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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二十一,”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二十二,”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两次要范筑先率部南撤,范向全国发出如此通电。他的次子范树民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二十三,”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二十四,”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1936年10月,蒙古分裂分子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召集所部进行军事部署。傅作义通告全军:”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表示了上述抗日决心。后指挥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千余人,俘敌200余人,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二十五,”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二十六,”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二十七,”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二十八,”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二十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
三十,”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
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三十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时任回民支队司令)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人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上面的话。
三十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拉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其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上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