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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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他在我的办公室逗留的时候,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有种想法,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生活,大约是希望我写下来。当然,也可能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以前就曾告诉过无数人,而我却迫切需要他的故事。他的一生由一系列的灾难组成,当然人生一般大抵如此。他信任的人辜负他,他依赖的人拒绝他,他关心过资助过的朋友背叛他。其他人,仅仅是些陌生人,过路人,也要以各种各样虚构的创造性手法,搭上自己的时间无偿地折磨他。甚至,有时候,他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另外,他太太也很棘手,她的健康情况糟糕,而且性情不稳定,他该怎么办?你知道这有多艰难,他摊开双手说,但是,我活着。他看着我,指望我回答我明白。
我开始踮着脚尖上楼,试图拧钥匙时不发出任何声响。当然很傻,因为我肯定没办法给打字机装上消声器。实际上,我真的考虑用速记的办法来写,希望他把那个邪恶的按摩医师的隔音板给我。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丈夫,他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告诉他你很忙,他说。但事实是,我告诉过他。每一回他上门拜访,总是用一样小礼物,或者一件小事儿来武装自己。他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我今天很忙。哦,那么,他隔着门安慰自己,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而且,正如我所料,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多么虚弱地希望摆脱他。他知道,却没有时间关心。
一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发现我把一封打算寄出去的信丢在办公室了,于是回去拿。我在马路上就看见办公室的灯亮着,然后,我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前弯着腰。当然了,他晚上进我的房间,看看我写的都是什么!他听到我在门口,我进来的时候,他赶紧拿起我的废纸篓,说他进来帮我打扫卫生。他立刻就出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我浑身颤抖。因为愤怒,也因为满足。找到一个理由,真是奇迹,这是一个几乎不堪忍受的安慰。
下一回,他再敲我的门,我就把门从里面锁上了。我听到他的脚步,他亲热的哄骗之词,我继续大声打字,不过并没有不停地打,所以他知道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叫我的名字,仿佛我在和他开玩笑。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应声。一如继往,不理智的罪恶感困扰了我,但是我依然继续打字。这一天,我看见植物也已经枯了,随它去了。
对之后的事情,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发现房门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去他的办公室,麦利先生将感激不尽。我立刻就去了,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身边是各种各样模糊的权威迹象。他隔着一段距离打量我,仿佛被迫以一种全新的,令他难过的,责备的目光来看我。他表现出来的局促,似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说话的语气有一种造作的勉强。他一开口,说的是,当然,他收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作家。
“我没有因此担心什么,尽管我早就听说过艺术家、作家这类人的种种事迹。这些事迹并没有给我留下鼓舞的印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儿。”
这听起来很新鲜,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
“你来了,你对我说,麦利先生,我想要一个写作的地方。我相信了你。我给了你。我没问什么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清楚地知道我的想法,还有我想了解的东西。”
“想了解什么?”我问。
“还有你的态度,也让我不放心。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不答理别人。这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要是没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话,用不着这样。更别说一个年轻女人,说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却跑得远远的,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
“不过,我不觉得……”
他抬起一只手,做出原谅的手势:“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坦率地对我开诚布公,我觉得我值得这样的态度。你用这间办公室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有没有不经同意,把你的朋友,或者连朋友都不是的人叫来看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你自称是个作家。好吧,我读过不少东西,从来没见过你的名字。难道你用笔名写作?”
“没有。”我回答道。
“好吧,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些作家的名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他和蔼可亲地说,“这个问题就算了吧。你以你的名誉担保,在你占用的这间办公室里,不会再有欺骗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端。”
不知何故,我的怒火迟迟未发。一种愚蠢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妨碍了我的表达。我能做到的只是站起来,走到走廊上去。他的话余音未了地跟在我身后,还有锁门的声音。我想,我得走了。但是,当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看着我自己的工作,我又想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房间,我在这里工作得多么好。于是我决定不能被逼走。我觉得,毕竟,我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走到了死局里。我可以拒绝开门,拒绝看他的便条,碰到他时拒不说话。我的房租提前付过了,要是我现在走,看起来他也不会退给我钱。我决心不在乎。在此之前,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稿子带回家,防止他偷看。现在看来,似乎这种防范措施都是在贬低自己。就算他看了,又何妨?难道比黑暗中,一只老鼠爬过我的稿纸更严重吗?
几个回合之后,我又在门上看见了便条。我每回都不想看,但每回都看。他的指控越来越具体了。他听到我屋里的响动。他太太要午睡的时候,我的动静影响她的休息。其实,我除非是周末,从来不会在下午来办公室。还有,他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对按摩医师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明白麦利先生的人生传奇是如何建立的,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当便条变得越发恶毒以后,我们的私人碰面便没有了。有一两回,我在走廊上看见他佝偻的,汗流浃背的背影消失。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纯属虚构的白日梦阶段。他用便条谴责我,说他和五号的人关系很好。五号是邻社区的一座咖啡屋,我估计他这么说是出于某种象征主义目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再发生了,便条会继续,内容大概会越变越怪诞,因此也就越发不会影响我了。
星期天的上午,他再次敲我的门。大约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刚进门,脱掉了外套,把水壶放在电炉上。
这次,是另外一张面孔了。疏远,神圣不可侵犯,闪烁着一脸发现了罪行证据的强烈快感之光,让人浑身发冷。
“我问一下,”他激动地说,“你不介意跟我去一趟走廊吧?”
我跟他去了。盥洗室的灯开着。这间盥洗室是我的,没有别人用,不过他没给过我钥匙,所以门一直是开着的。他在门前停下了脚步,把门一推,眼睛垂下来,小心翼翼地吐了口气。
“这是谁干的?”满腔的悲痛。
梳洗台和脸盆上方的墙上,遍布各种线条画,还有那类常常在海滩的公共洗手间看到的评论。我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市政厅洗手间里也见过这样的东西。是用一管口红画的,通常也都是如此。我想,前一天晚上肯定有人来了,也许是一伙少年,他们星期六晚上总是在购物中心附近巡游闲荡。
“本来就该上锁。”我冷淡而又坚定地说,仿佛借此就能摆脱这个局面,“够乱的。”
“显然。在我看来,都是些淫秽的话。也许对你的朋友来说,只是玩笑。对我来说不是的。别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一大早,推开自家的门,看见这样的东西,真是件喜事儿。”
我说:“我觉得口红能擦掉。”
“哦,我只能庆幸我太太没看见这种东西了。让女人心烦,结果可真美好。现在,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们叫来,让他们拎着桶和刷子来这里聚会?我也正好见见这么有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就走,他笨拙地挡住我的路。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疑问。这些图案怎么跑到我墙上来的,很清楚了。”
“要是你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东西有关,”我语气平淡,疲惫不堪,“你肯定是疯了吧。”
“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盥洗室?嗯?谁的?”
“门又没上锁,谁都能进来。也许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街上哪个孩子上来干的,我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大人把孩子教坏了,还把什么都推到孩子头上,真是可耻。这件事儿倒是值得你思考。你知道吧,有一部法律,叫《反诲淫法》,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估计文学也包括在内。”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深深呼吸,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想宰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起来多么令人作呕,皮肤松软,眼睛几乎都闭上了,鼻孔是张开的,为了嗅一嗅美好的正义气味,胜利的气味。要是没有这件蠢事,他就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他现在有机会了。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让他失去勇气的表情。在这种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竟然退回墙脚,开始说,实际上,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人会做这样的事,更可能是我的某个朋友干的—我进了自己的房间,甩上了门。
水壶发出可怕的尖叫,几乎都已经烧干了。我抢一般地把它从电炉上拿了下来,拔下插头,在狂怒之中,哽咽地站了一会儿。等情绪过去,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折起了轻便桌,拧紧了速溶咖啡罐,把它和黄杯子、调羹都放进了当初搬它们用的大包里。包一直折叠着放在架子上。我孩子气地想报复那株植物。植物和花茶壶一起,放在屋子的角落里,还有他送的废纸篓、垫子。对了,我忘记说了,垫子后头藏着一把塑料铅笔刀。
我带着东西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过去。麦利太太来了。自打第一天以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她看起来并不意外,而是颇为冷静,一脸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认错了。他不该这样的。”
她拿起我装咖啡和杯子的包。她那么平静。我感觉到,怒火离开了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趣的沮丧。
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公室。我想哪天我要去试着找找,不过还没来得及。至少,我要等到那幅情景渐渐淡化的时候。现在它在我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麦利先生,带着他的抹布、刷子,还有一桶肥皂水,以他特有的笨拙姿势刷墙。他的笨拙是故意的。他面朝梳洗台艰难地弯下了腰,伤心地喘着粗气。他的心里,又在编造一桩离奇的,背信弃义的故事,但是无论怎么叙述都不尽如人意。而与此同时,我在字斟句酌,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