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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袁解散国民党

民国2年11月4日,袁遂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438人。

为解散国民党,前后共发了三道命令。

当袁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前,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听到袁已决心这么做了,乃匆匆忙忙地跑到总统府,希望袁顾全大局,勿走向不可收拾的路上。他到总统府门口,侍卫阻挡他入内,告诉他说:“总统正在讨论要紧的公事,请总长(梁是司法部总长)明天来吧!”梁发急说:“我正是有要紧的公事要和总统商量,我在这里等一会吧!”梁等了好大半天,侍卫才向他说:“总统有请。”梁见到袁后,说了一大篇道理,劝袁勿下命令解散国民党,袁微笑而有耐心地听他陈说,最后,袁淡淡地说:“晚了!命令已经发出了!”

就在命令发布的同时,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动了300多人包围外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了参众两院,甚至半夜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缴获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300多件。

国民党遭遇到严重而非法的迫害,进步党虽然反对国民党,可是,兔死狐悲,也很寒心。梁启超既然向袁当面要求没有结果,他乃做第二步努力,就是在国务院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激烈的反对。他认为袁的解散国民党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全体辞职,以表示对袁的抗议。他的这个提议,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坐在主席位子上的熊希龄也是面部毫无表情,不置可否,因此这个提议只好不了了之。

进步党的另一个领袖,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对解散国民党也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于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认为更是罪大恶极。他表示:议员资格应由国会本身来解决,总统出动军警来干涉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议员有附乱嫌疑,则应提出确实证据,请国会依法处理。因此,他对议院秘书处下达指示,以后议会开会的通知书,仍照以前一样投送,不管他是任何党派的议员。同时,他还跑到总统府向袁直接交涉,请发还“未附乱”议员的证书和徽章,以免国会流会。据说袁总统对这位汤议长很不客气,只是冷冷地向他瞟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汤化龙只落得个下不了台。进步党最后做更大的努力,他们请名义上是进步党领袖的黎元洪打电报给袁,希求挽救这个破裂的局势,可是袁也一样不理不睬。

11月14日袁的第三道解散国民党命令中,勒令所有已追缴证书和徽章的议员们,如果要离开北京,需要觅五人以上的连环保,担保离京后不做任何反对袁政府的言论和行动。

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于12月3日,质问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兹节抄如下:

……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之命令,并以暴力禁阻议员到院,其数多至四百余人。令下之日,举国惶骇,人心骚动。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至今一月,不得开会,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大总统令出府中,用意或别有在,而法有明文,国务员辅弼总统,列名副署,其于此令不能不负责任。兹仅依约法第十九条第九款、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依议院法第四十条,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下面是“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自不能从同。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议,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查议员中有早已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国务院在民国2年12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第58章 黎元洪北上入瓮

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时,袁本有一个企图,是借军事理由,派段芝贵率兵入鄂,这是“假途灭虢”的故技。可是黎这时一面倒向袁,袁无法借口,因此在国民党兵败后,袁便不止一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黎则推三阻四,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黎知道袁决不敢对湖北用兵,因为这样做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所以他敢向袁打太极拳。

袁终于忍耐不了黎的推拖,他认为事机已经成熟,非解决湖北问题不可,于是在民国2年12月8日,借词要公待商,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段祺瑞也是8日这天到达汉口。黎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简单的。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黎知道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乃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12月9日当面催促黎动身,黎只得仓促就道。当他一上了火车,袁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是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因为黎在湖北已有基础,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高,又是袁系中第一号人物,用段接替黎显得既郑重又严重,自国民党失败后,袁对黎已经不计较投鼠忌器,也不怕把黎逼上梁山,因为黎已经无山可上了。

12月10日,黎正在北上途中,北京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14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民国伟人孙中山先生。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1万元,办公费2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3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儿抄录几则有关的电报——

2年12月9日黎元洪上袁世凯电二则:

黎上袁并致各机关电:

元洪忝厕戎行,材薄任重,属沧海横流之会,当中原板荡之秋。溯自阳夏媾和,及平赣宁肇变,荆山欲崩,汉水几沸。幸赖我大总统当机斡运,先事绸缪,奠民国于无疆,投元凶于有昊。元洪得依余荫,幸保虚声,未尝不啜茗怀波,茹禾念露,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颜色未亲,而神魂久向。只以周旋鞭弭,鞅掌军书,亲从汜水之师,致后涂山之会,盲骑莫适,瞽笑为劳,天命更新,楚氛幸靖。风前退鹢,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谨于本月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

元洪业经起行,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请大总统派员代理外,应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谨俟后命。

黎致段祺瑞电:

元洪自鄂频行,过劳远送,至感厚意。兹于本日早七点钟到京,即入觐大总统。面谕代理一节,已有命令暂兼等因。自维治鄂两年,深愧无状,得公替我,知免愆尤,闻命之余,敢为全鄂军民额手称庆!特电驰贺,兼致谢忱,即维垂察。元洪现住小蓬莱,并以奉闻。

段复黎电:

在鄂奉教,优礼逾恒,极感盛意。接读真电,敬谂旌旆莅都,至为庆慰。过承奖借,愧弗克当。瑞以菲材,随公之后,虽暂承乏,敢不兢兢勉守成规,冀免陨越,尚乞随时箴诫,是所盼祷。

黎致鄂省各机关人员电:

本副总统因公入京,于本月初九日自鄂起程,十一日早抵京。追维在鄂两年,同舟共济,诸赖匡襄。此次行期匆促,不及言辞,深怀歉仄。现在鄂都督事已奉大总统令任命段总长兼领。段总长威信素著,忧国为怀,必能造福地方,维持秩序。尚赖诸君子各尽职务,相与有成,本副总统有厚望焉。贱躯安好,知念并闻。

黎上袁书:

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推选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力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蒙大总统俯仍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圮,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才,权撑圮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弛废。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胎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海,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憯莫惩嗟。前者赣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尚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勿纳,忠告罔闻,哀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借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抛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者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际四海困穷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倘仍恃宠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曝诸无稽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属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居待命,无任屏营。谨呈等因。

袁复黎书:

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这两封信,全是言不由衷,假得可笑。辞卸湖北都督的黎被安置在瀛台下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黎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据说两家讨论婚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因为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黎,袁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中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挑一个,黎征求太太意见。黎太太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黎太太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这时已是身在秦庭,事事不能不迁就,因此又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说好婚姻,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首饰数件。这幕婚姻是十足的政治联姻。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备受虐待,气成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是个悲剧下场。

黎初抵北京时,袁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有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似已做到彻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权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因为他是袁身边重要的帮手,所以不能长期放在外面,袁对湖北人事安排,本预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在黎已入京,又已辞职。所以3年2月1日仍调段祺瑞回北京复任陆军总长,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他的任务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当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见时,他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他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至于辛亥革命,黎只是从床下面拉出来顶名字的,谈革命功勋也是假得很;如今则已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黎段之间这段关系注定了日后的许多纠纷。

黎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做肯定的答复。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实际上参谋总长工作则是由次长陈宧代行拆。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3年1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特抄录如下: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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