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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我哼唧着，低着头从人群中刚腾出的过道中挤过，我身后的康丫在向不辣索要针线。
“有针线的没？”
不辣拔给他一根头发。
我和康丫进入了我们的地盘，一个比较开阔的天井，在这陋巷中它算一片不小的甚至是最大的空地，在这里扎堆和展览伤口的人远不如外边的人多，因为无所事事和愤怒都要求起码的观众。这里孤魂野鬼般游荡的人大部分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有关系的只是聚集在一堆废材和垃圾旁边的郝兽医、豆饼、要麻、蛇屁股几个，我和康丫本该是径直走向他们，但天井进口的迷龙则是我和康丫这两名尉官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存在。
白山黑水之人迷龙，上等兵，他有一张竹躺椅，顺便守候着他身后的仓库和一个“童叟无欺，概不赊欠”的牌子。他正和他的亲信羊蛋子在躺椅边的一张小凳上掷骰赌博。赌注很好笑，谁输了谁就被对方在屁股上踢一记。迷龙占尽便宜，十有七八是他赢，而羊蛋子就算输了也只敢轻轻来一下，迷龙则不怎么喜欢节省自己的力气。从外表无法看出迷龙只是个上等兵，因为这货穿了件并不合体的校官服，为图凉快又撕去了袖子，下身是条轻纱纺绸裤子，加上裸露的虬结的肌肉，看起来像个刚干了一大票的土匪暴发户。他赢舒服了就给自己扇两扇子，顺便吃一片羊蛋子早给他切好的西瓜。少尉李乌拉在旁边怯怯地欲言，但总被迷龙例无虚发的向后一肘子捅回。
对同样身为军官的我来说，这场面叫人气结，但显然有更多事更值得人气结，于是我拖着腿径直瘸向属于我的那群。
上天有饥馑，我们有教育。我受过教育。不是吹牛，不辣那样咋呼只能分到一颗铁花生米，我们这些有教育又有军纪的，则成立了觅食小组，一群人觅食好过一个人觅食，反过来说，一群人挨饿总好过一个人挨饿。日军把我们打散了，食物把我们重新聚合在一起。我是这个组的副组长，他们是我的组员。
郝兽医在为蛇屁股检查他胳膊上的一块溃烂，他是望闻问切加摸心脏看舌头，主观加客观地乱用，可以说他用尽一切在无器械情况下能用的诊疗手段，但没有任何治疗手段。老头子五十六岁，或者说，才五十六岁，就被我们不客气地称为“老头子”和“老不死”。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医生。没人知道他算医官还是算医兵。做老百姓时匆匆赶往战场救助伤兵，然后被伤兵裹挟进溃军大潮，套件军装，便成军医。他的医术很怪，三分之一中医加三分之一西医，加三分之一久病成医。他从没治好过任何人，所以我们叫他兽医。
蛇屁股及旁边在等待的两位候诊者也只是聊胜于无地在打发时间。他们希望得到治疗的心愿是虔诚的，但对眼前这位医生他们是不信的。
蛇屁股横挎在后腰上的那把菜刀，脖子上挂了根绳子，绳子上串着蛇牙，牙的主人早进他肚子啦，而这玩意儿被他当驱邪留了下来。广东佬儿蛇屁股为人所知的事情只有三件：一、他打过淞沪之战，老兵；二、附近能找到的蛇已经被他吃光了；三、他把菜刀放在身上，因为他爱做饭，因为放别地儿就会被摸走，因为没饭可做的时候，菜刀可用于自卫。
豆饼瞪着眼睛被几个人围在中间，他在做实验小白鼠，他从要麻手上的一把草中间择出一些，一根根嚼，千万别以为他无聊，他真指望那能充饥，只是从表情上看他也在怀疑人能把这当成食物。这是个十九岁的河南佬儿，五年前他下地割麦子，被某连长征做马弁，开始生平第一次远足，至今没能结束。他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从没到过的地方。
要麻在观察，表情随着豆饼的表情变幻而变幻，尽管他仍坚挺着给豆饼以鼓励的表情，但如果不是那两位旁观者抱着一种“反正不是我吃”的心态，仍在给他手上加入新的草本植物，他可能早已中断了这的研究。川兵要麻和湘军不辣是磕头换贴的弟兄，但要麻远比不辣来得谨慎，所以不辣在外边叫嚣而他在这里吃草，所以不是他吃而是豆饼吃，所以他是下士而不辣是上等兵。
我屁股后的康丫开始他的又一轮索取，“有火的没？”
他问的是郝兽医，郝兽医掏出一个布包，里边妥帖地放着干燥的火柴和其他什物。康丫有了火，叼上了烟屁，开始在身上摸索从我衣服上拽走的扣子。康丫是这个山西佬儿的真名，我们热爱这个名字，因为它比绰号更难听。算命的说他若叫男儿名会活不过三十岁，但换了名后康丫坚信自己活不过二十五岁，他今年二十五岁。他这回问对了人，郝兽医治不了人，可总在收集别人也许用得上的什物。
康丫执着地继续着他二十五岁人生的没完没了，“有针线的没？”
郝兽医收好一个包，打开另一个包。这包里是针头线尾，甚至被老头儿细心地分了好几种型号和颜色。康丫属于那种没得给不会生气，有得给不会言谢的主。我擞开了他的屁股，打算挤在郝兽医和蛇屁股中间坐下。
迷龙在那边鬼叫：“我整死你！”
他那边发生了一件小事：迷龙终于不耐烦李乌拉的磨唧，在一声暴骂中转过身来，用肘弯夹住了李乌拉的脖子，在他后脑上狠捶了两下，并且还没忘了对羊蛋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派：
“啥玩意儿嘛？苍蝇？——不玩了，你去搬货。”
羊蛋子屁都没得一个就去了，迷龙对他的统御力是拳头上的也是物质上的。迷龙放开了手，李乌拉直挺挺地躺下，迷龙回到自己的躺椅上，李乌拉扶着墙蹒跚出去。
这只是小事，我继续坐实我的屁股，而郝兽医帮康丫找到了他要的针线。
我们尽量不看迷龙，但我们又没法不看迷龙。东北佬迷龙和东北佬李乌拉是有着宿怨的，好像是李乌拉做排长时虐待过上等兵迷龙，后来又把整个东北排断送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迷龙今昔对比，他是此地三朝元老、黑市老大、赌棍、恶霸，有拳头和罐头、概不赊欠的衣服和食物。尉官和校官们很想恢复尊严，可如果他说校尉服可换罐头，我们立成赤身裸体，那只好免谈尊严。好吧，反正迷龙也当我们不存在了，我们确定他不会再起来揍谁时，也就不再关心他了，反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换的东西。
康丫已经脱了衣服光着上身，但根本是连穿针引线的本事都欠奉，他开始跟我磨唧，“帮我缝吧？”
“缝你那嘴。”
但是自有人帮他缝。郝兽医把衣服拿了过去，熟练地穿上了针开始缝扣子。
“今天吃什么？”我向着我们中间最有数的人发问，郝兽医便从针线活上抬眼，豆饼仍在那里艰难地尝试百草，他几乎是台会听任何人话的机器。
“副组长是你。你不知道我会知道？”然后老头子忍无可忍，发他并不吓人的老威，“你们别玩儿豆饼啦！真当牲口吃的东西人就能吃啊？”
要麻呵呵地乐，“试试嘛，他不是没事嘛。”
豆饼忙不迭地点头，“没事，没事。”
但要麻几个总算拍着豆饼，让他吐出那些已经嚼烂了的草本纤维。
我不关心这些，尽管我在东张西望，但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关心在我这副组长不承担太多的情况下我们能有吃的。“组长呢？问组长吃啥。”我问。
蛇屁股指了一个从我的角度不好看到的角落，“唔讲了，个无笱用的想煲木头汤给我们吃。”
我转过头看到了我们的组长阿译，他在那个角落里浇他养的一棵花树。在这样的境况中那样细微地浇一棵花树近乎有病，但阿译就在做这件事。阿译，我们中间军装最整洁的一个，如果我是落落寡和，他则干脆是自闭。他浇着那棵花树，甚至看着一只像他一样和这片灰头土脸格格不入的蝴蝶，似乎那是他全部的世界。忧伤在他身上并不让人同情，因为他的忧伤让人觉得抑郁——他看起来与这世界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并非说他是一种简单的娘娘腔，而是一种更致命的永远无法投入，却又永远飞蛾扑火般的投入。少校阿译，来自锦绣的江南之地，三青团员，某军官特训团成员。别被名牌吓到，他是这唯一的校官没错，可也是这里唯一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青瓜蛋子。听着远远的炮声，一路从老家退到这里。现在他信奉和恪守的那些都已经碎散了，他试图用他并不存在的能力和个人魅力让我们重建信仰。
这就是全部了，大溃退之后我身边剩下的全部。
康丫的问话结束了我悻悻的张望，“有吃的没？”
破旧的军车从收容站外拖泥带水地驶过，喇叭声在做着鼓舞士气的宣读。禅达因为充斥了太多溃兵而正在成为一座混乱的军事化城镇。
“……倭军之三十三师团使用迂回穿插之战术，以两连队兵力攻占拼墙河南北，而我远征之军以寡击众，披肝沥胆，做浴血之战，解救同盟之英吉利军七千余众，夺回记者教士五百余众……。”
它所说是四二年四月中的仁安羌之战，第一次滇缅战役中难得的胜仗，但这与我们这些收容站里的弃兵有什么相干呢？
阿译终于开始履行他一个组长的职责，他刷刷地在一块木牌上写字，但用身子把写的字挡了，他写完了我们也看不见，因为他把木牌反着放了。
我们拉了个开小会的架势，看着。我们很不耐烦，大多数人脸上带着“我真是太给你面子了”的表情，这让阿译紧张，他喉头蠕动，眼神有些发散，他求助地看我，而我在眼观鼻，鼻观心。
杜绝热情和永不言信，是我这种人为落拓人生掘就的散兵坑。可阿译没打过仗，只会把自己扔在射界之内，永远神经质的紧张，生活没给他好事，他闭上了眼，偏还说一片光明，因此他的命运非常清晰，就是永远面对我们的否定。
在否定面前阿译几乎连控制语音高低的能力都要欠奉，经常在假声中带出一个失控的尖声，他边说话边用写字的那块白灰在地上做无意义的划拉，连他自己都在摧毁自己的自信。
“我军即将大捷！这是肯定的！——我在上边的朋友告诉我……。”
康丫连挠痒带哼哼，“谁在上边有朋友？”
蛇屁股很高兴地接话茬儿，“上边，上边。天上。死的。”
呵欠来自要麻，几乎看得见喉管，这样夸张的呵欠要表示的绝不是睡意。
阿译，不可否认，他有时很坚强，“……中华铁军、美利坚之盟友、英吉利之盟友……”
蛇屁股开始表演哑剧，扑捉一只盘旋在豆饼头上的并不存在的苍蝇，并且在下手时打得豆饼发出一声惨叫。郝兽医拉蛇屁股坐下，那不是为了阿译，是因为蛇屁股下手太重。
要麻警告蛇屁股：“你不要欺负他。”
