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阿纳瑞斯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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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多主义社会，因果物理学是通往物理智慧思想的康庄大道。自阿纳瑞斯大移居以来，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自以为是地偏离这一原则，其结果要么是徒劳地围着不切实际的假想绕圈子，对社会组织一无用处；要么就是成为乌拉斯那些投机国家不负责任的御用科学家的应声虫，只会重复他们那些宗教迷信的猜测……’哦，这个投机分子！这个小心眼、嫉贤妒能、只会拿奥多来说事的小人！他要把这样的评语交给出版社吗？”
“他已经交了。”
她跪下身子，把靴子从脚上拽下来。她抬头瞟了几眼谢维克，不过没有靠到他身上，也没有打算抚摸他。有好一会儿，她一言不发。等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而是回到了沙哑的自然状态。“那你打算怎么做，谢夫？”
“没什么可做的。”
“我们要把这本书印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印刷协会，学着排版，然后把它印出来。”
“纸张的配给已经降到极限。只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才能付印。在霍勒姆树种植园能保障生产之前，只有PDC的出版物可以付印。”
“那么你能不能把文章稍微改头换面一下呢？把你真正要说的东西伪装一下，把它包装成因果物理学的样子。那样他就可以接受了。”
“黑色是不可能伪装成白色的。”
她没有问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法绕过萨布尔。在阿纳瑞斯，没有人会有绕过别人的念头，没有可供迂回的小道。如果你不能跟自己所在协会的理事们协同合作，那就只能孤军作战。
“如果……”她又打住话头，站起身来，把靴子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把外套脱下挂起，又拿过一条厚重的手纺披肩披在身上。她走到床边坐下，身子坐定之前嘴里咕哝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谢维克的侧影。谢维克仍旧愣愣地坐在她和窗子之间。
“如果你提议让他联合署名会怎样，就像你第一篇论文那样？”
“萨布尔不会在一篇‘宗教迷信的猜测’上署名的。”
“你确信吗？你确信他真的是那么想吗？他知道这篇东西的分量，知道你做出的是怎样的一个成果。你不总是说他很精明吗？他知道这篇东西能把他还有整个因果物理学派扔进废物箱。想想看，如果他可以跟你分享，分享这个荣誉！他这个人如此自我主义。只要他可以向人们宣称这是他的书……”
谢维克痛苦地说道：“对我来说，跟他分享那本书，就像要我跟他分享你一样。”
“别这么看问题，谢夫。至关重要的是书本身——是这些观点。听我说，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只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我们想的是去爱他。可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留在我们身边就会死去，只有把他送去托儿所才能让他活下去，而且我们不能再看到他，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要让我们做选择，我们会选哪个呢？是留下一个死婴，还是让他活下去？”
“我不知道。”他说。他双手托住脑袋，痛苦地揉着额头，“是的，当然，是的。可是这个……可是我……”
“兄弟，亲爱的。”塔科维亚说道。她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膝上，却没有冲他伸出手去。“书上写谁的名字并不重要。人们会了解真相的，书的本身就能说明一切。”
“我和书是一体的。”他说，然后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塔科维亚这才怯怯地靠到他身边，温柔地抚摩他，如同在抚摩一处伤口。
164年的年初，第一本不完全版的、经过大刀阔斧改动的《共时原理》在阿比内出版，作者是萨布尔及谢维克。PDC现在只印刷那些最重要的档案和指示，但萨布尔在出版社及PDC信息部门都很有影响力，他让他们相信这本书在对外宣传方面的价值。他说，阿纳瑞斯目前的干旱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饥荒，让乌拉斯人幸灾乐祸；最近一次飞船带来的伊奥国出版物上充斥着各种自以为是的预言，宣称奥多主义经济即将崩溃。我们要出版一部纯粹、伟大的思想著作，萨布尔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反击更为有力呢。“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他在修正过的评论中写道，“在我们的物质生活面临灾祸时，它却腾空而起，证明了奥多主义社会永不衰竭的活力，在人类思想的任何一个领域，它都能超越政府统治之下的社会。”
这本书因此得以出版，一共印刷了三百本，其中十五本通过伊奥飞船“警惕号”运到乌拉斯。谢维克从来没有翻开过这本书。不过，他在那包出口到乌拉斯的书当中放了一份完整的手写原稿，还在封皮上附了一张便条：请将其交予伊尤尤恩大学贵族科学院的阿特罗博士，顺致作者对博士的问候。萨布尔在对包裹进行最后审核时，肯定注意到了多出来的这样东西。他是把手稿取出来还是留下了，谢维克无从知晓。也许他怀恨在心，把它给没收了；也许他知道被他肆意篡改之后的删节本无法对乌拉斯的物理学家们产生预期的效果，于是放行了。事后他没有跟谢维克提起这份手稿，谢维克也没有问过。
那年春天，谢维克变得沉默寡言。他申请了一个志愿者岗位，去南阿比内参与修建一座新的水循环工厂。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去工厂干活，要么去上课。他又重新开始了亚原子的研究，晚上经常在学院的加速器旁边或者实验室里，跟那些粒子学专家一起度过。跟塔科维亚以及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变得沉静温和，显得很冷淡。
塔科维亚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时像端了一大篮沉重的脏衣服。她坚持去鱼类实验室工作，一直到物色并培训好一位合适的接班人之后，她才回家准备生产，这时已经超出预产期一旬的时间了。这天下午，谢维克回到家。“你可以去叫接生员了，”塔科维亚跟他说道，“告诉她宫缩是四到五分钟一次，不过没怎么加快，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他急急忙忙去了，却发现接生员没在，一下子慌得手足无措。接生员和街区医师都出去了，而且都没有像平常那样在门上留张字条告诉别人自己的行踪。谢维克的心脏重重地撞击着胸腔，一切忽然变得清清楚楚、令人恐惧。他把这种无助的状态看成了一个不祥的征兆。这个冬天以来，自从那本书的命运确定之后，他就在塔科维亚面前把自己封闭起来。她则变得越来越安静、被动和忍耐。现在他明白这种被动是什么了：是死亡的预备状态。其实真正自闭的人是她，而他却没有努力跟上她。他只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痛楚，却从未留意过她的恐惧，也看不到她的勇气。他将她放逐，因为他想要自我放逐，于是她只好一路前行，远去，远去，一个人独行到永远。
他往街区诊所跑去，跑到的时候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站立不稳，诊所的人还以为他心脏病犯了。谢维克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派出一个人去找一个接生员，让他赶紧回家，因为他的伴侣现在应该很想有人陪在身边。他急忙往家赶，每迈出一大步，就越发地确定自己将要失去塔科维亚，内心的惊慌、恐惧也就强烈了一分。
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却不能跪在塔科维亚面前请求她的宽恕，虽然他非常渴望这样做。塔科维亚已经没时间听他真情表白了；她非常忙碌，已经把台床上的东西清扫一空，只留下一条干净床单，现在正在床上准备分娩。她没有哭号也没有尖叫，似乎她并没有痛苦。但是每次宫缩时，她都得费劲地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呼吸，结束之后她就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就像一个人用尽全力举起了一样重物后又放下。谢维克此前还从未见过有什么劳作需要一个人这样使出全身的力量。
她如此辛苦，令他无法袖手旁观。当她需要借助外力的时候他可以充当把手和杠杆的支点。几次调校之后，他们很快找到了最佳的位置，接生员来了之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分娩时，塔科维亚蹲着身子，脸对着谢维克的大腿，双手攥着他紧绷的双臂。“好了。”伴着塔科维亚机器轰鸣般的粗重呼吸，接生员平静地说道，把一个身上沾满黏液但明显具有人形的小生命拽了出来。一股血流随之奔涌而出，还有一团乱糟糟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活的生命。被谢维克暂时遗忘的那种恐怖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先前更为强烈。在他看来，这东西就代表着死亡。塔科维亚松开他的手，身子软软地蜷在他脚边。他呆滞地弯下身子抱住她，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忧伤。
“好了。”接生员说道，“帮她往边上挪一挪，我好把这些东西清理掉。”
“我想洗一洗。”塔科维亚有气无力地说道。
“来，帮她洗洗。那边那些布都是消过毒的——那边。”
“哇，哇，哇。”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屋里似乎挤满了人。
“好，”接生员说道，“过来，把小孩抱回到她身边，放到她胸前，这样有助于止血。我要把这个胎盘拿到诊所的冷库去，要十分钟时间。”
“哪里？哪里？”
“在婴儿床上。”接生员一边往外走，一边跟他说。谢维克找到那张小小的床，这张床在屋角待命已经有四旬的时间。他看到了那个小东西。刚才如此忙乱，也不知道接生员用什么法子居然把婴儿洗干净了，还给穿上了一件小袍子，所以现在小宝宝跟他刚看见时已经不一样了，不再像条滑溜溜的鱼了。下午的时间似乎不是慢慢流逝的，而是以快得出奇的方式一下子消逝掉了。天已经黑了，屋里已经亮起灯。谢维克把婴儿抱起来，送到塔科维亚身边去。婴儿的脸小得不可思议，眼睑紧闭着，薄薄的似乎一捅就破。“抱到这边来。”塔科维亚催他，“哦，快一点儿吧，把他抱过来给我。”
他抱着婴儿走过去，极其小心地将他放到塔科维亚的肚子上。“啊！”她温柔地叫道，声音里充满喜悦。
“男的女的？”过了一会儿，她睡意蒙眬地问道。
谢维克这会儿正坐在她的床边上，于是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番。他觉得辨别婴儿的性别有些费劲，因为跟孩子的腿和手相比，那件小袍子显得特别长。“是个女孩。”
接生员回来了，在屋里四处收拾着东西。“你们的表现真棒。”她这句评价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而他们也淡淡地表示了同意。“明天早上我再过来看看。”她说完就走了。宝宝和塔科维亚都睡着了。谢维克俯身凑近塔科维亚。他原本习惯了她身上那种麝香似的好闻气味。可现在她身上的气味已经变了，变成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睡觉的时候变得益发浓烈。她侧躺着，把宝宝拢在胸前，他非常轻柔地把一只手臂搭在她的身上。在满屋的生命气息中，他也慢慢地进入梦乡。
对于奥多主义者来说，一夫一妻制是一种双向合作，就跟合作研究、芭蕾舞联合表演或是在肥皂厂跟他人协作生产没有什么区别。男女配对也是一个自愿组成的联盟。双方如果愿意维系这种关系，那么它就可以存在下去；如果不愿意维系，那么就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关系。这不是一项制度，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其中没有任何强迫，一切全凭个人意志决定。
这一点跟奥多的社会理论完全一致。承诺即法律，甚至包括条件不确定的一切承诺，这一点是奥多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个部分；当然她也主张变革的自由，后者似乎同承诺或者誓约相悖。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由，承诺才有了意义。承诺是一个方向，是自我对于可能性的限制。正如奥多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去处，那么也就不会有变革。一个人也许从来都不会行使选择及变革的自由，那情形就像坐牢一样，只不过监狱是自己修建的。那监狱仿佛一个迷宫，其中的每一条路都不是好的出路。于是奥多想到了承诺、誓言以及忠诚的概念，在错综复杂的自由当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很多人认为忠诚的概念不应当适用于性生活。他们说，奥多的女性特质使得她对于真正的性自由持排斥态度；抛开别的不说，在这一点上她是没有从男性的立场来考虑的。持这种批判意见的女性数量跟男性是相同的，因此奥多没有理解的似乎不仅仅是男性，而是整整一类人，对这些人来说，体验就是性愉悦的本质。
尽管她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甚至有可能认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占有狂——毕竟，如果说人类不是一个倾向于结对生活的物种的话，那它也有着世代相传的习俗。尽管如此，相对那些想要维持长久关系的人，她的观点对于那些性乱者更为有利。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会得到宽容，没有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罚款、没有惩处，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唯一的例外是强奸幼童和妇女，如果强奸犯没有马上被送去收容所，那么邻居们会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惩处。不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骚扰行为是极端罕见的。因为人们从青春期开始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社会对性行为只施加一种温和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集体生活的要求，目的是保障隐私。
另一方面，那些打算维持配对关系的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尽情享受性乐趣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仅要面临嫉妒、占有欲等一系列情感痼疾，因为一夫一妻的结合方式为这些痼疾提供了成长的温床，同时还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额外施加给他们的诸多压力。一夫一妻的伴侣双方都非常清楚，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紧急的劳动分配而天各一方。
负责劳力分配的分配处会尽量把一对伴侣安排在一起，如果一对分开的伴侣提出要求，他们也会尽量安排他们团聚；但这不一定总能做到，尤其是在紧急征用的情况下，没有人指望分配处会为了这个原因重排名单、重调电脑程序。为了生存，为了人生美满，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前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做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力分配是人生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它，随时需要它，而夫妻生活仅仅是个人的小事，只有在满足了社会的大需求后才能满足这个小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