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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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
诚然,除了白色,任意别色的布、纸、皮革、染料都可使玻璃映出影像。
但只有水银能使效果最佳。
故——有时看历史中的女人们是怎样的,听女人们的当年话语,有助于想要了解从前的男人们更清楚地认知以往岁月……
我的书《郁闷的中国人》里有一篇文章,叫《国与国的竞争就是女人和女人的竞争》,那篇讲的是近10年的中国女人。这次,我索性把近半世纪的女人全都写出来。
用她们之眼看中国,或许能知道得更多。
一、羡慕、嫉妒,但少见恨
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
哈尔滨市当年的市区主要是道里区和道外区,当年南岗区还没成为主要市区,动力区也还没成为主要重工业区,香坊区乃城乡交界地。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着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国”之名。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哈尔滨市早年有几处老居民区,偏脸子便是之一。这些老居民区,几乎一概为沙土路。路两侧挖有夏季流水的沟,叫“阳沟”。“阳沟”乃相对于“阴沟”而言。阴沟之上铺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时,阴沟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区只剩阳沟了。
一条条阳沟后,便是一排排临街的住宅。而临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围着。木板障子其实便是栅栏的一种,只不过比栅栏高,不那么整齐美观罢了。木板障子使城市里平添了几分乡村的景味儿,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自然,用木板障子围成的临街园子里,皆有树、花和草生长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观过。木板的上端,锯出齿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块形。天长日久,渐渐地朽了,缺断了,于是补以不美观的、带皮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的杂木板、木条,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栏后”。
修栅栏是俄人的乡村居住习惯。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带。不太富的和穷的,早年居偏脸子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苏联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家。栅栏也罢,木板障也罢,当然都是为了家的严紧,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从窗户望进屋里去。
阳沟上每隔几米,便有小桥。叫小桥未免夸张,其实是过踏板。从板上过阳沟,迎面往往便是院门。那院门也皆为俄式的,大门上开小门。入了院门,就等于入了一个城市小“部落”。少则四五户,多则七八户、十几户,异姓而居。和北京异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样。俄人住时,一般都是一院一户。中国人住时,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户。既然异姓而居,便有公共义务。如轮流着每晚几点关大门,天亮几点开大门。如雨季共同疏通阳沟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时期,那些院门大抵已朽损,但毕竟还都能算是门。
也有一院一户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门的小官,科长、副科长的家。再稍大点儿官,绝不至于住偏脸子。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实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买下的,属私产。当年偏脸子属私产的院子不少,约占一半。故许多人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40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的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20世纪50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为20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一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口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剧色彩的风景。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这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20世纪50年代绝少有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20世纪50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是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20世纪50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时候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时候吃细粮,生活贫穷的家庭每月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时候吃细粮。那细粮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女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20世纪50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是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怀叵测地向别人家的小儿女刺探:“你们家吃一样的饭菜么?”
这种刺探没有太大的恶意。只不过是对别人家的隐私的兴趣罢了。企图通过那话刺探到这样的结论——别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所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们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所以,20世纪50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外,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这一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地萎靡了。
上午11点左右,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家里。丈夫虽不在家,儿女们还要吃午饭呢。
下午,她们可小睡一会儿。
下午的聊天和串门儿,是不时看表的,必得在4点半以前结束。
6点钟左右,丈夫下班回家了。他进门片刻,喝杯水,吸支烟,饭菜就上齐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无论做什么饭菜,时间是掐算得极准确的。
如果饭桌上有馒头、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儿女分享。有剩下的,有她的份儿;不多,自然没她的份儿。
没她的份儿她也早就习惯了。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她自己的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员。吃穿方面,无论与谁比,她自己往后排永远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7点钟左右,她开始为丈夫、儿女和老人烧洗脚水。
如果家里有收音机,丈夫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听着,等着洗脚水端到脚前。而上学的长子长女,必在埋头写作业。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8点半后,一般人家准拉窗帘了。
夏天,男人们吃罢晚饭也喜欢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天,或下一盘棋,但绝不会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们是不太串门儿的。
9点,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灯。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8点多就熄灯。
没电视的年代有一个好处——无论大人孩子,睡眠都较充足。
20世纪50年代,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可以说大多数平民家庭都没有。谁家有,也是老旧的,只能听一两个台。记得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人家买了一台八十几元的国产名牌收音机,一时几乎轰动整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