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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个儿，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鲍克先生说。
三位列车员和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早已被打发走了。
鲍克先生绝望地挥挥手。
“这一切叫人摸不透，没一点儿叫人摸得透！雷切特提到的仇敌，到头来竟还在车上？可现在在哪里？他怎么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我的头给搅得发晕了。朋友，求你说些什么吧。说说，不可能的事又怎么会变得可能呢？”
“说得好。”波洛说，“不可能的事原不会发生，因而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发生的事必然是可能的。”
“快给我说个明白，昨晚到底发生的是件甚么样的案子？”
“先生，我不是魔术师，跟你们一样，我也迷惑不解。这案子进展异乎寻常。”
“毫无进展，原封未动。”
波洛摇摇头。
“不，这不是事实。案子颇有进展。我们了解到一些事实，我们听了旅客的证词。”
“这些证词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朋友，我可不这知说。”
“也许，我夸大了些。那美国人，哈特曼，还有德国女佣人──是的，他们是提供了些线索。可以说，正是他们使得整个案子比原来更费解了。”
“不，不，不。”波洛平静地说。
鲍克先生反唇相讥。
“好吧，我们就来听听聪明的赫卡尔·波洛的高见。”
“我不是说过吗，跟你们一样，我也是迷惑不解。但至少，我们可以着手解决难题了。我们可以按次序有条理地把现有的事实整理出来。”
“先生，请往下说。”康斯坦丁大夫说。
波洛清了清嗓子，一面把一张吸水纸弄平。
“让我们先根据案情的发展，来回顾一下这个案子。首先，就有这么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雷切特，或者凯赛梯，被人刺了十二刀，死于昨晚。这是其一。”
“算你说得对，算你说得对。先生。”鲍克先生嘲弄地挥挥手，说道。
波洛听了根本没有被窘住，仍然心平气和地接着说：“康斯坦丁大夫和我一起曾讨论过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此刻，暂且不提。留待以后再说。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依我之见，便是作案时间。”
“人人皆知，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鲍克先生说。“案子发生在凌晨一点一刻。
所有的事实都可证明这一点。”
“绝非所有的事实，你又夸大了。当然，有那么一些事实可证明这一论点。”
“我很高兴，至少你肯承认这一点。”
波洛不为他的插话所干扰，仍然坦然地说下去：
“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正如你所说的，作案时间是一点一刻。德国女佣人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的话可以作证，也符合康斯坦丁大夫提供的证据。
“第二，作案时间可能迟些，表是有意制造的伪证。
“第三，作案时间可能更早，表是伪证，理由同上。
“现在，如果我们接受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它存在的可能性最大，证据最足）我们必然要碰到另一些随之而产生的疑问：首先，如果案子发生在一点一刻，而凶手不能逃离火车，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他在哪儿？他是谁？
“让我们先来仔细研究一下证词。我们首先是听说有这么一个男子──小个子黑脸膛，说放象女人。这是哈特曼说的。他说，这是雷切特告诉他的，雷切特雇他提防这个人。可是没有证据──我们只有哈特曼的几句话而已。深入地想一想，就不禁要问：哈特曼这个人，他那纽约侦探办事处的身份是不是伪造的呢？
“回想起来，真有趣，在办这个案子过程中，我们竟缺少足够的通讯工具，以保持与警方联系。因此，就谈不上彻底调查这些人。我们只能凭推理。在我看来，这使得案子越发显得饶有趣味，没有审判程序，而只凭智力。我问过自己：‘哈特曼的自我介绍可以接受吗？’我的结论是肯定的。我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可接受哈特曼的自我介绍。”
“你相信直觉──美国人称之为预感的吧？”康斯坦丁大夫说。
“不相信，我所注意的是可能性。哈特曼如果持假护照外出旅行，他即刻就成为怀疑对象。警察一到场，第一件事就是拘留哈特曼，与纽约通叫查问他的身份是否属实。如果这起案件要涉及许多旅客，要彻底查清真相是相当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连试也不会去试呢，尤其是这些人看来没有谁值得怀疑的情况下。不过，哈特曼的情况就简单多了，不论他声称的身份是否属实。所以，我说，一切都会证明是合理的。”
“你不怀疑他啦？”
“没有的事，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据我所知，任何美国侦探都可能有各自的理由，希望杀死雷切特。不，我说的是，我想，我们可以接受哈特曼的自我介绍。那么，他所说的雷切特挑选他并雇用他的故事未必不是实话，虽说不那么肯定，但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是真话，我们就必须调查清楚，是否确有证据。强果，我们在一个很不可靠的地方──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的证词中找到佐证。她所说的亲眼目睹穿列车员制服的人的特征完全相符。那末，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两人说的话呢？那就哈伯德太太捡到的那颗钮扣了。此外，还有另一确证，你们也许没有注意到。”
“什么确证？”
“那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克昆两人先后都已提到，列车员经过他们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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