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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扬古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很合大清圣祖的心意，康熙哥照例问询了下诸臣的意见，却见后排的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奏道：“陛下，臣以为，费扬古将军后面两策虽能使绿营士卒专注军事，却仍有不足之处。”
哎呦，又是个老四相中的。你一个吏部的官，也懂军事？
康熙抬了抬下巴，示意张廷玉继续说下去。
“绿营战兵月支银一两五钱，支米三斗，全部换成粮食不过一石七八。以五口之家计，仅可饱食。”
一石八换算成现代斤两有两百大几十斤，古人油水少，饭量大，成年男子一日需食近两斤，如需会操，食量还会大增。
妇孺儿童以一半计，一家五口一天约莫需要六斤粮食，算下来一月不过一百八十斤，似乎还挺宽裕。
但一家的开销可不仅仅是食物，吃盐得花钱，扯布得花钱，各类用具也得花钱，生病抓药更是个无底洞，就算指望婆娘种桑织布贴补家用，买个织布机也得花钱。
所以即便是战兵，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紧巴，守兵就更不用说了。
要是家里人口多些，指望那点死工资，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
张廷玉先阐述了下绿营兵的困难，又开始从历史角度分析原因：“大清立国之初，天下动荡，民不能专事生产，致使土地荒废，粮产锐减。当是时也，一两银子也换不得一石粮。”
可不是嘛，四处动乱，谁安心播种啊，种子撒下去了来年还不知道便宜谁了呢。
粮食少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那会绿营兵待遇比现在可要差不少。国家财政紧张，发不出饷银来，只能向前朝学习，拖欠工资了事。
好在大清国比明政府更舍得撕下脸皮，可以放任投降过来的原大明军现绿营兵给各地士绅百姓送温暖。
明国就做不到这一点，丘八们只敢对那些穷鬼下手，面对真正身家丰厚的士绅藩王们反倒是怯了场。
没办法，大明国是这些人的大明国，一帮子打手，怎么敢对主人龇牙。
也就是投了大顺、降了大清才能肆无忌惮地把这些朱门一并收拾了。
这种方法效果绝佳，被抢劫的物资喂饱的绿营兵战力比当年为大明效力的时候强多了，一路带着八旗太君横扫中国。
“及至陛下登基，天下硝烟渐熄，民生得以安定，荒田复垦，生产秩序恢复，粮食价格日渐走低，一两银子甚至可买两石米面。如此，绿营士卒自可专心军旅，不必再寻其他出路。”
三藩之乱，清廷依靠十多年休养生息攒下来的国力，硬是靠体量耗死了一度气焰嚣张的吴三桂所部。
“但是数十年安定，人口滋生，至今已过万万之数，尤其北地亩产远不及南方，丁齿繁衍之下，压力更甚。是以粮价较之从前，走高了不少。营兵生计略显艰难。”
张廷玉开始强调客观困难：“微臣这些日子闲暇下来也时常去了解些军旅之事，这些绿营兵丁为生计所困，多食番薯之类的便宜作物。但番薯虽贱，却不宜当主食，易胀气、反胃，且长期食用，身体亏虚。若要练出精锐，还需精米饱食，辅以少许肉类方可。”
番薯土豆之类的新作物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远没有后世那般受欢迎。
本身尚不适应东亚的环境，亩产就那回事，农人们也不怎么熟悉种植方式。
到清代，红薯经过一两百年的育种后，逐渐适应了中国的气候，产量虽然比不上后世科技与狠活鞭策下夸张的大几千斤，但比之小麦之类的主要农作物还是要强多了。
哪怕算上失水率，红薯的亩产也不是小麦、高粱能比的。
但这么高产的农作物，直到清末，种植面积也不过百分之三四，是清代农民傻吗？当然不可能。
实在是这东西真的无法替代主食。
营养单一，吃多了还容易害病，也就是灾年的时候拿来救命，平日里谁天天指着这个当饭吃。
康熙晚年过亿人口其实倒还好，人均粮食还比较可观。
等到了十全老人二亿三亿之时，人口压力大增之下，百姓们被迫去开垦以前看不上的劣质土地。
盐碱地、沙地、深山老林的小块空地，或者干脆围湖造田，能利用上的都被勤勤恳恳的农民们开发出来。
产量低点就低点，危险点就危险点，总比饿死强。
尽管如此，一年辛苦下来，还是食不果腹。
吃粮的嘴巴多了，余粮自然就少了，价格上涨也就是应有之理了。
而国家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丘八们的饷银还是那么点，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私自出工行商或是兼职各项杂务，皆可赚些银钱，贴补家用。若是强行断了这两条生计，仅以饷银为依，只怕家口众多之户，连饱食亦不可得，又如何有力气操练战阵？还请陛下明察。”说到最后，张廷玉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