过秉钧以个人名义负责，决非以国务总理负责，揆之法理，皎然易明，浑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此不可不辩者一也。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容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出庭受质与谁对勘，此不可不辩者二也。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若必以此影射，锻炼成狱，则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以上三端，言之有故，敢陈衷曲，用质高明，抑更有说者。自武汉举义，彷徨受任，出领民部，又统一政府成立，始厕内务之席，猎总理之位，首尾年余，奉职无状，而于维持秩序，赞助共和，虽不敢告劳，亦幸免于罪。不图野心枭桀，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喷人，而盲从附和者，误信流言，愈滋疑窦，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总之秉钧如果系谋杀共犯，供证确凿，自应束身司宪，无所逃刑，将来洪述祖到案，不难详加研讯，此时何凭与此案毫不相涉之二纸手书，便欲赴沪逮质，自蹈危机，区区之愚，殊难索解，知我罪我，惟命是听。

上海地方检察厅要票传赵秉钧，是5月8日的事，赵已于5月1日请准病假，国务总理是由段祺瑞代理。赵既然抗传不到案，袁复命北京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令其宣称刺宋凶手为黄兴和陈其美。5月16日有一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控谢是血光团团员，于是“血光团”三字便不胫而走，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绘声绘影，一若雍正的血滴子。北京地方检察厅便根据这个捏造的故事，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复杂动荡的局面，更增加戏剧性。同时使一般不明底蕴的人民如坠五里雾中。

6月11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黄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国民》杂志社曾有一篇访黄的通讯稿，报导黄被票传后的光明磊落态度：

本社驻沪通讯员一日特访黄克强先生，谈及某党报纸诬蔑事，黄先生不禁唏嘘感慨而谓曰：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今之谓也。但诬蔑我个人之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通讯员又问及法庭召唤事，先生谓曰，是非自有公论，余辩亦无益，总期望大众常把中华民国四字放在心中，则幸甚矣。言毕，唏嘘不置，忧国忧民亦云至矣。

北京国务院还发表了这么一个荒谬声明：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相，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后，凡牵连宋案的人都在后来不得善终，如：

武士英在监中糊里糊涂死去。

应桂馨在民国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应认为是个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旧相识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他写信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张开狮子大口要求给他“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这些话当然都传到袁的耳朵里。由于应经常住在樱桃街胡翡云的班子里，民国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来，刚巧这天晚上，应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一会儿便失望而去。经此一搜，应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他虽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他便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杀死。

至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销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向例绞刑是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实在是件怪事。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绞刑。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他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更感厌憎，不过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民国3年2月27日，这位袁的第一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怪角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他死时才51岁。继他出任天津都督的是朱家宝。

赵死后袁表面上装出非常悼惜的样子，送了一幅祭幛，写“怆怀良佐”四字，上款题“智庵上将千古”。另外还送有挽联一副是：

弼时盛业追皋益；

匡夏殊勋懋管萧。

逊清皇帝溥仪也给赵赐谥“文恭”，这位赵秉钧当年是代袁逼宫的，“文恭”二字似讽其不“文”不“恭”！

前面曾经提过那位京兆尹王治馨，袁命他相机解释，以图撇清，不料他在北京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却说了许多欲盖弥彰的话，他以为就是替袁洗刷了。袁闻后大为光火，对王印象恶劣万分。原来王治馨也是参加刺宋案阴谋要角之一，民国3年6月，他为了500元贪赃被逮，袁立即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北京大理院宣判王死刑，并于22日执行枪毙。当时贪污横行，贿赂猖獗，区区500元实在不算一件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其实乃是袁借题发挥，杀王灭口而已。

至于在火车上杀应桂馨的两个凶手郝占一和王双喜也都不得善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督陕时，袁命郝赴陕听候任用，就命陆杀郝。王双喜听到郝被杀，惊悸哀痛，住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一会儿见宋向之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见应血淋淋的一身向他追魂索命，不久便死了。

陆建章也是刺宋案的主角，后来被徐树铮所杀。

宋教仁被刺，举国哀悼，上海老百姓怀念他，于是编了“宋教仁显圣”和“阴曹调卷会审”的神话。谈因果的就说宋为一世之雄，含冤而死，死而为神，上海的许多愚夫愚妇更凭吊宋墓以求庇护。

第49章 袁世凯的真面目

前面已叙述过五国大借款的经过和借款内容。这笔借款签订之日，正是宋案发展到最高潮时，因此使国民党人士对于大借款的反对，非常激烈。

对于袁世凯来说，大借款成功有几个重要含意：（一）是解除了财政上的困难。民国成立后，政府最严重的困难便是财政方面，大借款虽然有各种限制，可是毕竟在许多方面的支出可以依赖这笔钱了；（二）民国成立后，迄未被世界各国承认，大借款签署后，袁领导的政府便和各国有了事实上的往还，袁可以骄傲地对国人说，外国人是相信袁世凯的；（三）有了钱就可以对付政敌，宋案虽下不了台，可是政治上是要讲实力，袁有了钱就可以收买军火、收买刺客、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换句话说，就可以放手对付反对他的人。

在国民党来说，袁政府所签订的借外债条约，当然损失利权很大，何况袁事前既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规避国会质问，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清朝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于袁政府。尤其在刺宋案中得到洪述祖给应桂馨电称：希望大借款成功，可以执行替袁锄除异己的证供，所以反对得尤其激烈。

反对尽管反对，袁却有必须达到目的的决心。袁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通电答辩中，就向黄兴说出很不客气的话，电云：“……黄先生为手创民国的元勋，一言而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言外之意，就是要国民党不必再进行反对，袁政府是决心要借这笔外债，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枪来，看谁胜谁败。

民国2年5月2日，袁世凯批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辞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由段来代理内阁总理，好像故意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个“战斗内阁”，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征服南方。

段祺瑞这时才49岁，代理国务总理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袁好像故意让他来扮演一幕“喊打喊杀”的闹戏。果然在国会反对大借款的高潮时，5月5日段代总理率领很多武装士兵出席众议院，答复借款问题的质问。议员们看见了兵，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质问借款合同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要请政府注意，这个借款合同，依照手续，应该交给参众两院核议。”段上将很干脆地答复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他说完之后便立即离开了众议院。

袁在大借款已经有把握后，态度便公开激烈。2年4月7日，北京参谋部曾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军统帅张勋，吩咐他们做好动员准备，以供必要时的调遣。这个命令都附带一笔是绝对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等泄露。张勋奉到命令后，就立即把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下来，周自齐部见到辫子军擅扣车辆，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也匆忙地拆毁了一段路轨以阻止辫子军南下。辫子军又错误地认为山东军是他们用兵的对象，乃加以监视，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发生了局部开火，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分别解释，双方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这显示在大借款成立前，袁已安排对国民党用兵的军事准备，只等战费一有着落，炮声就会响起来。

这期间的袁世凯，口中常挂着“乱党”名词，很明显的，袁口中的乱党就是影射国民党；又挂着“暴民”名词，所谓的暴民也就是暗指国民党党员了。而国民党方面对袁也不客气，以“国贼”回敬他。

5月3日袁以大总统名义，通令严捕图谋内乱党徒：

……近阅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维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处电文，语极离奇，淆人耳目。一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函件，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为五国借款告成，误认议院未经通过，并疑及监督财政，市虎杯蛇，深堪骇异。宋教仁被刺一案，业经赵秉钧通告说明，五国借款一案，亦由财政总长详细宣布，阅者酌理准情，当能了然于两事之真相。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岂共和国民当如是耶？……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长，通行晓谕，须知刑事案件，应俟司法机关判决；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此令！

袁世凯既然撕破了脸，公然向国民党寻衅，遂于2年5月15日，根据陆军部的呈文，下令取消黄兴上将名衔，同时嗾使陕督张凤翙、晋督阎锡山、直督冯国璋、奉督张锡銮、鲁督周自齐、豫督张镇芳、护陇督张炳华及提督马安良、护军使张行志等，联名通电，毁诋黄兴和赣、粤两督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横行，甘为戎首。”张作霖则指责黄兴“倾覆政府，损害国体”。雷震春和赵倜则诬黄兴因争总统不成而捣乱。而袁本人公然正面攻击孙中山和黄兴。据5月24日《时报》所载：

袁向其亲信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袁作此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可即说是袁慰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

袁有个习惯，他每次要有行动时，总要把北洋军搬出来炫耀一番，以达其先声夺人的目的。这时他也故技重施，采取了同一手腕，第一步骤是指使北洋军将领发表联合电报，痛骂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对大借款问题无理取闹，不顾大体。第二步骤是专对黄兴，硬说湖北季雨霖叛变是黄兴所指使，张勋通电捏造黄兴派人到兖州运动军队，把黄兴说成是好乱成性的捣乱派。第三步骤是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等联名通电：“枕戈待命”。同时北洋系组织了七省联盟以对抗国民党的四省联盟。在一片疯狂叫嚣中，有人建议由各省军人推戴袁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边境进发；派毅军赵倜与第六师李纯两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舰队游弋于九江上下游一带，其目的在进攻国民党控制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