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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则站在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高度来建立评判文学艺术价值的坐标系。他指出，艺术伦理学始终是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文化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以探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任务的，同时要揭示这些命题反方向的问题，这是判断一个健全社会的真正标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就是主张“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就必须懂得人性”。显然，文学的宗旨就是真正用生动形象的描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人性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从而推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四 时尚匠人和陈腐观念
——王安忆成功原因缕析
众所周知，王安忆的文学生涯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每一个文学潮流都有她的身影——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美女文学。她的聪明就在于，虽然她几乎没有领导过哪一个潮流，但她总是活跃于某一潮流，说白了，她虽然没有当过第一名，但总是第二名或第三名，并常常超过第一名。《雨，沙沙沙》、《叔叔的故事》、《小鲍庄》、《小城之恋》、《我爱比尔》、《长恨歌》，一部比一部精彩，一部比一部影响大，直到《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行量几十万册，和池莉、铁凝等三人并称为“最畅销的女作家”，真不愧为“时尚匠人”。此所谓，一个人追逐一次时尚容易，难得的是一辈子站到时尚的前哨。
畅销的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不一定畅销。用别林斯基的论敌布朗贝乌斯男爵的话说：“你们有好书吗?——不，可是我们有伟大的作家。——那么，至少你们有文学?相反，我们只有书市。”〖(〗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p1，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版，满涛、辛未艾译。〖)〗那么，王安忆凭什么能成大名呢?
纵观王安忆的创作生涯，有以下几点原因使王安忆“风韵”长存：
其一，对时尚的追逐，使她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们怎么能忘记她呢?王安忆在一篇名为《我是一个匠人》的随笔中自揭奥秘：我的写作在猛写和猛歇之间有节律地展开，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其实，等到落笔的时候，抽象的东西已经奠定好了，余下的统统是具体工作。比如，如何刻画人的脸，这就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我从现实中找到一张脸送给我的人物……还有口音，也是重要的。写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点点滴滴，角角落落。起人名也是最难的，千万不要文艺腔，像笔名或是艺名那种，而是那种“大路”的名字。再说情节，最好的情形，是将情节逼到狭路上去，只有一线宽的缝隙。情节的布局要均衡，哪里是关隘?铺垫到何种程度?收尾是渐收，还是顿收?伸出去的枝蔓是什么样的疏密度和形状?这里面有个黄金分割的原理。人物的性格是要紧紧盯着的，不可有半点疏忽，甚至可作些机械的操练……精雕细刻的南方匠人，自然活多，而且又会赶时髦，哪有不赚钱的理由?
其二，上海文化和小资情调。旧中国的上海是殖民地的重要码头，一直引导着中国经济文化的潮流，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成为时尚的代名词。那么，以上海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同样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再加上王安忆这样的“时尚匠人”编故事的特长和浓郁的小资情调，自然会让广大的白领读书阶层钟爱有加。用一位著名批评家的话说，经过长达四十多年的严肃政治时代，上海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都市情欲超级市场，成为都市情欲和市场经济的晴雨表，从而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经济全面复辟，成为全国的中心。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情绪、都市白领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鸳鸯蝴蝶派情欲、乱世佳人情欲、江南妓女的烟花柳巷情欲，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欲共同体，参与到市场消费的浩大洪流之中，自然会煽动起一种大合唱。王安忆在这样的大合唱中备受瞩目。
其三，女性文学和欲望化写作的优势。在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同样是作家，相同的题材，相近的风格，相当的水准，女人常常比男人容易成名，更遑论漂亮女作家写漂亮女人的故事，而且是欲望化写作。加上一大批男领导、男编辑的青睐，岂有不轰动之理?用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作家的话说：当我好奇地在一大批男编辑的大腿上坐了一圈之后，一不留神就成名了。当然，王安忆靠的不是女人的姿色，有“硬邦邦”的作品说话。
其四，帮忙文学和伪艺术的精饰。有人这样评价王安忆的作品，说她的作品宛如一只色彩斑斓的花蝴蝶或一只美丽的毒苹果，读了容易上瘾，但却没有意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帮忙文学，后期则是帮闲文学，介于主流话语和纯艺术之间，再加之伪艺术的欺骗作用，许多人无法判定，甚至包括一大批知名的学者。文学的真正精神是自由，要寻求人性的解放，反抗一切阻碍自由的因素，但王安忆的作品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再加之肤浅中的深刻，显然要受到主流层面的青睐，岂不快哉!
其五，文学赞扬家们的追捧。20世纪以来，上海大多时候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90年代以来，那里云集着一大批文学批评家，他们和一些作家以互相吹捧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其实，他们哪里是批评家，简直是文学赞扬家，王安忆的成功和他们的大肆吹捧是有关系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她作过全面的批评。文学真正的繁荣，需要一大批有良知的批评家对作家进行见深远的苛严批评。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师级批评家，他们活着的时候，许多伪作家将作品锁进抽屉不敢发表；他们死了以后，这批人奔走相告，好不快活，终于可以混口饭吃了。优秀的批评家是苛刻的裁判，随时准备将队员罚下场去；优秀的批评家是济世的郎中，用良知和慧眼为病人开出良方；优秀的批评家同样是侠义的剑客，随时同作家切磋武功，共同进步。真正的作家绝不是工匠，他们用生命和血泪去创造，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有脊椎动物，分泌出真善美的奇迹，从黑暗中寻找光明，给人以力量，让人勇敢地生存，并追寻生命的意义。
在当代美国文坛，索尔·贝娄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第三位小说大师，他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认识到，“事实王国和价值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这句话是随口说出的，却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对决定论提出的一种异议，决定论阻止人们去感知，去选择，去做人，从而必然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变得毫无生气，或对生活怀有敌意。而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生命的热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因此，索尔·贝娄的作品经常闪闪发光，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能经得起命运的折磨，从未抛弃过人性的价值王国。正如贝娄本人所言：“艺术有些与混乱中的宁静相关，这是祈祷时特有的宁静，也是台风眼中的宁静。”这就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苛勒在柏林法西斯屠刀下逃跑的前夜，一面明知灾难迫在眉睫，一面演奏室内乐，“静静地等到最后”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情景。正是在这里，生活和人类的价值标准与尊严，找到了永远不受风暴侵袭的惟一避难所；正是从这种宁静中，索尔·贝娄那些诞生于喧嚣的旋风之中的作品获得了灵感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