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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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宣赶得机会好。司令部里忙着审刺客,除了小老鼠还来看他一眼,戏弄他几句,没有别人来打扰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到一个比地皮还黑的馒头,与一碗白水。对着人皮,他没法往下咽东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饭”改了:一碗高粱米饭代替了黑馒头。看着高粱米饭,他想到了东北。关内的人并不吃高粱饭。这一定是日本人在东北给惯了囚犯这样的饭食,所以也用它来“优待”关内的犯人。日本人自以为最通晓中国的事,瑞宣想,那么他们就该知道北平人并不吃高粱。也许是日本人在东北作惯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适用于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为颇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么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么事情上要一成不变,在哪里又随地变动;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国人与中国事。
对他自己被捕的这件事,他也一样的摸不清头脑。日本人为什么要捕他呢?为什么捕了来既不审问,又不上刑呢?难道他们只是为教他来观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阴险,最诡秘,不愿教人家知道他们的暴行的吗?那么,为什么教他来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见的岂不就成了历史,永远是日本人的罪案么?他们也许决不肯放了他,那么,又干吗“优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断定,日本人是聪明,还是愚痴;是事事有办法,还是随意的乱搞。
最后,他想了出来:只要想侵略别人,征服别人,伤害别人,就只有乱搞,别无办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来,因为侵略者只看见了自己,而且顺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不管侵略者计算的多么精细,他必然的遇到挫折与失算。为补救失算,他只好再顺着自己的成见从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错,越乱。小的修正与严密,并无补于大前提的根本错误。日本人,瑞宣以为,在小事情上的确是费了心机;可是,一个极细心捉虱子的小猴,永远是小猴,不能变成猩猩。
这样看清楚,他尝了一两口高粱米饭。他不再忧虑。不管他自己是生还是死,他看清日本人必然失败。小事聪明,大事胡涂,是日本人必然失败的原因。
假若瑞宣正在这么思索大的问题,富善先生可是正想一些最实际的,小小的而有实效的办法。瑞宣的被捕,使老先生愤怒。把瑞宣约到使馆来作事,他的确以为可以救了瑞宣自己和祁家全家人的性命。可是,瑞宣被捕。这,伤了老人的自尊心。他准知道瑞宣是最规矩正派的人,不会招灾惹祸。那么,日本人捉捕瑞宣,必是向英国人挑战。的确,富善先生是中国化了的英国人。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到底隐藏着一些并未中国化了的东西。他同情中国人,而不便因同情中国人也就不佩服日本人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杀戮横行,他只能抱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他不是个哲人,他没有特别超越的胆识,去斥责日本人。这样,他一方面,深盼英国政府替中国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只要日本不攻击英国,便无须多管闲事。他深信英国是海上之王,日本人决不敢来以卵投石。对自己的国力与国威的信仰,使他既有点同情中国,又必不可免的感到自己的优越。他决不幸灾乐祸,可也不便见义勇为,为别人打不平。瑞宣的被捕,他看,是日本人已经要和英国碰一碰了。他动了心。他的同情心使他决定救出瑞宣来,他的自尊心更加强了这个决定。
他开始想办法。他是英国人,一想他便想到办公事向日本人交涉。可是,他也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他晓得在公事递达之前,瑞宣也许已经受了毒刑,而在公事递达之后,日本人也许先结果了瑞宣的性命,再回覆一件“查无此人”的,客气的公文。况且,一动公文,就是英日两国间的直接抵触,他必须请示大使。那麻烦,而且也许惹起上司的不悦。为迅速,为省事,他应用了东方的办法。
他找到了一位“大哥”,给了钱(他自己的钱),托“大哥”去买出瑞宣来。“大哥”是爱面子而不关心是非的。他必须卖给英国人一个面子,而且给日本人找到一笔现款。钱递进去,瑞宣看见了高粱米饭。
第三天,也就是小崔被砍头的那一天,约摸在晚八点左右,小老鼠把前天由瑞宣身上搜去的东西都拿回来,笑得象个开了花的馒头似的,低声的说:“日本人大大的好的!客气的!亲善的!公道的!你可以开路的!”把东西递给瑞宣,他的脸板起来:“你起誓的!这里的事,一点,一点,不准说出去的!说出去,你会再拿回来的,穿木鞋的!”
瑞宣看着小老鼠出神。日本人简直是个谜。即使他是全能的上帝,也没法子判断小老鼠到底是什么玩艺儿!他起了誓。他这才明白为什么钱先生始终不肯对他说狱中的情形。
剩了一个皮夹,小老鼠不忍释手。瑞宣记得,里面有三张一元的钞票,几张名片,和两张当票。瑞宣没伸手索要,也无意赠给小老鼠。小老鼠,最后,绷不住劲儿了,笑着问:“心交心交?”瑞宣点了点头。他得到小老鼠的夸赞:“你的大大的好!你的请!”瑞宣慢慢的走出来。小老鼠把他领到后门。
瑞宣不晓得是不是富善先生营救他出来的,可是很愿马上去看他;即使富善先生没有出力,他也愿意先教老先生知道他已经出来,好放心。心里这样想,他可是一劲儿往西走。“家”吸引着他的脚步。他雇了一辆车。在狱里,虽然挨了三天的饿,他并没感到疲乏;怒气持撑着他的精神与体力。现在,出了狱门,他的怒气降落下去,腿马上软起来。坐在车上,他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他用力的抓住车垫子,镇定自己。昏迷了一下,出了满身的凉汗,他清醒过来。待了半天,他才去擦擦脸上的汗。三天没盥洗,脸上有一层浮泥。闭着眼,凉风撩着他的耳与腮,他舒服了一点。睁开眼,最先进入他的眼中的是那些灯光,明亮的,美丽的,灯光。他不由的笑了一下。他又得到自由,又看到了人世的灯光。马上,他可是也想起那些站在囚牢里的同胞。那些人也许和他一样,没有犯任何的罪,而被圈在那里,站着;站一天,两天,三天,多么强壮的人也会站死,不用上别的刑。“亡国就是最大的罪!”他想起这么一句,反复的念叨着。他忘了灯光,忘了眼前的一切。那些灯,那些人,那些铺户,都是假的,都是幻影。只要狱里还站着那么多人,一切就都不存在!北平,带着它的湖山宫殿,也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罪恶!
车夫,一位四十多岁,腿脚已不甚轻快的人,为掩饰自己的迟慢,说了话:“我说先生,你知道今儿个砍头的拉车的姓什么吗?”
瑞宣不知道。
“姓崔呀!西城的人!”
瑞宣马上想到了小崔。可是,很快的他便放弃了这个想头。他知道小崔是给瑞丰拉包车,一定不会忽然的,无缘无故的被砍头。再一想,即使真是小崔,也不足为怪;他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被抓进去了么?“他为什么……”“还不知道吗,先生?”车夫看着左右无人,放低了声音说:“不是什么特使教咱们给杀了吗?姓崔的,还有一两千人都抓了进去;姓崔的掉了头!是他行的刺不是,谁可也说不上来。反正咱们的脑袋不值钱,随便砍吧!我日他奶奶的!”
瑞宣明白了为什么这两天,狱中赶进来那么多人,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没被审讯和上刑。他赶上个好机会,白拣来一条命。假若他可以“幸而免”,焉知道小崔不可以误投罗网呢?国土被人家拿去,人的性命也就交给人家掌管,谁活谁死都由人家安排。他和小崔都想偷偷的活着,而偷生恰好是惨死的原因。他又闭上了眼,忘了自己与小崔,而想象着在自由中国的阵地里,多少多少自由的人,自由的选择好死的地方与死的目的。那些面向着枪弹走的才是真的人,才是把生命放在自己的决心与胆量中的。他们活,活得自由;死,死得光荣。他与小崔,哼,不算数儿!
车子忽然停在家门口,他楞磕磕的睁开眼。他忘了身上没有一个钱。摸了摸衣袋,他向车夫说:“等一等,给你拿钱。”“是了,先生,不忙!”车夫很客气的说。
他拍门,很冷静的拍门。由死亡里逃出,把手按在自己的家门上,应当是动心的事。可是他很冷静。他看见了亡国的真景象,领悟到亡国奴的生与死相距有多么近。他的心硬了,不预备在逃出死亡而继续去偷生摇动他的感情。再说,家的本身就是囚狱,假若大家只顾了油盐酱醋,而忘了灵魂上的生活。
他听到韵梅的脚步声。她立住了,低声的问“谁?”他只淡淡的答了声“我!”她跑上来,极快的开了门。夫妻打了对脸。假若她是个西欧的女人,她必会急忙上去,紧紧的抱住丈夫。她是中国人,虽然她的心要跳出来,跳到丈夫的身里去,她可是收住脚步,倒好象夫妻之间有一条什么无形的墙壁阻隔着似的。她的大眼睛亮起来,不知怎样才好的问了声:“你回来啦?”
“给车钱!”瑞宣低声的说。说完,他走进院中去。他没感到夫妻相见的兴奋与欣喜,而只觉得自己的偷偷被捉走,与偷偷的回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假若他身上受了伤,或脸上刺了字,他必会骄傲的迈进门坎,笑着接受家人的慰问与关切。可是,他还是他,除了心灵上受了损伤,身上并没一点血痕——倒好象连日本人都不屑于打他似的。当爱国的人们正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时候,血痕是光荣的徽章。他没有这个徽章,他不过只挨了两三天的饿,象一条饿狗垂着尾巴跑回家来。
天佑太太在屋门口立着呢。她的声音有点颤:“老大!”
瑞宣的头不敢抬起来,轻轻的叫了声:“妈!”小顺儿与妞子这两天都睡得迟了些,为是等着爸爸回来,他们俩笑着,飞快的跑过来:“爸!你回来啦?”一边一个,他们拉住了爸的手。
两支温暖的小手,把瑞宣的心扯软。天真纯挚的爱把他的耻辱驱去了许多。
“老大!瑞宣!”祁老人也还没睡,等着孙子回来,在屋中叫。紧跟着,他开开屋门:“老大,是你呀?”瑞宣拉着孩子走过来:“是我,爷爷!”
老人哆嗦着下了台阶,心急而身体慢的跪下去:“历代的祖宗有德呀!老祖宗们,我这儿磕头了!”他向西磕了三个头。
撒开小顺儿与妞子,瑞宣赶紧去搀老祖父。老人浑身仿佛都软了,半天才立起来。老少四辈儿都进了老人的屋中。天佑太太乘这个时节,在院中嘱告儿媳:“他回来了,真是祖上的阴功,就别跟他讲究老二了!是不是?”韵梅眨了两下眼,“我不说!”
在屋中,老人的眼盯住了长孙,好象多年没见了似的。瑞宣的脸瘦了一圈儿。三天没刮脸,短的,东一束西一根的胡子,给他添了些病容。
天佑太太与韵梅也走进来,她们都有一肚子话,而找不到话头儿,所以都极关心的又极愚傻的,看着瑞宣。“小顺儿的妈!”老人的眼还看着孙子,而向孙媳说:“你倒是先给他打点水,泡点茶呀!”
韵梅早就想作点什么,可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泡茶和打水。她笑了一下:“我简直的迷了头啦,爷爷!”说完,她很快的跑出去。
“给他作点什么吃呀!”老人向儿媳说。他愿也把儿媳支出去,好独自占有孙子,说出自己的勇敢与伤心来。天佑太太也下了厨房。
老人的话太多了,所以随便的就提出一句来——话太多了的时候,是在哪里都可以起头的。
“我怕他们吗?”老人的小眼眯成了一道缝,把三天前的斗争场面从新摆在眼前:“我?哼!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他们没——敢——打!哈哈!”老人冷笑了一声。
小顺儿拉了爸一把,爷儿俩都坐在炕沿上。小妞子立在爸的腿中间。他们都静静的听着老人指手划脚的说。瑞宣摸不清祖父说的是什么,而只觉得祖父已经变了样子。在他的记忆中,祖父的教训永远是和平,忍气,吃亏,而没有勇敢,大胆,与冒险。现在,老人说露出胸膛教他们放枪了!压迫与暴行大概会使一只绵羊也要向前碰头吧?
天佑太太先提着茶壶回来。在公公面前,她不敢坐下。可是,尽管必须立着,她也甘心。她必须多看长子几眼,还有一肚子话要对儿子说。
两口热茶喝下去,瑞宣的精神振作了一些。虽然如此,他还是一心的想去躺下,睡一觉。可是,他必须听祖父说完,这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很多,听祖父说话儿,被日本人捕去,忍受小老鼠的戏弄……都是他的责任。他是尽责任的亡国奴。
好容易等老人把话说完,他知道妈妈必还有一大片话要说。可怜的妈妈!她的脸色黄得象一张旧纸,没有一点光彩;她的眼陷进好深,眼皮是青的;她早就该去休息,可是还挣扎着不肯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