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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谒项城为第三度。见袁后即告曰:“段以兹事体大,决俟病体稍愈,躬亲请谒,面呈一切。”又故意加重语气,重说曰:“亲来密商,比较方便。觉其病状已好转,大约最短期内即可应命前来。”项城听到最短期内可以会晤,立刻变为喜悦。我正想乘机告退,但项城准备发言了。他一发问,问题便多。我暗中在咎又铮:凡所作计,总带几分冒险性质。正在冥想,见项城检交冯华甫亲笔函曰,汝试一阅,必觉其真有进步。我读后,记函中警句云:“京以外事,倘有所命,决不敢辞。惟京内事,则极望菊人、芝泉诸兄能切实秉命而行,不要为其左右所误。……”此一语明明系指合肥之信任又铮,最中项城之忌。我不待项城发言,即批评该函云:“无论东海、河间、合肥,皆属国家柱石,似应同心协力,三位一体。……如相互猜忌,则恐祸起萧墙,非国家之福。”项城云:“可为我将华甫此意,转告芝泉。”旋又急曰:“且慢,又铮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芝泉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亦可为我转加勉励,并可将去此函共阅。”
余自公府辞出后,即见合肥,告以已代为权允病愈后往谒面谈。并递上河间致项城手函。合肥看罢,即掷之于地曰:“冯华甫本来是狗,现在看来,简直连狗不如!”
我说既已权允病愈往见,则不能称病到底,事先应有准备才好。合肥曰:“又铮来过,亦为此事担心,汝可找又铮共商。”
我找到又铮,出示冯函,又铮曰:“我们还是抓定自己的原则,即第一:不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均反对帝制到底。第二:欲项城中途取消称帝野心,据张季老相告,已完全失望。所以合肥还是始终称病不见为上。”我反驳曰:“不见固佳,但不能称病到底。”又铮思之有顷,忽拍案叫曰:“得矣,我可派人扬言于梁燕孙、杨晳子辈:‘只要合肥愿见项城,项城可答允合肥一切要求,所谓要求,包括人事调整’云云。彼辈一闻此言,恐被指名调整,必多方设法以缓项城与合肥之见面,则吾人可从容坐视其变。”
余每暗服徐之勇迈而兼有雅量。因一再相约曰:“一切如君所论,但请从速进行。”
果然,此后多日,项城不再召我,又铮之谋告成矣。
忽一夕梁燕孙过访……曰:“顷间项城相告,谓据足下转陈,合肥已允病愈往谒。果能如此,何事不可商量。第一,冯华甫即不敢再如目前之作壁上观,而将一切责任推诸合肥身上。第二,东南西南各省督使,对我方必立刻改变观念,而有所顾虑,以共寻求缓冲之道。则项城做不做皇帝,均得有时间从长计议。……”我答曰:“合肥已决定病愈往谒,但项城左右,恐非每个人都如阁下想法。……合肥个性,阁下所知,决不可供群小玩弄。”梁氏云:“足下之言是也,容将此意往陈项城,得其了解,再来就商。”
梁去后,余即往告又铮,徐曰:“有我徐某在,决不令此獠猖獗祸国也。”
我问曰:“君谓南皮项城,是半豪杰,作何解?”徐曰:“南皮一生,以骂人起家。项城一生,以骗人起家。非豪杰不敢以骂人,非豪杰不足以骗人。然真豪杰,则既不骂人,更不骗人。今南皮与项城一骂人,一骗人,吾故曰半豪杰也。豪杰而曰半者,其他一半,属屠沽故也。”徐氏述毕,关于梁燕孙与我晤谈之应付,又铮毅然曰:“我料梁氏旨在窥探吾人意向,暂时决不会怂恿项城召见阁下。因我所做工夫重点,即在投彼辈所好,可使项城一时更不图见合肥,请君高枕看我好谋。”我深信又铮之能,遂亦置之。
项城欲与合肥见面,终因又铮窥破项城左右意图,略施拖延小计。不久蔡松坡云南起义,项城亦势成骑虎,不能登其大宝。
某夕,又铮过访,谓项城又有请合肥复出相维之意,幸为其左右所阻。继又曰:“只要我们能消极到底,军事方面,久持必生变,虽倒河倾海,亦无能为力。”河海云者,指河间与东海也。又铮只坚持此一策略,以成合肥再造共和之局,合肥亦能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
又铮最重视者,为项城将来如何收场,合肥又如何出而善后,我们为其左右者之如何预筹也。又铮之中心主张,为佛头上着不得一点粪。无论项城以何种名义授合肥,纵使实际上授以全部军权,亦不能接受。一接受,则头上着粪,永远难洗。反之,纵使空虚到委蛇伴食,予以间曹,也当拒绝。不拒绝,头上又着到粪了。故吾人不能轻易授人以口实。则项城之败,敌人不一定能收全功,而我们则操胜算之一半。后来事实演变,一如其所料。虽以东海之善于操纵,河间之亟思染指,而北洋军权,始终控制于合肥手上者,胥又铮此一坚决主张,为奠定其基。
当袁氏取消帝制,手令东海,请合肥同筹善后,一切请合肥处理,惟不能再用徐树铮。合肥一听此言,大怒曰:“事到如今,尚一点不放松。我宁不干,我又如何能干!”
曾氏又云:“大徐最怕小徐,但有时亦爱小徐,且想利用小徐,而小徐终其身,只接受其怕,不接受其爱,更谈不到利用。而合肥则不然,能使小徐终其身不见其爱,只见其信任。不见其怕,更不见其利用。信任矣,爱何加焉。利用矣,怕必随之。然则大徐之智出合肥下矣。”
黎元洪就职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是段的第三次组阁。段组阁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也是坚决不同意的,段把这意思请张国淦向黎去讲,袁死前段亦是请张国淦向袁要求派徐为秘书长而被拒。张知道黎也不会同意,可是又不能不讲,才向黎一提,黎就沉下脸来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不好把这话对段讲,就去请教徐世昌,徐怕黎、段两人因此闹僵,乃亲自去见黎说:“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徐世昌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势,段有没有徐树铮都是一样,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黎元洪。
当黎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规定国务院秘书长来见总统陈事时,须先知会总统府秘书长一同入见。这个规定也是令人不解的,原来黎做总统后,段从不以总理身份去见总统,而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前往。徐树铮见黎时也并不尊敬,黎有时问起某一件公务时,他总是这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总统不必多问。”
小徐有才气但任性,段能倚信小徐,实在很难得,可是小徐的缺点是跋扈,很难与人共事,像张国淦这样能够忍让的人,亦无法和小徐相处,竟于8月1日辞职,由丁世峄继任。丁鉴于张的失败,所以采取不让步态度对小徐,并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自由行使其职权。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前须将议事日程陈报,会议后须将议事纪录呈阅。”
黎自丁世峄入幕后,声势一振,其左右如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等,亦附和丁的建议。段一怒而请假不视事,赖徐世昌等调和,段才稍稍让步,于8月26日手谕徐树铮:“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赉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异。”又呈报黎:“逐日文件,均由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对有关府院权限问题,亦议定折中办法,即:
(一)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事后送呈议事纪录;
(二)国务会议散会后,推国务员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
(三)每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
(四)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案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阁员说明其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
(五)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府院职权因此明确划分。
徐树铮不只和总统府秘书长对立,在国务会议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在第一次阁议中,内务总长孙洪伊就和徐树铮吵了起来。照法理讲,国务院秘书长只能列席内阁会议,并无发言权。那次阁议中,讨论到广东李烈钧和龙济光的纠纷,徐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主张去电和解,其他阁员皆赞成孙的主张,不过为了段的面子,没有制止小徐发言,小徐竟于阁议后,将会剿李烈钧的电报拍发,待四省复电国务院,阁员们才知其事,孙洪伊遂在阁议席上指责小徐,小徐也反唇相讥,两人几乎拍桌吵闹,而段却有左袒小徐的意思。
总统和国务院职权划分后,国务院大权几乎全集中于徐树铮之手,不止孙洪伊不满,其他阁员也不满意,不久发生了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和查办福建省长胡瑞森案,遂使内阁的火药气氛接近爆炸。这两案都是徐树铮擅行决定,得段同意办理,既未经阁议审查,又没有主管内务总长副署,徐即以国务院名义径行咨复国会。孙洪伊认为小徐眼中完全没有内务总长,段也不尊重自己,乃当面质问段:凡与各省民政长及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无权过问?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无言回答,只说了一句:“又铮荒唐。”吩咐把胡瑞森一案的咨文追回,可是国会已经印发了出去,无法追回,孙乃于8月30日愤而辞职。段一面派许世英致意慰留,一面调整内阁办事程序五点:(一)凡答复议会之质问书,须由主管部起草;(二)颁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三)院令须经国务会议通过;(四)阁议通过者,秘书不得擅改;(五)各项法令非经总理及主管部总长副署,不得发出。黎闻知此事,乃于10月1日召见孙,面予恳留。
不久,孙以裁汰内务部员司,为被汰人员祝书元等28人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控诉于平政院,平政院决定受理,限孙五日内提出答复。孙认为平政院是袁所设,其本身地位有问题,因而置之不理。10月7日平政院认为内务部非法,任免令一律取消,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孙则力斥平政院非法设立,不在民元《约法》内。双方争执甚为激烈,孙认为这是徐树铮幕后策划出来的。
孙和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同为国会中的韬园系,这一系在国会中颇有力量,所以孙亦有恃无恐,与丁联合对抗小徐。丁对小徐处处防范抵制,不似张国淦那么随和,因此遂使当时政治空气紧张。
10月18日,徐树铮忽然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请黎盖印,黎为之骇然,坚决不肯盖印。此后,徐一连到公府催促四次,最后一次公然很不礼貌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出席国务会议!”此时,黎一肚子的火大喝一声:“你说的是一句什么话!”徐冷冷地回答说:“这是总理说的。”
这次政潮的范围非常之广。国会议员王玉树等提出对政府的质问案,认为要罢免一个总长,应该由国会提出弹劾,而不能准许国务总理独断独行。孙洪伊本人则认为“国务员对总统应负连带责任,内阁可以总辞,不能单独免一个阁员的职”。
10月24日,很少到公府来的段忽然来到了公府,亲自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然拒绝。段乃气势汹汹地说:“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黎被他这一将军抵挡不住,便又无可奈何地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但是孙洪伊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10月27日,黎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同到公府来商量这个问题。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表示不愿出洋。
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还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徐看见问题闹大了,不免情虚胆怯,便表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段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气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可是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始终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来。于是黎的策士主张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他们认为,段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因此以徐代段不会引起严重后果。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策士们的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10月下旬到11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异常混乱,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最后,他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11月16日到北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见黎。17日,黎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取得一些安慰,但是他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黎十分扫兴地回到公府来。府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认为:“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黎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另外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晋京,然后下令免段的职,黎也不以为然。那些策士不满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因此,他们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发电为之捧场。可是冯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同时冯自己正因为当选副总统,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想找一个机会应酬段一下,因此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这样,就使黎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上台多了一层顾虑。
17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感情。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而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20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22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的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一面盖了印,一面又觉得忐忑不宁,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24日,段向公府提出三点质问:一、现在府方一切措施,是否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完全相符?二、府方经常延搁国务院的呈阅公文,倘有贻误,其责任应当谁属?三、经国务会议通过应当发布的命令,府方经常拒绝盖印,能否说明其理由?
孙洪伊仍然退回到国会,仍然不断利用国会党团的力量打击段。6年1月14日,步军统领江朝宗忽然派兵到羊肉胡同孙宅进行搜查,据说孙宅藏有“危险分子”八人,孙洪伊有“阴蓄死士进行暗杀”的嫌疑。这样,孙便只得逃往南京托庇冯国璋。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已因黎之软化而告解决,但是段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该去职。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忽然张勋来一个痛斥丁世峄的电报,因此黎只好同意段的要求,2月25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世峄辞秘书长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第104章 浙江的变动
浙江是在段祺瑞主政时期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的。
由于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5年12月段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吕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有信心。曲、吕会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于是浙江的警政变成了不伦不类,有警务处,又有警察厅,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就像一座火山,有随时爆发的可能。5年12月26日,新任浙江省会警察厅长傅其永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有彪形大汉多人拥入警察厅,一言不发就把傅其永抓出大门外,就在警察厅门前把傅不问青红皂白,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