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集权皇帝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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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之说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五行学说。五行之说在中国起源很早，大致是说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世界万物的组成元素。春秋时期，五行之间又产生了相生相克的思想。邹衍将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中，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该说认为“五德”支配着历史的变化，这就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历代帝王的更替与五行相应和。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立即有人对他说，黄帝在五行中属土德，夏朝属木德，商朝属金德，周朝属火德，现在秦朝取代周朝属水德。当年秦文公打猎，曾得到一条黑龙，它就是水德王朝的吉祥物。秦始皇欣然认同了这一说法。
在五行盛行的中国古代，金、木、水、火、土与白、青、黑、赤、黄五色相配，西方为白，东方为青，南方为赤，北方为黑，中央为黄。
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和四方相配，西方为金，东方为木，南方为火，北方为水，中央为土。此外，还与四季相配，金配秋，木配春，水配冬，火配夏；土配长夏（夏末）。
“水”在五行学说中属阴，方位为北，季节为冬季，色彩为黑色，数字为六，音律为羽。因为和五行中“水”相配的季节是冬季，所以秦朝以冬季的第一个月十月为正月。因为尚黑，所以黑色成为秦朝的象征，“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百姓也因此被称为“黔首”。尺度以“六”为数，所以，很多东西都以“六”为限，或是“六”的倍数。另外，还把黄河改称为“德水”（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日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五德终始”说论证了秦朝代替周朝符合天命。属火德的周朝被属水德的秦朝取代，这是天运。
任何继承都是一种改造的继承。秦始皇在利用“五德终始”说论证秦朝合法性的时候，还对“五德终始”说做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改造。“五德”是相互循环的，如果承认“五德”相生相克，大秦帝国最终也会被下一个德运王朝所代替。但是，秦始皇希望江山千秋万世永远姓赢，因此，他一再鼓吹大秦帝国从他开始称“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是不允许以下议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大秦帝国将万世不变，所以，他要抽掉“五德终始”说中关于循环相生的理论，以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五德终始”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既为新王朝论证合法性，又为下一个王朝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因此，秦始皇要把“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为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只为大秦帝国取代周朝服务而不为下一个王朝取代大秦帝国服务的理论。
制造神秘是一切封建帝王强化统治的手段之一。秦始皇在大力提倡“五德终始”说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数以六为纪”。所谓的“数以六为纪”绝对不是今人所说的“六六大顺”。
那么，秦始皇的“数以六为纪”有什么含义呢？
五行与阴阳、八卦是相辅相成的。在五行中，火为阳，水为阴；在八卦里，有阳卦和阴卦之分。乾卦（□）是阳卦，坤卦（□）是阴卦，它们是六十四卦中最典型的两个卦象。
乾卦由三画“□”组成，历来有“乾三连”之说。阴卦最典型的是成两组六画“一”排列而成的坤卦，历来有“坤六断”之说（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水属阴，坤为阴，水德必以“六”为数。所以，在秦代，“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六寸、六尺、六马都以“六”为数，甚至秦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六乘以六）时，也是以“六”为倍数。
这些事例说明白后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然而，秦始皇在大讲以“六”为纪的同时，却又不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如此，他有意要制造一种神秘色彩。
三讲传国玺。
传国玺是“奉天承运”的具体体现。在上部《秦赵之争》中，秦昭襄王对赵惠文玉得到的和氏璧垂涎兰尺，企图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空手套白狼，骗取赵国的和氏璧，但是最后失败了。不过，后来秦国灭掉了赵国，也如愿以偿夺得和氏璧。赢政得到和氏璧之后，命令李斯在上面书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八个字能表明赢政得到天下是“受命于天”，而且还得顺承传之万世的天意。还有一说，秦始皇的传国玺是用蓝田玉刻成的。
“德运”听起来总是那么玄玄乎乎，让人感到神秘，而传国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因此，传国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德运”的一种物化形态。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宋代，开国皇帝一直都把手握传国玺看做是天命所归的象征。朱元璋称帝后，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玺，一直以为大憾。
四讲封禅。
封禅是帝王进行的最盛大的天地祭典。“封”是在泰山山顶筑坛祭天，“禅”指的是在山南梁父山辟基祭地。“封’与禅”一先一后，先祭天，接着祭地，所以，“封”“禅”合称。
封禅是表明“奉天承运’的大典。易姓而王”的君王，一定要通过“封泰山禅梁父”的仪式，向天帝报告成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封禅书》，张守节《史记正义》引）。
封禅是在西周出现的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大典。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把封禅与受命于天相互联系，使封禅成为“奉天承运”的一种文化象征。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也就是兼并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泰山下，商议封禅典礼，以表明自己当上皇帝是受命于天、名正言顺的。儒生们的议论各不相同，难于施行。
于是秦始皇黜退所有的儒生，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禅礼于梁父山。
秦始皇举行封禅大典，固然有庆祝成功之意。但是，通过封禅进一步论定大秦帝国的合法性，仍然是赢政心中第一位的大事。这近乎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表示皇帝受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并答谢天的佑护之功；当然更要向上天汇报自己的显赫政绩。
秦始皇无论是称皇帝还是神化自己，其目_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政治上实现高度统一，不允许诸侯纷争的局面再次在自己建立的大一统的大秦帝国内出现。所以秦始皇首创了皇帝制度，他用“五德终始”说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保障了整个王朝思想舆论上的统一。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加强对地方和官员的控制方面，秦始皇也是煞费心机，想尽办法。那么，秦始皇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常常有巨大的惯性。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这一年（前221），丞相王绾等大臣认为，六国刚刚被灭，燕、齐、楚等国地处偏远，如果不封王镇守，很难统治。所以，建议立诸皇子为王，镇守偏远之地。这一建议实质上是希望秦始皇能封皇子为诸侯王。
秦始皇把这个建议交付廷议。所谓廷议，即大臣们的朝议。朝堂之上的意见几乎是呈一边倒地支持丞相王绾“分封诸子”的建议，只有廷尉李斯一人反对。
李斯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当年分封的诸子、兄弟、亲戚极多，可是到了后代，当年的亲戚关系越来越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人。而周天子也管不了诸侯之间的战争。如今天下靠大王的神灵获得统一，划分为郡县，皇子功臣们也有赋税重赏。如果维持这样的局面，天下非常容易控制，并且能得到安宁。如果设置诸侯，很有可能会重蹈周朝的覆辙。
秦始皇说，秦统一天下之前，天下百姓无不苦于连年战争，原因就是那些诸侯王相互争斗。现在朕仰仗祖宗神灵，刚刚安定了天下，如果再立诸侯，这等于又要挑起战争。天下百姓岂不是难以得到安宁？廷尉说得对。
秦始皇坚定地支持李斯的主张，没有采用分封制，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了郡县制。
中国的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的晋国。《战国策·楚策一》曾经记述了赵简子的一段话：“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从这一史料来看，早期的郡，级别低于县。战国时期，郡主要设在边地重镇，战国七雄都设立了郡县。比如魏文侯时期，吴起任西河郡太守，后来吴起受到魏武侯的猜忌，离开魏国来到楚国，曾在楚国任边郡太守一年，然后才被任命为令尹，施行变法。所以，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的独创。早在商鞅变法之时，秦国就合并了一些边邑组建为县。
郡县之制虽然非秦始皇首创，但秦始皇却第一个把这一制度推向了全国，而且执行得很坚决。郡县制和秦始皇的个人集权思想不谋而合。公元前221年，秦朝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据说以后又增为四十郡、四十六郡。
郡的长官称为“守”，县的长官称为“令”，均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县制使天下形成了“中央——郡——县”一整套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实行集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设立郡县制的理由之一是避免战争。基于血缘关系而分封的诸皇子，到了后代，很有可能会因为血缘关系的疏远而相互发动战争。实行郡县制之后，县令、郡守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因此，不存在为了土地、权力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郡县制有效地使君主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郡县制是皇帝制度的政治基础。避免分裂只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郡县制与皇帝制度最相适应。秦始皇要实行的是皇帝一人的独裁统治，如果实行了封建制，皇帝的权力就会受到封君的制约并会因此削弱，而郡县制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帝一人的绝对权力——天下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天子，所以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实行独裁政治。
制度效力的发挥需要上下配合。在秦始皇采用郡县制的同时，中央政府实行了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与太尉，“九卿”指奉常、宗正、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少府、治粟内史。上下两种制度被秦始皇绝妙地运用自如，这极大地保证了皇帝的集权统治。
秦始皇神化、圣化自己，采取各种方法为自己大造声势，目的都是为了给大秦帝国的合法性寻找依据，为自己的武力强夺找到借口，并为自己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秦始皇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之后，他还会将哪些宏图伟略付诸实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