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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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儿已是五月节。祁老人的几盆石榴,因为冬天保护的不好,只有一棵出了两三个小蓇葖。南墙根的秋海棠与玉簪花连叶儿也没出,代替它们的是一些兔儿草。祁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护它们——而只去看结果,他觉得花木的萎败是家道衰落的恶兆;他非常的不高兴。他时常梦见“小三儿”,可是“小三儿”连封信也不来;难道“小三儿”已经遇到什么不幸了吗?他问小顺儿的妈,她回答不出正确的消息,而只以梦解梦。近来,她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她告诉老人:“我也梦见了老三,他甭提多么喜欢啦!我想啊,他一定在外边混得很好!他就根儿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呀!爷爷,你不要老挂念着他,他的本事,聪明,比谁都大!”其实,她并没有作过那样的梦。一天忙到晚,她实在没有工夫作梦。可是,她的“创造的”梦居然使老人露出一点点笑容。他到底相信梦与否,还是个问题。但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好相信那虚渺的谎言,好减少一点实际上的苦痛。
除了善意的欺骗老人之外,小顺儿的妈还得设法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她知道,过节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鸦雀无声的不点缀一下,他们就会更难过。
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从天亮,门外就有喊:“黑白桑葚来大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喊声还不断。喊的声音似乎不专是为作生意,而有一种淘气与凑热闹的意味,因为卖樱桃桑葚的不都是职业的果贩,而是有许多十几岁的儿童。他们在平日,也许是拉洋车的,也许是卖开水的,到了节,他们临时改了行——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挑,供佛,他们就有一笔生意好作。今年,小顺儿的妈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呼声。北城的果市是在德胜门里,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作。隔着一道城墙,城外是买卖旧货的小市,赶市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因为德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日本人怕游击队乘着赶市的时候再来突击,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锁了德胜门。至于樱桃和桑葚,本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可是从西山到北山还都有没一定阵地的战事,没人敢运果子进城。“唉!”小顺儿的妈对灶王爷叹了口气:“今年委屈你喽!没有卖樱桃的呀!”这样向灶王爷道了歉,她并不就不努力去想补救的办法;“供几个粽子也可以遮遮羞啊!”
可是,粽子也买不到。北平的卖粽子的有好几个宗派:“稻香村”卖的广东粽子,个儿大,馅子种类多,价钱贵。这种粽子并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为馅子里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对糯米已经有些胆怯,再放上火腿什么的,就更害怕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少卖,一来是北平人认为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二来是它的价钱贵,送礼便显着体面——贵总是好的,谁管它好吃与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统的粽子是(一)北平旧式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子,而只用顶精美的糯米包成小,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只撒上一点白糖。这种粽子也并不怎么好吃,可是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着非常的官样。(二)还是这样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的卖蜂糕的带卖,而且用冰镇过。(三)也是沿街叫卖的,可是个子稍大,里面有红枣。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此外,另有一些乡下人,用黄米包成粽子,也许放红枣,也许不放,个儿都包得很大。这,专卖给下力的人吃,可以与黑面饼子与油条归并在一类去,而内容与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的。
小顺儿的妈心中想着的粽子是那糯米的,里面有红枣子的。她留心的听着门外的“小枣儿大粽子啵!”的呼声。可是,她始终没有听到。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会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她本来不应当拿这当作一件奇事,因为自从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么东西都缺乏,有时候忽然一关城,连一棵青菜都买不到。可是,今天她没法不感觉着别扭,今天是节日呀。在她心里,过节不过节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她知道,反正要过节。她自己就须受劳累;她须去买办东西,然后抱着火炉给大家烹调;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饭饱,她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仿佛是专为给大家操作而活着的。假若家中没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无须乎过节,而活着仿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象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她只觉得北平变了,变得使她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作。她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的结果,可是不会扼要的说出: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极度的别扭。
为补救吃不上粽子什么的,她想买两束蒲子,艾子,插在门前,并且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好表示出一点“到底”有点象过节的样子。她喜爱那些神符。每年,她总是买一张大的,黄纸的,印着红的钟馗,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而外,她要买几张粘在白纸上的剪刻的红色“五毒儿”图案,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她也许相信,也许根本不相信,这些纸玩艺儿有什么避邪的作用,但是她喜爱它们的色彩与花纹。她觉得它们比春联更美观可爱。
可是,她也没买到。不错,她看见了一两份儿卖神符的,可是价钱极贵,因为日本人不许乱用纸张,而颜料也天天的涨价。她舍不得多花钱。至于卖蒲子艾子的,因为城门出入的不便,也没有卖的。
小顺儿的小嘴给妈妈不少的难堪:“妈,过节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东西吧?脑门上抹王字不抹呀?妈,你该上街买肉去啦!人家冠家买了多少多少肉,还有鱼呢!妈,冠家门口都贴上判儿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质问,句句象是对妈妈的谴责!
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但是,她又真找不来东西使他们高声的笑。她只好惭愧的说:“初五才用雄黄抹王字呢!别忙,我一定给你抹!”
“还得带葫芦呢?”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供女孩子们佩带的。
“你臭小子,戴什么葫芦?”妈妈半笑半恼的说。
“给小妹戴呀!”小顺儿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妞子也不肯落后,“妈!妞妞戴!”
妈妈没办法,只好抽出点工夫,给妞子作一串儿“葫芦”。只缠得了一个小黄老虎,她就把线笸箩推开了。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只挂一串儿“葫芦”有什么意思呢?假若孩子们肚子里没有一点好东西,而只在头上或身上戴一串儿五彩的小玩艺,那简直是欺骗孩子们!她在暗地里落了泪。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台。小顺儿虽不懂得分两,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爷爷!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哇?”他笑着问。
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在祁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儿,就搭讪着回了铺子。他非常的悲观,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他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不管有没有生意。天佑知道,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势以后,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但是,他的铺子是以布匹为主,绸缎只是搭头儿;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他。专靠卖布匹吧,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都因为物价的高涨,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当然也不能来照顾他。再说,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他既没法添货,又不象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奇。他简直没有生意。他愿意歇业,而官厅根本不许呈报。他须开着铺子,似乎专为上税与定阅官办的报纸——他必须看两份他所不愿意看的报纸。他和股东们商议,他们不给他一点好主意,而仿佛都愿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话。他只好裁人。这又给他极大的痛苦。他的铺伙既没有犯任何的规矩,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理应共患难的时候,他凭什么无缘无故的辞退人家呢?五月节,他又裁去两个人。两个都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他们了解他的困难,并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家里有地,够他们吃两顿棒子面的。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好离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难过。他觉得他已是个毫无本领,和作事不公平的人。他们越原谅他,他心中便越难受。
更使他揪心的是,据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铺户的货物,而后由他们按照存货的多少,配给新货。他们给你多少是多少,他们给你什么你卖什么。他们也许只给你三匹布,而配上两打雨伞。你就须给买主儿一块布,一把或两把雨伞,不管人家需要雨伞与否!
天佑的黑胡子里露出几根白的来,在表面上,他要装出沉得住气的样子,一声不哼不响。他是北平铺子的掌柜的,不能当着店伙与徒弟们胡说乱骂。可是,没有人在他面前,他的胡子嘴儿就不住的动:“这算么买卖规矩呢?布铺吗,卖雨伞!我是这儿的掌柜呢,还是日本人是掌柜呢?”叨唠完了一阵,他没法儿不补上个“他妈的!”他不会骂人撒村,只有这三个字是他的野话,而也只有这三个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
这些委屈为难,他不便对铺子的人说,并且决定也不教家里的人知道。对老父亲,他不单把委屈圈在心里,而且口口声声的说一切都太平了,为是教老人心宽一点。就是对瑞宣,他也不愿多说什么,他知道三个儿子走了两个,不能再向对家庭最负责的长子拉不断扯不断的发牢骚。父子见面,几乎是很大的痛苦。瑞宣的眼偷偷的目留着父亲,父亲的眼光碰到了儿子的便赶紧躲开。两个人都有多少多少被泪浸渍了许久的话,可是不便连话带泪一齐倾倒出来。一个是五十多的掌柜,一个是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师,都不便随便的把泪落下来。而且,他们都知道,一畅谈起来,他们就必定说到国亡家必破的上头来,而越谈就一定越悲观。所以,父子见面,都只那么笑一笑,笑得虚伪,难堪,而不能不笑。因此,天佑更不愿回家了。铺子中缺人是真的,但是既没有多少生意,还不致抽不出点回家看看的工夫来。他故意的不回家,一来是为避免与老亲,儿孙,相遇的痛苦,二来也表示出一点自己的倔强——铺子既关不了门,我就陪它到底;尽管没有生意,我可是应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一家人中,最能了解天佑的是瑞宣。有祁老人在上面压着,又有儿子们在下面比着,天佑在权威上年纪上都须让老父亲一步,同时他的学问与知识又比不上儿子们,所以他在家中既须作个孝子,又须作个不招儿子们讨厌的父亲。因此,大家都只看见他的老实,而忽略了他的重要。只有瑞宣明白:父亲是上足以承继祖父的勤俭家风,下足以使儿子受高等教育的继往开来的人。他尊敬父亲,也时常的想给父亲一些精神的安慰。他是长子,他与父亲的关系比老二与老三都更亲密;他对父亲的认识,比弟弟们要多着几年的时光。特别在近几个月中,他看出父亲的忧郁和把委屈放在肚子里的刚强,也就更想给父亲一些安慰。可是,怎么去安慰呢?父子之间既不许说假话,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谈真话,还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真话,在亡国的时候,只有痛苦!且先不讲国家大事吧,只说家中的事情已经就够他不好开口的了。他明知道父亲想念老三,可是他有什么话可以教老人不想念老儿子呢?他明知道父亲不满意老二,他又有什么话使老人改为喜欢老二呢?这些,都还是以不谈为妙。不过,连这些也不谈,父子还谈什么呢?他觉得父子之间似乎隔上了一段纱幕,彼此还都看得见,可是谁也摸不着谁了。侵略者的罪恶不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而且使没有散开的父子也彼此不得已的冷淡了!
大家马马虎虎的吃过午饭,瑞丰不知在哪里吃得酒足饭饱的来看祖父。不,他不象是来看祖父。进门,他便向大嫂要茶:“大嫂!泡壶好茶喝喝!酒喝多了点!有没有好叶子呀,没有就买去!”他是象来表现自己的得意与无聊。
小顺儿的妈话都到嘴边上了,又控制住自己。她想说:“连祖父都喝不着好茶叶,你要是懂人事,怎么不买来点儿呢?”可是,想了一想,她又告诉自己:“何必呢,大节下的!再说,他无情,难道我就非无义不可吗?”这么想开,她把水壶坐在火炉上。
瑞宣躲在屋里,假装睡午觉。可是,老二决定要讨厌到底。“大哥呢?大哥!”他一边叫,一边拉开屋门。“吃了就睡可不好啊!”他明明见哥哥在床上躺着,可是决定不肯退出来。瑞宣只好坐了起来。
“大哥,你们学校里的日本教官怎样?”他坐在个小凳上,酒气喷人的打了两个长而有力的嗝儿。
瑞宣看了弟弟一眼,没说什么。
瑞丰说下去:“大哥,你要晓得,教官,不管是教什么,都必然的是太上校长。人家挣的比校长还多,权力也自然比校长大。校长若是跟日本要人有来往呢,教官就客气点;不然的话,教官可就不好伺候了!近来,我颇交了几个日本朋友。我是这么想,万一我的科长丢了,我还能——凭作过科长这点资格——来个校长作作,要作校长而不受日本教官的气,我得有日本朋友。这叫作有备无患,大哥你说是不是?”他眨巴着眼,等大哥夸赞他。
瑞宣还一声没出。
“噢,大哥,”老二的脑子被酒精催动的不住的乱转,“听说下学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拨出一大半的时间给日文。你是教英文的,得乘早儿打个主意呀!其实,你教什么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说得来!我看哪,大哥,你别老一把死拿,老板着脸作事;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动着点,该应酬的应酬,该送礼的别怕花钱!日本人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坏,只要你肯送礼,他们也怪和气的呢!”瑞宣依旧没出声。
老二,心中有那点酒劲儿,没觉出哥哥的冷淡。把话说完,他觉得很够个作弟弟的样子,把好话都不取报酬的说给了大哥。他立了起来,推开门,叫:“大嫂!茶怎样了?劳驾给端到爷爷屋来吧!”他走向祁老人的屋子去。
瑞宣想起学校中的教官——山木——来。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矮子,长方脸,花白头发,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镜。山木教官是个动物学家,他的著作——华北的禽鸟——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象瑞丰所说的那种教官那样,除了教日语,他老在屋里读书或制标本,几乎不过问校务。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是学生骂他,他只装作没有听见。学生有时候把黑板擦子放在门上,他一拉门便打在头上,他也不给学生们报告。这,引起瑞宣对他的注意,因为瑞宣听说别的学校里也有过同样的事情,而教官报告上去以后,宪兵便马上来捉捕学生,下在监牢里。瑞宣以为山木教官一定是个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
可是,一件事便改变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员们都在休息室里,山木轻轻的走进来。向大家极客气的鞠了躬,他向教务主任说,他要对学生们训话,请诸位先生也去听一听。他的客气,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学生全到了礼堂,他极严肃的上了讲台。他的眼很明,声音低而极有劲,身子一动也不动的,用中国话说:“报告给你们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在中国,是最光荣的!我告诉你们,为是教你们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你们死了的!我很爱我的儿子,可是我不敢落泪,一个日本人是不应当为英雄的殉职落泪的!”他的声音始终是那么低而有力,每个字都是控制住了的疯狂。他的眼始终是干的,没有一点泪意。他的唇是干的,缩紧的,象两片能开能闭的刀片儿。他的话,除了几个不大妥当的“的”字,差不多是极完美简劲的中国话——他的感情好象被一种什么最大的压力压紧,所以能把疯狂变为理智,而有系统的,有力量的,能用别国的言语说出来。说完,他定目看着下面,好象是极轻视那些人,极厌恶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们极深,极规矩的,鞠了躬。而后慢慢的走下台来。仰起脸,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轻轻的,相当快的,走出去。
瑞宣很想独自去找山木,跟他谈一谈。他要告诉山木:“你的儿子根本不是为救中国而牺牲了的,你的儿子和几十万军队是来灭中国的!”他也想对山木说明白:“我没想到你,一个学者,也和别的日本人一样的胡涂!你们的胡涂使你们疯狂,你们只知道你们是最优秀的,理当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晓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甘心作你们的奴隶。中国的抗战就是要打明白了你们,教你们明白你们并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的!”他还要告诉山木:“你以为你们已经征服了我们,其实,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还不能证明是否战胜!你们的三月亡华论已经落了空,现在,你们想用汉奸帮助你们慢慢的灭亡中国;你们的方法变动了一点,而始终没有觉悟你们的愚蠢与错误。汉奸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会害了我们,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亡不了中国,汉奸也亡不了中国,因为中国绝对不向你们屈膝,而中国人也绝不相信汉奸!你们须及早的觉悟,把疯狂就叫作疯狂,把错误就叫作错误,不要再把疯狂与错误叫作真理!”
可是,他在操场转了好几个圈子,把想好了的话都又咽回去。他觉得假若一个学者还疯狂到那个程度,别的没有什么知识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说服了一个山木,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还不见得就能说服了他呢。
要想解决中日的问题,他看清楚,只有中国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们什么时候把“主人”打倒,他才会省悟,才会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说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对日本人,枪弹是最好的宣传品!
想到这里,他慢慢的走出校门。一路上,他还没停止住思索。他想:说服山木或者还是小事,更要紧的倒是怎样防止学生们不上日本教官的,与伪报纸的宣传的当。怎样才不教学生们上当呢?在讲堂上,他没法公开的对学生谈什么,他怀疑学生和教师里边会没有日本的侦探。况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开河的忽然的说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来提醒学生们。同时,假若他还是按照平常一样,除了教课,什么闲话也不说,他岂不是只为那点薪水而来上课,在拿钱之外,什么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没有了吗?他不能那么办,那太没有人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